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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76】单纯的奉献

朋友问我出外演讲,一场收费若干。我说我不收费,不过会要求主办方给我车资津贴,数额多少则看他们的能力。多年来,收过的津贴从100-1000令吉不等。

朋友说:“你不可以这样,要知道现在你有名气,还是博士,哪里可以这样贱卖知识?”

我不置可否,因为我从不以学历为荣。我自小受佛法熏习,只知道为众生而学习,学习更多则可以做得更好,一步步向前,并不是为了要更高利润。至于名气,那是他人给予的,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也不会蓄意回避。我背后还有团队,有点小名气可以帮助团体的建设。

朋友又说:“学校有钱办活动的。你不要,反而利惠了有心人。有些人给你一百,报上去却写一千。你的清高反而促成人家的贪污,造业啊!”这一点我归予因果。记得我工作的第二年便买车,那是一位朋友无条件借的钱。我每个月通过银行还债,有时候因故会断期,便要向朋友道歉,他总不在乎地说:“那是阁下的事。”好一个学佛人,因果本来就是要自己负责的,学佛的重点之一就在这儿。我愿意向这朋友学习。

朋友再说:“不要抱着以前免费弘法的想法,过时了。”是的,三十多年前,一位名律师就在媒体讨论过演讲费这回事。我很认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为我的服务标上价码。我当老师,政府给薪水,理所当然;倘若薪金是按我的工作量来算,上几堂课给多少钱,我想我早就离开。

我虽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奉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价值观。多少年来,我除了工作,余下时间都奉献社会——佛教和教育。有次给佛教会洗肾中心的病黎家属作说明会,一位女士一直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最终她忍不住举手问我从中拿多少钱。我说我们管理委员会是无偿奉献的,一分钱也不拿。怪异眼神霎时不见。

有人通过组织获取回扣,有人用组织之名赢取他人的信任,“这是阁下的事”;我参与公益事业,只想献出我的力量,动机再单纯不过。正因如此,我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也走得更远。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1/2016

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75】不要只提概念

中国特级教师蒋军晶讲课时,点出教育界的一种现象,老师们就是爱谈概念,缺乏实际的操作思考。过后,在一场座谈会中,以蒋老师为首的与谈人大谈他们对语文、语文教学、语文测评的看法。一名与会者在发问时间,不忘调侃蒋老师,说他怎么也只是谈概念,不谈操作。

我觉得这是犯上概念混淆的错误。蒋老师谈的“概念”,并非指专业术语而已,老师要做的并不只是实践,也要懂得教育理论、语文理论,也就是说必须读通许多专业领域里的“概念”。这是基础,不搞好,难以走远。至于蒋老师所谓的“爱谈概念”,指的是一种类似口号的术语。被一些专家或官方引用后,铺天盖地成为流行语,仿佛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必须挂在口中才算入流。早期的如“素质教育”、“语文素养”等,现在的如“翻转教育”、“微课堂”、“学习共同体”、“教室革命2.0”等,泛滥不已。

这种爱谈概念的陋习,我们似乎也不落人后,官方和民间都喜欢。本来这些概念是专家的思想结晶,是一种智慧产品,可是沦落到只剩口号的时候,就成为一线教师的紧箍咒,一听到就要头痛。例如90年代教育部从美国引进思维技能教学(KBKK),推介了十多种思维技巧以及思维图。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每堂课的设计,都要注入思维技能元素,才算达标。可是,真正掌握这种技能的内涵的有多少人,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吗?最终演变成清单式的教学,只要有进行貌似的活动,就算过关。

为何会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培训人员本身对概念认识不够,只是鹦鹉学舌般地传达指示。我曾问过培训官,他对某个思维技能的理解还真限于官方提供的材料,莫说不能举一反三,就连多一个例子他也说不出来;另一方面一线教师也有责任,大家已经习惯了“喂养式”的教学,总是期待官方提供完整的讲义(最好还是课件)以便应用,自己反而不下功夫跟进探索,搞清楚新的概念。

蒋老师批判的现象——只谈概念的确是陋习。一个概念提出时,最初一定是热腾腾、火辣辣,你说我说大家说,最终却难逃冷却的结局。可是,像KBKK这样的概念,真的是一无是处,只是口号吗?有必要像一般事物求更新,而用新的爱丁(I-think)来取代?又或者是我们对这些概念消化不来,不懂如何加以贯彻使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1/2017

2017年1月1日星期日

【74】教育欠缺些什么

华社普遍上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不太敏感。比如师资的培养,自教育大蓝图公布以来,教育部是依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录取师范生。当局划定的标准是只录取成绩前30%的优质生,因此若非考上几个特优的成绩,在网上申请时就被淘汰。

这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师资不足时,当局会开办假期师训班。假期班是特别的课程,录取门槛比较低,主要还是看有关临教的服务经验。自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后,其课程必须符合国家品质机构(MQA)拟定的标准才能受认证,入学有一定的标准必须遵循,不能再随意破例。

针对这种改变,有人认为不妥,因为会考成绩优秀的,不一定会成为好教师。可是,教育界前辈告诉我,以前大英帝国统治的时代,洋人就是挑选会考成绩的尖子当教师。可见,挑选适合的人当教师还是要优先考量的。

