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高僧传》收录的高僧，其“高”的标准是什么？
我想，除了身体力行之外，更重要的是高僧必须拥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为了佛教的传扬，为了众生的解脱，高僧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全身心的开创一些不为时人所器重的事业。
东晋僧人道安（312-385）就具备这些条件。
同期的佛图澄就赞他具“远识”。近代佛教学者吕澂先生说得更具体：“道安，在宗教上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研究学问上也很笃实；他的知识面广，对玄学也有相当的造诣。但是他不像支道林那样，与名士们混在一起，走清谈的路子；也不像竺法汰那样，逢迎权臣贵族，奔走于权贵之门；更不像支敏度那样，把学问当成儿戏，随便立宗。道安是作风踏实，为着寻求他心目中的真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是的，高僧就是要有脱俗的眼光，不该只是向世俗认同。生于格义佛教畅行的时代，道安反对佛教格义化；处在玄学盛行的时代，道安并不只求与名士论学。
其实，道安自小就表现出其过人的气质。《高僧传》记载他十二岁出家，可是因为形貌丑陋，不为师父所看重。他被赶到田里干活，三年中克勤克俭，没有怨言。稍长，向师父要求经书阅读，师父给他一本五千字的《辩意经》。他带到田里耕作，利用空档时间阅读，傍晚回来，就把经书还给师父了。第二天，师父给他近一万字的《成具光明经》，他也是一样一天便读完。师父拿着经文考他，竟可对答如流。
先天的禀赋并不能确保一个人的成功。像道安如此小时了了的，一不小心，就要成为名流，为盛名所累。过人的眼光，确定了道安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代高僧，更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下了深厚的基础。
总括他一生的事业，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他创设了佛教的目录学。当时佛教的经文翻译很多，莫衷一是。如此流传下去，经文越多，佛教就越失真，盖因经文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者比比皆是。经录记载的就是当时候流传的经文，注明译者和流传概况，同时还要点题说明此经大义，让后人有个明确的参考。虽然道安的经录失传，但是梁代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就明言把道安录收在其第二部分。编目这种工作，繁琐乏味，但是对后世却很有参考价值，有助佛教证其源流，明辨流变。
第二是他订立了佛教僧团的规范。《高僧传》记载道安在襄阳时，每每说法，则“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因此，“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他订立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就见到效果，如习凿齿说：“释道安……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道安订下的规范失传，但是他倡导的沙门当以“释”为姓的规则，却流传到今天。
道安有过人的眼光，才能开创大事业。大事业的标准是什么？利人未必利己的事业是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12/2009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2011年7月14日星期四
【118】语音教学
小学老师经常向我投诉他们不会采用新的拼音教学法教导小学生学习汉语拼音。
所谓“新的方法”指的是“整体认读汉语拼音音节”，也就是说看到汉语拼音gua，就要读出“瓜”，不再采用过去的二拼（g-ua）或三拼法（g-u-a）。这套方法最初由大陆的学者研究实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已倡导。例如张一清，佟乐泉发表的〈整体认读汉语拼音音节教学实验报告〉（《语文建设》，1988）具体说明尝试的原因、方法，还列出实验过程和成果报告。
教育界倡导语音教学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教育需求的整体改变的缘故。发展趋势促使我们不得不让孩子们提早识字阅读，如果依然墨守成规，局限在“先教拼音，再学汉字”上，恐怕我们的教育要落在时代的后头。
拼音教学法的改变，不过是方法的改变，原本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强加规定，乃至误导教师，以为拼读法已经过时而不适用，乃至连声母、韵母都不教了，这却是本末倒置的误区。用前教育部课程发展司何科长的话说，就是会误导一代国民！
我最初正视这个问题，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教授来马讲学的时候。当时我向他询问中国大陆小学当前的拼音教学问题，因为我被告知“大陆已经全面采用整体认读法”。朱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不正确，也许有些地方采用，但不是全部采用。他还提醒我这样的教学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以后的孩子面对古诗词时要吃亏。
