写此文时,我在南京,准备参加周末举行的“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
程千帆先生是谁?国内知之者甚少。然而如果我引用澳门大学邓国光先生的说辞——“当今研治国学有成之年轻学人,半出千帆先生门下”,也许您就有个概念,并对程先生增添几分敬仰!
程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多校,1947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年不到四十岁,便有学术著作出版,并栽培了学术人才。可惜的是,1957年程先生被划为“右派”,长期受到监视和批斗。直到1974年才获得平反,但已被打为“武汉市街道居民”。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派员赴武汉邀请,让程先生以65岁高龄重返工作岗位,到南京大学任教。
程先生回南京大学只开出两个条件:可以专心写作,可以好好带学生。就是这样的晚年余霞,照亮了许多人的学术生命,让古代文学的薪火得以绵延。
程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说“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沉沦下去”,“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你们让我这样下去,我不服”。就是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对传统的珍惜,对自己的尊重,使他重新振作,写就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栽培了不少顶尖的才俊,成为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的卓越“学科带头人”。
程先生于2000年去世。遗嘱曰:“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但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能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我辈生得晚,无缘亲近大师,蒙受耳提面命之教;可是却又何其有幸,得以投身程先生的高足张宏生教授座下,成为程门第三代弟子。
张师指导我们,不忘常提师门遗训,强调南大的传统和学风,叮嘱我们做学问要踏实,要打好基础。打基础,其实就是养成良好的治学习惯。譬如说治学要避“大、空、假”,不要操之过急,要从细处做起,一点点积累。最重要的当然是传授师门开创的“两条腿(文献学和文艺学)走路”的治学法。毕竟光会搞文学批评,而不会搜索、整理、鉴别材料,是不行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文学本来重视的就是感性的体悟。可是,一旦落实到学科的研究,就不能只靠感性的抒发,自说自话,忽略科学的根据。程先生说过:“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考证的过程,也要注重操作的规范,凡是引书,如果原书在,就应该设法找到原书,不用他人的引述;如果原书亡佚,被迫要引述其他书的转述,就得细心考证其真伪,有所辨证的取舍。引书一定要完整、准确、可靠。此外,还要懂得辨雅俗。所谓雅,是原始的、权威的;俗则是第二手的资料。用第一手资料,即使错了,也有根据。如果无法找到第一手资料,也要明明白白写出根据谁的书引出,好有个对证。
张师传授的,不单是治学的方法,还是治学的态度。方法知道后,会有个明确的努力方向。我在南京学习三年,不敢说就此驾驭此道,但虽不可致,心向往之,我会遵守师门训导。至于态度,则是明白后就可以摆正过来的。
得以程门再传弟子身分出席太老师的冥诞,倍感荣幸,也万分珍惜。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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