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谈过环境对我们成长的重要性，今天续谈掌握方法的重要。
莫砺锋教授给博士生上课时，做了这样的开场白：“过去，程千帆先生只为我们开过两门课：校雠学和杜诗。前者指导我们如何收集和整理资料，后者则具体教导我们如何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我觉得这两门课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我也讲杜诗，功力当然无法与程先生媲美，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指导大家如何开展一个课题的探讨。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课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要学习方法。”
校雠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如何整理的学科。程先生的治学之道是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兼顾文献学和文艺学。其中，文献学是基础，因为只有在充分掌握文献的流变下，才能正本清源，客观准确地分析古代文史问题。要掌握文献，还得先学校雠。
我辈生得晚，无缘承受程先生耳提面命，但程先生留下的《校雠广义》却让我们有幸接受先生的熏陶教诲。《校雠广义》分为校勘编、典藏编、版本编、目录编四部，是当今古代文史研究的入门必读著作。
只有掌握足够的文献知识，我们才有发语权，说话才不流于肤浅空洞，论述也不至于主观武断。由于重视文献的缘故，师门训导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要加以铺陈排比，夸夸而谈。
我的博士指导老师这样教我：“不要急着发表文章，没有足够的材料，不写文章也没关系，先重视阅读，掌握学术的渊源与流变为是。要探讨一个课题，先了解其背景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同期的相关文献一定不可以放过，以免影响对课题的理解程度。横向的功夫做足以后，还要纵向探讨，了解相关课题的探讨中，前人说过什么话，后人又做了什么评论。占据了充分的材料，一个人才有发语权。”
这是老师给我的导航。可是，叫我纳闷的是老师却又以我是“外国人”为由，给予通融同情，在协助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竟然建议我做“梁启超的小说”。老师如此设想的原因是考虑到我的古文基础，以及我对古代文献的掌握程度。
在多番衡量后，我拒绝了。因为我很希望自己也可以跻身成为程门第三代弟子，学习师门的治学方法。梁启超是近代人，其“饮冰室”留下的材料虽也不少，近世更有不少人研究和评述其著述，在材料的掌握上或许不是问题，但我觉得我即使充分掌握梁先生的学术渊源，日后我依然不是称职的“古代文学博士”。
我向老师表达了我的想法。老师又给我另外一个建议，研究古代小说中的因果观的演变。这是因为老师知道我对佛学有涉猎，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比较容易切入。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内容恐怕流于空疏，自说自话，很难避免生搬硬套的庸俗做法。我一向以学界评论《金瓶梅》是“阐述佛教因果的小说”为耻。
老师对我的宽容，更加激化我要学习从文献入手学习的意愿。
后来，我选定了研究专书梁代的《高僧传》，以不预先设想结论的方式去探讨这部书的作者和内容，对比同期或较早的僧人传记，并与当时流行的传记撰述做比较，以说明此书的价值。
欣慰的是，完成论文后，我看到老师满意的笑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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