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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2日星期日

【158】总得有人另辟蹊径

给中学生读《世说新语》的新亭对泣①,对王导在众人为国破山河在而哭泣时的反应,深有感触。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人逆向而行、另辟蹊径,才可以成就大事业。楚囚对泣不但于事无补,还显示出自家的窝囊废。

在大陆留学期间,对前辈学者的风范也深有谛悟。那些在文革期间被下放田间的,虽然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时光,平反后却不提往事。问起那段地狱般的岁月,他们只是淡淡地说“过去了”;再问,他们说:“已经那么多人说了,再说也不过如此。” 是的,再说也不过引起自己的不平衡,何苦再蹉跎岁月?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另辟蹊径者。平反后就以“我要教书”“我要带学生”“我要写作”来弥补那失去的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后,他栽培的学生成了当今学术界执牛耳者,他的著作也成了新学术界必读之作②。

更早时候,我讲《佛在人间》,谈到释迦牟尼的另辟蹊径,不当王子而出家修成大智者,有学生“大受打击”,说破坏他对释尊的美好形象。其实那是因为他神化了佛陀之故。悉达多太子身处憍萨罗和摩羯陀争霸的时代,迦毗罗卫可以做些什么?印顺导师说“这使释尊痛心众生的自相残杀,而有别辟坦途的必要”③是正确的判断。

而今看着华社为统考的问题兜兜转转,我也深有感触。问起“受承认”的实质意义在哪儿,逾半数人说不清;或说是关涉到我国华文教育的前景,那恐怕是把问题夸大了。华小、国中华文班、师范与大学中文系都面对着林林种种的问题,如何把这些问题处理好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为何我们就不能把精力放在这里,而要随过气政客起舞,逼新官走向死胡同?

改朝换代是大事,要如何破旧出新更是头等大事;面对这样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却抱着旧观念,该如何面对呢?我们期望的是另辟蹊径的做法,以期开创出一番新格局。若只要新亭对泣、谴责文革、神化圣者,我们就只好在社交媒体扮演莽张飞的角色,“给我继续骂”好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8/2018
注①:《世说新语》新亭对泣原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注②:1978年夏,南京大學匡亞明校長聘請程先生擔任該校教授,舉家遷往南京,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都有很大改善。程先生開始了新的學術生涯後,為了把過去20年浪費的光陰奪回來。他發奮地工作,12年間(1990年5月程先生宣告退休,實際上退而不休還在工作)他帶出一批批博士、碩士研究生,著作、編輯、整理了十多部書籍,無論在培養人才上,還是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他都作出了突出貢獻。(https://kknews.cc/history/jqlkz6e.html)
注③:印顺《佛在人间》,台北:正文出版社,1971,页1-10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157】你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

那是九七之前的旧事了。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郑良树老师回国,应邀给我们讲个专题。讲座结束前他批评港督居心不良,铺天盖地宣传香港人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用人权来宣传是堂而皇之,但用意明显,是要香港人离心,留个棘手问题给中共。

“你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这句话居然成了多少个午夜梦回时惊醒我的代号。我不知为什么,潜意识感觉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

20年后,我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号召,到处宣说母语教育的重要,台上台下也高呼“你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矛盾吗?梦魇竟然成了圣训。

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后的领悟是不一样的,我已从愤青的激情走向务实的步伐,实事求是地在做着人类文明的传承工作。

近日有部长用粤语发言,有讲华语运动主席提出反对,结果激起涟漪连连。重视人权者开始在网上用方言发文,也有重视乡音的人说方言消失后,广东烧腊、客家扣肉、福州光饼、福建虾面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烧腊、普通扣肉、普通光饼,甚是有趣。

我在南京留学期间,曾有刘姥姥般的经历。同学拿起手机和家人联系,所讲的话我竟然一句也没有听懂。那时才领会到中国方言何其多,我会的那五六种竟然无法帮助我听懂“外语”。

中国同学大多都会说家乡话,即使说普通话也夹杂着乡音。“并存”原来就是那么自然不过的事。强如秦皇汉武,都无法把一个语言灭掉,只能要求书同文,无法做到说同语。我们担心什么?或许救亡容易打造英雄,继承只算是因袭,所以大家比较热衷救亡。

其实 “共同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就有的观念,很不可思议,却又铁证如山。从诗经到乐府,再从唐诗宋词到元曲,韵文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如果没有共同语,韵文怎么可能流传,历代又如何能够赏析?创作者若非有“共同”的观念,继往而开来,数千年的文化如何传承,韵文乃至韵文之外的文章又要如何传递?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失利的时候,可是汉语文却不间断的流传下来,是什么原因?不外就是大家秉持共同语的观念使然。抛弃书写共同语的“传统”,损失的又岂仅是一个语言,还包括这个语言承载的文化资产、智慧结晶。

滑稽的是——已经沦落为少数民族的马来西亚华裔,竟然还有正宫之争。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8/2018

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156】语文促进人类文明

语言的目的是沟通,然而能够沟通的并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会沟通。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少说也有八万年的历史,可是真正走上文明一途的却只有六千年。标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是文字的发明,相传“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汉代人早预见文字会是个伟大的发明。果不其然,有了文字,人类的沟通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思考也不再是从零开始,可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借助他人或前人的脑袋思考。

于是,语文的作用可以扩大到继往开来上,可以吸纳他人的智慧,以及表现自己的心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语言才变成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成为学习上的负担。如果问我要怎样才算驾驭语言,我认为可以听懂他人的话语、读懂别人的文字,及有效应用文字或话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才算达标。语言能力的强弱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其功用上。

语言是社会性的,必有其规范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学习语言便成了一个族群的必须。可是,我们该认识到,这是派生的、次要的,学习语言并不是为了语言本身,而是它背后承载的作用。过于注重语言内部的学习,不但使语言僵化,还使学习变得繁琐、不切实际。因此,我们主张语言的学习是习得的、自然生成的、随着个人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

有老师问我现代汉语语法上有关“同前异后”的规律,希望据此判断关联词“即使……也”的正确用法。我是这样回复的:“不要用语法的概念去判断句子的对错,只能用语法的概念去解释句子的组成规律,但却不可一概而论。关联词是后来才有的,很多时候它在句子中是多余的。例如‘即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三个句子,意思都很清楚,没有歧义,为什么要去辨识哪个才正确?”

