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个很好的概括，把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点了出来。这个观念普遍被接受，但凡文学史的编撰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体制。不过，由于这一说法没有提到一个朝代的代表性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因此会造成一种片面性的认识，以为唐代只有诗歌，宋有词，元有曲。例如在编写古代文学课程时，我常建议纳入清词，很多人都会惊讶地问“清代有词么”？

其实，清代不但有词，还很有特色，就像宋代诗歌那样，一点也不比唐诗逊色。王国维的概括，只是做个参考，并非绝对。就算是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反思：“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

诚然，每个时代并不只是有一种文体盛行，宋代不但有词，诗歌、散文都很有成就。李渔《闲情偶寄》说：“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我们看到李渔在宋代的诸多文体中，首选的代表文体是“文”，有别于王国维的宋词说。

因此，文学史家倡导在对历代文学的进程研究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应该同时顾及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一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一则是各种文体并立与文体间的交流互动。毕竟一种文体的发展，是不会断然独立的，它一定会从其他文体吸取营养，接受借鉴，以推动自身的发展。

我们以宋诗为例加以说明：宋诗吸取唐诗的养分，却又富于创新精神，形成自己的艺术风貌。文学评论家一般都认为宋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崇尚说理，议论精辟，重理性思辩”。例如钱钟书的《谈艺录》便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不过，钱先生对宋诗的“说理”不太以为然，他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宋诗选注•序》）

宋人本来就爱发议论，最常见的议论文体是散文。像苏东坡的《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本来是一篇悼念友人的散文，是为文同的《筼筜谷偃竹》画卷所写的一篇题画记。但是，在阐述“胸有成竹”的画论之后，苏轼又说：“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从画竹谈到生活，隐藏着深刻的生活实践哲学。

从文到诗，宋人都爱说理。例如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游庐山带出了两重哲理。前两句说明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必拘泥一格；后两句启示人们观察事物要置身其外，不要一味主观以致看错事物的本来面目。

苏轼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富有哲理的诗歌多不胜举。像《琴诗》也是：“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借琴揭示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对立统一，二者缺一不可的缘起哲理，予人深思。

因此，我们在接受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当儿，还要横向看同期文体的相互交融，以及纵向看前代同一文体造成的影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