是的，语音一向注重“声母、韵母、声调”。翻开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专著，他研究语音的方向也是环绕着这三方面看待。例如他列出中国历代的音系表，就是按声母、韵母、声调谈论（《汉语语音史》）。不学习声母、韵母（简称声韵），如何再去接触古代的音韵学？
现存最古的韵书是《广韵》，即便之前的《切韵》《唐韵》，收录的都是反切法。所谓反切，就是上字代表声母，下字代表韵母。例如冬字，是“都宗切”，也就是说冬的读音是都的声母（d）加宗的韵母（ong）。如果不熟悉声韵，也就无从翻查古代语音工具书了。
汉语中存有大量的“双声叠韵词”，可以加强语言表达的和谐性和音乐性。双声指的是一个词语采用的两个字都用相同的声母，如慷慨、犹豫、流利等是；叠韵则是采用韵母相同的字来组合成词，如徘徊、汹涌、彷徨、憧憬等。没有基本的声韵学知识，要如何掌握双声叠韵词语的奥妙？至于古诗词中的押韵，更是无从摸及了。
大陆早期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年级汉语拼音教学便清楚列明规定：“能读准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的音节学会拼音方法，能熟练地拼读音节，有条件的可以逐步做到直呼音节，学读轻声。”为实现这一标准，汉语拼音教材则涵盖“23个声母、24个韵母、16个整体认读音节、声调。能够默写声母、韵母，抄写音节学会拼音方法，能准确熟练地拼读音节。有条件的班级，可逐步做到直呼音节。”
从上述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教学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要符合具体的学习情况。学生掌握了基础后，才逐步提高要求，让学生学习更多更好。
我比较纳闷的是，我们的教学法，还是停留在要他人指示和规定的阶段，不能开展各自的风格，也缺少了行动研究的习惯，理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还不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11/2009
所谓“新的方法”指的是“整体认读汉语拼音音节”，也就是说看到汉语拼音gua，就要读出“瓜”，不再采用过去的二拼（g-ua）或三拼法（g-u-a）。这套方法最初由大陆的学者研究实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已倡导。例如张一清，佟乐泉发表的〈整体认读汉语拼音音节教学实验报告〉（《语文建设》，1988）具体说明尝试的原因、方法，还列出实验过程和成果报告。
教育界倡导语音教学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教育需求的整体改变的缘故。发展趋势促使我们不得不让孩子们提早识字阅读，如果依然墨守成规，局限在“先教拼音，再学汉字”上，恐怕我们的教育要落在时代的后头。
拼音教学法的改变，不过是方法的改变，原本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强加规定，乃至误导教师，以为拼读法已经过时而不适用，乃至连声母、韵母都不教了，这却是本末倒置的误区。用前教育部课程发展司何科长的话说，就是会误导一代国民！
我最初正视这个问题，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教授来马讲学的时候。当时我向他询问中国大陆小学当前的拼音教学问题，因为我被告知“大陆已经全面采用整体认读法”。朱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不正确，也许有些地方采用，但不是全部采用。他还提醒我这样的教学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以后的孩子面对古诗词时要吃亏。
是的，语音一向注重“声母、韵母、声调”。翻开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专著，他研究语音的方向也是环绕着这三方面看待。例如他列出中国历代的音系表，就是按声母、韵母、声调谈论（《汉语语音史》）。不学习声母、韵母（简称声韵），如何再去接触古代的音韵学？
现存最古的韵书是《广韵》，即便之前的《切韵》《唐韵》，收录的都是反切法。所谓反切，就是上字代表声母，下字代表韵母。例如冬字，是“都宗切”，也就是说冬的读音是都的声母（d）加宗的韵母（ong）。如果不熟悉声韵，也就无从翻查古代语音工具书了。
汉语中存有大量的“双声叠韵词”，可以加强语言表达的和谐性和音乐性。双声指的是一个词语采用的两个字都用相同的声母，如慷慨、犹豫、流利等是；叠韵则是采用韵母相同的字来组合成词，如徘徊、汹涌、彷徨、憧憬等。没有基本的声韵学知识，要如何掌握双声叠韵词语的奥妙？至于古诗词中的押韵，更是无从摸及了。
大陆早期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年级汉语拼音教学便清楚列明规定：“能读准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的音节学会拼音方法，能熟练地拼读音节，有条件的可以逐步做到直呼音节，学读轻声。”为实现这一标准，汉语拼音教材则涵盖“23个声母、24个韵母、16个整体认读音节、声调。能够默写声母、韵母，抄写音节学会拼音方法，能准确熟练地拼读音节。有条件的班级，可逐步做到直呼音节。”