以上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常被后出的规律套住自己,舍本而逐末地寻求语言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这种现象在学校曾经很受重视,这并非语文学习的好现象。

现代汉语推行后有一句重要的话往往被忽略——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典范的白话文当然是指名家的作品,他们写的句子都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产物,能清楚表达他们要表达的,句子不会有对和错的分别,语法就是根据他们的句子来作分析归纳。

也就因此,我们倡导让孩子多阅读名家的作品来提高语文程度,不要一头栽进语文的规律上去。这样学习语言既有趣味又从容,语文的功用也更彰显。

《星洲日报·东海岸》29/07/2018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155】语文怎样才算好

首相和教育部长都说英文很重要,要致力提高国人的英文水平。可以预见的是,教育部将会跟进。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如何落实,因为过去数十年,我们的语文教学都不臻理想,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犹有甚者的是我们对语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还没有理清,以盲导盲的现象非常严重。

其实前朝政府也有这个共识,他们也努力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例如认为我们的教科书编写得不好,直接引进外国教材;质疑本土教师的能力,从西方国家引进专才,派往各县教育厅,不但定期主持英语教学课程,还要到学校与老师交流教学方法。这两项需要庞大资金的项目,现今政府或不会取消,因为名堂是“提高英语水平”。

我在州内遇过不少受聘的专才,一方面对他们的待遇惊羡不已,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能力有所保留。他们都是通过合约式受聘过来,所以会像走马灯式的换人。每次到来的专才都有各自的专业,从口才(Talk show)演员到出租车司机都有。他们清楚自己到来的目的吗?他们受过培训吗?他们有一套理论支撑他们所做的努力吗?还是,他们在上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事例折射出的问题是掌权者与执事者都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目标是有,却不知如何落实,也不知怎样才叫落实,没有方向,也没有策略。年前我看到网上一群老师在热烈讨论考试的利弊,一位同道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连A长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样讨论?”话是很刻薄,却很尖锐,有其道理存在。领导人是不是也犯上这样的错误?

语文怎样才算好?有人说语音要发得很正,最好带有主流国国民的腔调(学生时代我们常说slang,即accent);有人说文法要很好,对有关语文的结构和基本知识(grammar)都要通晓;有人说用词一定要合乎规范,积累丰富的词汇(Vocabuarly)才能驾驭语文。于是,这些“有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订课程、设计测评的方法,如此这般去培训新生代。(不但英文如此,其他语文包括国语、华语恐怕都是如此。)

可是,一番折腾之后,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换个领导之后,我们又高喊我们要提高某某语文的能力!亲爱的读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7/2018

2018年7月16日星期一

【154】升格后的师范学院

2014年,民间华教最高机构办了一项华文教育研讨会,其中有个课题是“师资培训的现状与改革的方向”。可是论文论述的只是华社一向关心的师资不足的问题,对师资培训的内容与方向却只字不提。我因此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刊于《星洲日报·新教育》,以让各界了解华文师资培训的转变。

时隔四年,一位师范新课程(PISMP)下毕业的教师撰文谈师资培训,我看了不禁惭愧不已,因为他的观点与我们的理想差距很大,表示我们没有把正确的理念传授给他们。

其一,师范课程进入“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的时代,已经从过去的通识教育(Generalist)改成专科教育(Specialization with general knowledge),学生都有明确的主修科目(major)。这是配合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而设计的。进入21世纪,教育部不但致力提高教师的工资,还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必须依据主修科教学”是明文规定的。可是,有关教师却附和“学校会依据需要指派教师教什么”。

"一名儿科专科医生,被派到乡区任职,因为需要而当妇产科医生。"你有何看法?我们的实况就是如此。纳闷的是,就像电脑班、作业簿的事件一样,就只有华小有这种现象。教育部早就给教师明确标记(tagging),然后提供数据给师范司,让他们依据需要培训新的师资。奇怪的是,这些数字总是被投诉不符合实况,问题出在哪儿?

第二,师范学院升格后授予的是学士(Bachelor degree),不再是过去的职专文凭(Diploma)。因此,师范学院已经进入了国家大专教育体系(Institusi Pendidikan Tinggi),其毕业证书要能和研究所接轨。因此,不管是课程的内容、授课的方式、对学生的要求,与过去须有不同。

当初课程编订后咨询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意见。一名卓越老师就坚持语音课不可以减少,必须增加到过去的比例(旧课程的结构由教学法、文学、语音、语法组成),这是不了解大专与职业课程有差别的关系。大专课程的设定与传授,不能只是依赖老师教了什么,而是老师引导学生学习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学生得独立学习,不管是阅读或搜索资料。如果毕业生只期待老师传授教学方法,自己却不会按图索骥去探索和开发,升格后的师范与其课程是失败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