说成绩优异不一定有好的表现,这是有道理的。教师长期面对活生生的人,除了知识要好之外,还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处事能力、交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一样不可缺,不然很难把教育工作做好。这些条件都是会考所不考的项目。

有位医生向我吐苦水,他说现在的年轻医生缺少医德,上班时间竟然可以集体去喝早茶。对他们来说,吃早餐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何错之有?偏偏这个行业是强调服务的,岂可如此任意而行?他们可能拥有很好的医学知识和能力,可是过去的学习生涯,并没有教他们奉献的精神。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教育圈子里头。

我觉得这样的欠缺是整个社会作茧自缚的。君不见各个单位都很注重考试成绩?大学录取标准要看成绩,官方颁发奖学金看成绩,就连民间募资的奖学金也看成绩。这么一来,怎能责怪学校竞逐排名,老师不断努力培养考试机器?考试毕竟讲究技巧,如果只是专注考试,聪明的学生学会的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技巧,然后用这种本领去开创他的人生。这过程,也许有更多重要的事项是他们忽略掉的。一个越注重考试的教育制度,就要欠缺更多的精神素养。

教育走向功利,一旦病态浮现了,还可以怪谁?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1/2017

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

【73】自由的教育

我在温州听过苏羊谈她开办的雁山学堂。回来后,我告诉同道有个奇女子,因为女儿不能适应教育体制而自己办学,以给孩子更大的自由。后来发现我低估了她,雁山学堂虽源于一个孩子对自由的渴望,可是现在却给了更多的孩子感受到教育的自由。

常人的印象中,教育就是在学校里头进行的,有老师教,有学生学,最重要的是每年有成绩单派发。苏羊觉得教育可以不一样,她说:“教育难道不能像我们生存其间的大自然那样:有大树,也有小草;有勤劳的蜜蜂,也有整天无所事事飞来飞去的蝴蝶?难道不正是它们的彼此差异才构成一个精彩纷呈、多元的世界吗?”

凭着这样的理念,她倡导“向自然和内心学习”的观点,让老师和孩子处在平等的地位,一同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学习。

传统上我们都要求孩子学习正确的政治观,要敬畏领袖,相信权威。教育是从上而下的灌输工作,孩子的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个“美好”却只是一些坐在冷气房里的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构想出来的精英教育,忽略了更多孩子的需要。于是,我们的教育都采取了淘汰制度,适者才可生存。

按照官方的模式跑的教育是体制内的,走出了这个框架就被称为体制外的。可是,教育不是强调自由,重视创造吗?怎么能要教师只在体制内游走?我是反对这点的,所以有官员把我判为体制外的才落得坦然。其实,不管体制内体制外,最终归结的还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我们要看孩子在受教育后,到底学会了什么,养成了怎样的一种生活观。

像雁山学堂这样体制外的学校,常有人要担心学生未来不能跟社会接轨。苏羊说得好:“我们和孩子共同学习和追求的,是人类最美的那些品质:善良、勇敢、独立、自由、宽容……还有智慧。拥有智慧,就会知道在这个喧哗的世界里,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并且勇敢且优雅地接纳这个世界与自我的所有不完美。”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2/2016

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

【72】比萨的争议

比萨者,PISA是也,全名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它是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举行的一项大规模测验,目的在评估15岁青少年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比萨评比的内容虽然涵盖三个领域,实际上每一届的评比,只是针对一个主要学科。例如2009年以阅读为主,2012年是数学,刚公布的2015年评估则以科学为主。

比萨的试题,并不只是单纯地考核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因此,“生活化”和“应用”是比萨评比的两个关键词。思考、判断和自学能力是评估所重视的核心能力。例如2015年的测试,经合组织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测验,考生需要通过机考来完成答案。在内容上,虽然重点考核的领域是科学,但除了对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进行测验外,同时也加入了对考生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以测量考生对学习的态度、方法和能力,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比萨的作用,就像主持测试的施莱歇尔博士所言,它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接受测试的国家检核自己的教育措施是否跟得上国际的步伐。它们可以通过和其他参与测试的国家对比,了解自己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质量水平,并通过借鉴获得由领先国家在教育领域所展现的优点和创新,划定属于自己国家的更完整的国际教育蓝图。

这样的理想并非完美的。前年,便有80名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联署致函施莱博士,表达他们对比萨推行的忧虑。论点主要是因为经合组织是以经济挂帅的单位,必然以经济发展为考量点。教育却是超越功利的一项大工程,除了国家经济发展,还有更多源自个体发展的事务待开拓。比萨会造成各国争相按其测试方法调整教育政策,甚至在抽样的测试之中催生一些精英,忽略了整体的教育发展措施。

我觉得比萨是有其作用,起着参考的价值。例如我国教育部因为参考上海过去两届排名第一的经验,提倡高阶思维的教学和考试,就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排名毕竟是一个游戏,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头完成的,不能太过在意,更加不能短视得只是追逐一个虚名。

《星洲日报》19/12/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