从上述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教学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要符合具体的学习情况。学生掌握了基础后，才逐步提高要求，让学生学习更多更好。
我比较纳闷的是，我们的教学法，还是停留在要他人指示和规定的阶段，不能开展各自的风格，也缺少了行动研究的习惯，理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还不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11/2009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
【117】漫谈语音
鸠摩罗什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梵语和汉语早期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梵语可以吟诵，汉语不行么？汉语早期不注重声调么？
声调，指的是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何时开始有声调的存在？现在仍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上古汉语也该有声调的区别，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诗》那样的伟大作品。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的调值又如何，则还待更深入的研究。相对的，中古语音的声调区别比较有共识，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四声三问〉）。这个“孤明先发”的说法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参与讨论，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都有。这些研究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当时的四声是平、上、去、入，并不是近代语音的阴、阳、上、去。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距离鸠摩罗什的时代已经有两三百年了。可见，当时罗什等人的翻译，不但要翻译出佛典的原意，还要注意音韵的和谐，以便吟诵。这肯定是项艰辛的任务。明乎于此，我们更要钦佩罗什等翻译学家的贡献。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一种普遍看法——“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国学季刊》，1923）。
毫无疑问的，声调在汉语语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声调，语音学中还包括了字音，也就是声母和韵母的发音。如果声母和韵母结合起来的发音，我们就只是依据相关部门的规定读出就是。例如台湾人把“垃圾”读成“乐色”（lese），中国大陆却读成拉鸡（laji），您不能说台湾人错，大陆人对，这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一种规范而已。相同的，上古、中古、近古乃至现代的读音，都会有差别，这种差别也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主事人提出的规范问题。我们不能用现代读音来分析古人的音韵标准。例如我们在看古诗词时，往往会觉得有些文字没有押韵，或者押韵不公整，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对古代的语音了解不够的关系。
多年前，我就对《心经》的最后一句“菩提萨婆诃”感到有点纳闷。对照梵文，这句是Bodhi svaha，为何va字要译成婆？丝哇哈不是更好的音译么？就连精通梵文的玄奘大师也如此翻译，这就奇怪了。后来有机会见着唐作藩教授，向他请教，才知在中古语音中，婆的声母发音是近于b+wa的，读起来就近于梵文了。
有些滞泥于师父的读音才是对的佛教徒，是不明白这种语音的转变会造成佛经语文发音的不同的道理。
现代语音，我们只是讲求规范。古代语音，我们却得具备专门的知识，而且要通古代语音的发音系统和标志，才能掌握。没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就不该妄谈古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11/2009
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梵语和汉语早期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梵语可以吟诵，汉语不行么？汉语早期不注重声调么？
