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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

【107】冷气房里的智慧

20多年前,我们在理大某讲堂办了一项佛学研讨会。大家谈兴正浓,后座一名男生却突然发难,指责我们无聊,尽在冷气房里说三论四,外头有很多人需要帮忙却没有行动。说完,他还真破门而出,留下一座哗然。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也让我时时警惕不要把智慧锁在冷气房里。讨论出来的结果始终还是知识,只有化为行动并形成能力的,才是真智慧。

我自小受佛法熏习,知道“信解行证”的重要。有了“信”就要求“证”,“解行”是途径。“解”要多闻多思,是理论上的探索;“行”是实践,是用行动来印证理论。两者是互为表里,息息相关的,理论要靠行动证明,行动要有理论支撑,不宜偏废。只有理论,没有行动,一切只能纸上谈兵,没有成果;只有行动,欠缺理论,容易流于盲目,高耗低效。

回首过去的20多年岁月,庆幸的是我在佛教会承担起责任、献身作服务,不然也会如知青般嘲笑节庆才来上香的信徒(大学时我们常嘲讽寺庙的卫塞节庆典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吸引一日佛教徒),会把外道划定为邪教,自视高却毫无行动策略。也庆幸参与建设洗肾中心,实际体会个中的艰辛,不然恐怕我也学人发出脏钱不可接受的豪言(我们无法鉴定金钱的来源,但我们可以规定捐款不特地宣传)。

对于教育工作,我也是这样看待。我曾是一线老师,在中学教华文和数学。进入师范后,培训的却是小学华文老师。虽然可以恶补,读通一些理论,但总还是感觉有不协调之处。德伦敦师范学院关闭之前,我申请到小学执教半年,以弥补自己经验上的不足。

完成博士论文后,本拟继续古代文学的研究,但天不从人愿,虽然马大已经给了聘书,我依然无法就任。“上帝关了门,却给你开一扇窗”,其后我和一班学生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愈发浓厚,于是不但在理论上探索,还走进校园直面儿童作推介工作。理论和行动的结合,让我们对教学工作有更新的认识与体会,方法不断调整,力求有效,步伐也愈发稳健。所以,我是极端推崇“解行并重”的。

言及此,冷气房里又传出智慧的声音,批评曼德拉坐牢27年,不过是为了当南非总统。

《星洲日报·东海岸》20/08/2017

2017年8月13日星期日

【106】是自勉,不是自我开脱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提醒大家要有“百尺竿头”的心态,一切都可以再跨越的。“满招损,谦受益”确实是硬道理。自满不但会障碍自己的进步,还会使自己难以接受他人的观点,乃至扼杀他人的努力。

我曾经在讲座中批评教科书的瑕疵。在座的有出版社的朋友,还有编者本人,我说得战战兢兢。庆幸的是会后当事人还跟我交流,说出他们的困境,并承认一些盲点。这样的心态我很赞赏,他们都追寻“更好”的境界,不陶醉于“最好”。

我的学生也很喜欢这句话。提交功课时,抑或课堂上报告阅读心得时,他们也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是,他们所做的事项,予人未曾尽力的感觉,把话说在前头是要避免被诃责。“没有最好”指的可是成果,不是过程中所注入的力度。做事情本来就该全力以赴,做得最好,至于成果,则不妨带着还可以更好的心态看待。

另有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看来挺相似,传达的意思却不尽相同。如果价值取向不同,就无所谓最好,只有更合适的问题要思考;倘若是相同的价值取向,当然要精益求精。从事教育工作,面对的是不同的个体,学生的资质、背景、喜好都不相同,教育方法当是“合适”的问题,不存在最好之说。但是,如果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要解读一篇文章,那就是做得好不好的问题了。

再说“更好”:“更”是表程度的副词,是本来就好的进一步拔高,并非是否定掉原本的好。以前流行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中学老师听了调侃我们,明天才好,今天不必好了?我回说:“今天好,明天要更好。”他笑笑点点头。

庄子的《秋水》,提到河伯在秋水发时,自觉天下之美尽在己。等到了北海,才望洋兴叹,自觉不如。这是看到更高境界的表现,河伯无需否定自己,依然可以坚持有限度的美。

理解一句话,得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来看,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该用来为自己的不足遮掩。

《星洲日报·东海岸》13/08/2017

2017年8月7日星期一

【105】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大伙儿正在讨论小学华文该怎么教的当儿,一名资深老师突然搬出身份,指责大家不该违背官方的文件,一定要严格遵照课本的指示进行教学。一座哗然!

教学真的要跟着课本进行吗?课程发展司华文科科长林毓聪曾呼吁过教师不要过于纠结在教师手册或课程标准,“如果老师觉得该课文不适合课程标准,老师可以跳出课标的框框,顺着自己的感觉教,反而可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教学的方法不只一个,重要的是老师怎么把课程的重点带出来”。这不是清楚说明教学应该灵活处理了吗?

诚如所言,很多老师都会纠结在“课本”或“课标”上,甚至很担心“没有教完课本”、“没有完成课标”。实际上,课本不外是个教材,教师要具备驾驭教材的能力,这样才能很好的将教材为我所用。跟着教材教,肯定不符合教育部的精神,因为教育部一向都鼓励教师和学生要拥有思辨力和创造力。至于课标,那是为了将教学的理念具体化的事项,不完全代表有关科目的实质精神。科长所说的“把课程重点带出来”就是要大家通过课标了解课程的精神,并灵活用在教学上,而不是囿限于成文的课标之中。

对于成文的指示,我觉得我们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毕竟要化为文字的指示,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涵盖各个层面,执行时发现偏差就该收取反馈,日后予以修订更正。

我们编订师范课程,就是带着这样的观点出发。课程编订后,即作为全国师范讲师依据的一个标准。但在执行时,讲师是可以灵活处理教学,并在课程进行之后,给予反馈。当局会构建一个平台,让讲师对课程做出评估,并提出修订的建议。

如果我们只要执行者,那就只能培训出教书匠;如果我们志在教育,我们培养出的是真正的教师,而且是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教师!要知道,前者可以为机器所取代,后者却只有人类才可以做到。我们该尊重人性!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8/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