声调，指的是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何时开始有声调的存在？现在仍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上古汉语也该有声调的区别，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诗》那样的伟大作品。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的调值又如何，则还待更深入的研究。相对的，中古语音的声调区别比较有共识，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四声三问〉）。这个“孤明先发”的说法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参与讨论，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都有。这些研究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当时的四声是平、上、去、入，并不是近代语音的阴、阳、上、去。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距离鸠摩罗什的时代已经有两三百年了。可见，当时罗什等人的翻译，不但要翻译出佛典的原意，还要注意音韵的和谐，以便吟诵。这肯定是项艰辛的任务。明乎于此，我们更要钦佩罗什等翻译学家的贡献。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一种普遍看法——“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国学季刊》，1923）。
毫无疑问的，声调在汉语语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声调，语音学中还包括了字音，也就是声母和韵母的发音。如果声母和韵母结合起来的发音，我们就只是依据相关部门的规定读出就是。例如台湾人把“垃圾”读成“乐色”（lese），中国大陆却读成拉鸡（laji），您不能说台湾人错，大陆人对，这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一种规范而已。相同的，上古、中古、近古乃至现代的读音，都会有差别，这种差别也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主事人提出的规范问题。我们不能用现代读音来分析古人的音韵标准。例如我们在看古诗词时，往往会觉得有些文字没有押韵，或者押韵不公整，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对古代的语音了解不够的关系。
多年前，我就对《心经》的最后一句“菩提萨婆诃”感到有点纳闷。对照梵文，这句是Bodhi svaha，为何va字要译成婆？丝哇哈不是更好的音译么？就连精通梵文的玄奘大师也如此翻译，这就奇怪了。后来有机会见着唐作藩教授，向他请教，才知在中古语音中，婆的声母发音是近于b+wa的，读起来就近于梵文了。
有些滞泥于师父的读音才是对的佛教徒，是不明白这种语音的转变会造成佛经语文发音的不同的道理。
现代语音，我们只是讲求规范。古代语音，我们却得具备专门的知识，而且要通古代语音的发音系统和标志，才能掌握。没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就不该妄谈古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11/2009
2011年7月5日星期二
【116】态度决定成绩
普遍上，我们都相信“愈后愈圆满、愈究竟”的说法。
可不是么？先发者虽然创意受肯定，但是因为没有前车可鉴，所以做出来的成绩总会有局限，会为后来者超越。后发者占的优势是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面，往前更走一步；因为有前人的成绩作参考，所以他们大可修正他人的错误，精益求精。
可是事实却往往不是如此。要不然，古人古事一定要受历史淘汰。
我们举个例子：《金刚经》是佛教徒熟悉的经典。但是，打开《大藏经》，我们发现有很多个版本的《金刚经》。通行的至少有六个版本：分别有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达摩笈多、玄奘、义净翻译的。鸠摩罗什的是在公元402年译出的最早版本，义净的则是在三百多年后。可是，今天佛教界里传诵的版本却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如果说以人们接受的普遍率来定输赢，鸠摩罗什这位先驱肯定大获全胜。有趣的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并列为中国四大译经家，偏偏却是最早作翻译的印度人胜出。
中国广大群众长时期接受外国人书写的汉文经典？没错！因为那个外国人是位千古难遇的高僧——鸠摩罗什！
文献记载，鸠摩罗什学习汉语是在被吕光扣押的那一十七年。那段时间的鸠摩罗什根本不像一位出家人，有女人做伴、有骑牛奔马的日子，就是没有弘法布道的机会。可是，个人的品质就在恶劣的环境考验下更能表现出来。大师不因环境而埋没，他利用机会学习汉语，以备日后之需。
鸠摩罗什来华之前本就是成名的高僧。他曾经慨叹说：“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毘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意思是说如果他自己创作大乘论典，成就不会比迦旃延等人低，只可惜身陷中原，没有了这个开创的园地，只能当只折翼的飞鸟。虽然如此，他却没有自暴自弃，为了大法的流传，他入住逍遥园，从事翻译工作，以期向中原人士介绍大乘佛教。
罗什的翻译理念是以读者的接受能力为依归。读者的语言习惯、鉴赏能力都要考量。所以他倡导“依实出采”，也就是既要尊重原文的意思，又要具有文采。他翻译出来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维摩》《大智度论》等，不但传达了大乘佛教的思想，也丰富了佛经文学的内容。他的译文或增或削，务求达意；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或因汉人好简，裁而略之；时而一言三复，精求原意。这些都在在反映鸠摩罗什传译上惨淡经营的苦心。
其实，若说一个外国人有那么大的能耐，足以影响中国哲学与语文，那是夸大的。罗什的翻译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也得归功于当时国内名僧的参与。鸠摩罗什个人的魅力，吸引了诸如僧䂮、僧肇等八百多位杰出的僧人投靠，参与佛典的传译工作，就连当时的成名高僧如道生、慧远，也常虚心请教法义。罗什译经的过程，除了校勘旧译，还有口述原典，让大家辩论细节，才执笔记录。由于门下既精教理，兼善文辞，所以执笔时都能相得益彰，成为千古传诵的佳文。
罗什在长安只有短短十年时间，影响力却是数百年而不衰的。这与他个人的品质、视野、处事态度脱离不了关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11/2009
可不是么？先发者虽然创意受肯定，但是因为没有前车可鉴，所以做出来的成绩总会有局限，会为后来者超越。后发者占的优势是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面，往前更走一步；因为有前人的成绩作参考，所以他们大可修正他人的错误，精益求精。
可是事实却往往不是如此。要不然，古人古事一定要受历史淘汰。
我们举个例子：《金刚经》是佛教徒熟悉的经典。但是，打开《大藏经》，我们发现有很多个版本的《金刚经》。通行的至少有六个版本：分别有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达摩笈多、玄奘、义净翻译的。鸠摩罗什的是在公元402年译出的最早版本，义净的则是在三百多年后。可是，今天佛教界里传诵的版本却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如果说以人们接受的普遍率来定输赢，鸠摩罗什这位先驱肯定大获全胜。有趣的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并列为中国四大译经家，偏偏却是最早作翻译的印度人胜出。
中国广大群众长时期接受外国人书写的汉文经典？没错！因为那个外国人是位千古难遇的高僧——鸠摩罗什！
文献记载，鸠摩罗什学习汉语是在被吕光扣押的那一十七年。那段时间的鸠摩罗什根本不像一位出家人，有女人做伴、有骑牛奔马的日子，就是没有弘法布道的机会。可是，个人的品质就在恶劣的环境考验下更能表现出来。大师不因环境而埋没，他利用机会学习汉语，以备日后之需。
鸠摩罗什来华之前本就是成名的高僧。他曾经慨叹说：“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毘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意思是说如果他自己创作大乘论典，成就不会比迦旃延等人低，只可惜身陷中原，没有了这个开创的园地，只能当只折翼的飞鸟。虽然如此，他却没有自暴自弃，为了大法的流传，他入住逍遥园，从事翻译工作，以期向中原人士介绍大乘佛教。
罗什的翻译理念是以读者的接受能力为依归。读者的语言习惯、鉴赏能力都要考量。所以他倡导“依实出采”，也就是既要尊重原文的意思，又要具有文采。他翻译出来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维摩》《大智度论》等，不但传达了大乘佛教的思想，也丰富了佛经文学的内容。他的译文或增或削，务求达意；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或因汉人好简，裁而略之；时而一言三复，精求原意。这些都在在反映鸠摩罗什传译上惨淡经营的苦心。
其实，若说一个外国人有那么大的能耐，足以影响中国哲学与语文，那是夸大的。罗什的翻译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也得归功于当时国内名僧的参与。鸠摩罗什个人的魅力，吸引了诸如僧䂮、僧肇等八百多位杰出的僧人投靠，参与佛典的传译工作，就连当时的成名高僧如道生、慧远，也常虚心请教法义。罗什译经的过程，除了校勘旧译，还有口述原典，让大家辩论细节，才执笔记录。由于门下既精教理，兼善文辞，所以执笔时都能相得益彰，成为千古传诵的佳文。
罗什在长安只有短短十年时间，影响力却是数百年而不衰的。这与他个人的品质、视野、处事态度脱离不了关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11/2009
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115】可翻可不翻
肯德基早前推出一个广告词We do chicken right，中国大陆有人将之译为“我们做鸡是对的”，引发笑话。其实类似的笑话常见，例如菜谱中的“咖哩鸡扒饭”变成curry chicken picks the rice等。看来是民间滥用电脑辞典擅自按词翻译了，要不然不会出现将“餐厅”译成Translate server error的。
有人因此而做出结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很差。这个说法有缺公允。
其实，中国人注重翻译的起源很早，最具规模的翻译事业就是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了。
由于世界的开放，今天我们有机会接触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学问，有人在接触巴利文佛典后，竟然大放厥词，说汉文佛典不可信，是古人伪造的。问其故？乃不知玄奘的西行，更不晓鸠摩罗什的东来了。没有认真接触过汉文佛典，却否定汉文佛典的价值，这种态度实太轻率。
中国古代译经家，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所以被尊为“四大译师”。当时的译经事业，不全然是个人的事，而是由国家敕令，规模往往很大，因此，经题后题署“奉诏译”。
除了单译，经典还有重译的。之所以出现重译，是因为当时流传在印度、西域的经典，反复流传，且是口耳相授，没有文本。所以，一旦有发现不谐调的地方，便有同本再译的工程出现。这造成一些经典的内容略有差异，篇幅也不尽相同。
翻译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鸠摩罗什来华后，曾针对译经事业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样的说法，仿佛告诉大家经典是无法翻译的。早前的道安有“三不易”，后期的玄奘有“五种不翻”的论调，是不是就说明经典是无法翻译的？其实不然，无论道安、罗什、玄奘，他们都翻译了很多经典。他们的“不可译论”只是有所针对而已。虽然不可翻，却还是要翻；要翻就得讲究方法。
我们看看鸠摩罗什的翻译态度。僧肇说他“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指出为了保留原意，罗什译经是再三考量所使用的字眼。又说“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说明除了要求准确外，还要译文雅正，以便阅读。罗什倡导的是“意译”，但却不是毫无原则的乱译，而是希望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从而为义学方面开辟广阔的园地。僧睿是罗什的著名弟子，他早先师从道安，恪守“五失本”及“三不易”的教诲，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后来他说：“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教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大品经序》）
若深刻领会“文虽左右，旨不违中”的译经思想，您就不得不赞颂罗什的贡献！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11/2009
有人因此而做出结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很差。这个说法有缺公允。
其实，中国人注重翻译的起源很早，最具规模的翻译事业就是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了。
由于世界的开放，今天我们有机会接触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学问，有人在接触巴利文佛典后，竟然大放厥词，说汉文佛典不可信，是古人伪造的。问其故？乃不知玄奘的西行，更不晓鸠摩罗什的东来了。没有认真接触过汉文佛典，却否定汉文佛典的价值，这种态度实太轻率。
中国古代译经家，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所以被尊为“四大译师”。当时的译经事业，不全然是个人的事，而是由国家敕令，规模往往很大，因此，经题后题署“奉诏译”。
除了单译，经典还有重译的。之所以出现重译，是因为当时流传在印度、西域的经典，反复流传，且是口耳相授，没有文本。所以，一旦有发现不谐调的地方，便有同本再译的工程出现。这造成一些经典的内容略有差异，篇幅也不尽相同。
翻译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鸠摩罗什来华后，曾针对译经事业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样的说法，仿佛告诉大家经典是无法翻译的。早前的道安有“三不易”，后期的玄奘有“五种不翻”的论调，是不是就说明经典是无法翻译的？其实不然，无论道安、罗什、玄奘，他们都翻译了很多经典。他们的“不可译论”只是有所针对而已。虽然不可翻，却还是要翻；要翻就得讲究方法。
我们看看鸠摩罗什的翻译态度。僧肇说他“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指出为了保留原意，罗什译经是再三考量所使用的字眼。又说“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说明除了要求准确外，还要译文雅正，以便阅读。罗什倡导的是“意译”，但却不是毫无原则的乱译，而是希望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从而为义学方面开辟广阔的园地。僧睿是罗什的著名弟子，他早先师从道安，恪守“五失本”及“三不易”的教诲，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后来他说：“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教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大品经序》）
若深刻领会“文虽左右，旨不违中”的译经思想，您就不得不赞颂罗什的贡献！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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