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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0日星期一

【117】小心孩子患上空心病

“空心病”一词是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授徐凯文提出的。他直承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疾病。这种疾病如果到医院去求诊,会被判为忧郁症。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不是忧郁症,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但很多症状类似,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不过,空心病人只是想到自杀,却不是真的要自杀,他们只是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和意义。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更准确的说法是“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是一个人活着但却缺乏支撑其活下去的意义感和存在感。他在一次的调查中发现,北大第一年的新生便有三成是觉得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四成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紧张于维系在他人眼里的自我形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因此活得很辛苦、很疲惫。

北大可是中国最高学府,学生尚且如此,其他的呢?徐教授追究病因,觉得这是教育生态导致。学校、教师、家长“一切向分数看,忽视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学生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成绩上的。得到好分数,他们会受到肯定、受到表扬,一切无关分数的行为则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分数又是对比之下才显现其价值,于是学生的价值观里又包含了“斗争”,要把别人比下去,同学都成了假想敌。苦拼的目标就是“最好成绩”,“跻身名牌大学”,“获得表扬”。这些可以落实的目标完成后,内心反而是空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情况并不下于中国。近年来师范录取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空心病症状就很明显。他们不知道为何来受训,大多都是父母安排。来了以后该学习什么,日后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大多一无所知。所做的一切是要符合别人订立的标准。

我们的责任还包括治疗这些学生的空心病,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中学生呢?空心病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要解决问题还得从根本上着手,改变我们的教育价值观。

《星洲日报·东海岸》29/10/2017

2017年10月22日星期日

【116】作业簿引发的困惑

校长职工会对教育部禁止小学一至三年级使用作业簿的回应是:“家长或有异议,教师也会面对课堂教学上的一些困境。”这说法值得商榷。

副部长说的是“不允许校方强制家长购买作业簿”,意思是家长若认为作业簿有利于孩子的学习,仍然可以购买让孩子使用,教育部不会禁止。教育部禁止的是学校过多的使用作业簿将造成孩子们学习的负担。对此,家长怎么会有何异议?

至于教师会因为没有了作业簿面对教学困境,社交媒体说这是羞辱教师的说法,怎么会有教师用作业簿教学,而且没有了作业簿就不会教学了?补习老师吗?副部长的解释则是使用作业簿教学有违教育发展蓝图的方向。

回到问题来,就是学校对教育发展蓝图(PPPM)不了解。

教育发展蓝图批判了我国教育“高耗低效”的表现,并誓言要在未来15年让马来西亚在国际的TIMSS和PISA测试中名列前三分一。为了赶上国际步伐,蓝图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其中包括学生的学习评估法,要从传统的总结性评估转化为发展性评估。发展性评估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做出较客观的长期性评价,校本评估和形成式评估是重要的手段。为此,教师必须根据学生学习的进度给予合理的测试,这与传统的“应付会考”的教学和测验是有差别的。

师范课程也着重教学评估的内容,训练教师更好地掌握各类型的评估方式。实习生评估的项目,其中一项便是课堂教学的测试能力,要求实习生掌握如何探测学生的学习进展。相应的,蓝图中也指定校方每年必须对教师做出评价,其中的要求便包括课堂教学中的测试能力。

如果教师在课堂中采用作业簿当着测试方法,这肯定不符合发展性评估的要求。预先设定好目标、全体一律的操练、不区分难易度、僵化的练习等等,如何落实发展性评估?为了强化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第二波的发展还要求联邦视学团到学校评估老师,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测试能力。如果教师只采用作业簿来测试学生,这个项目可能得不到分数。

作业簿是传统教育的产品,概念是让学生通过反复操练掌握学习。这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学习观。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学习观不能只是采用标准化的作业,教师该依据学生的学习实况设计练习,以获取真实的学习反馈,协助学生成长。

其实,作业簿往往是教师教学的一大障碍。因为学生买了作业簿,不采用家长便要责问,因此明知不可行,教师还是尽可能让学生“完成作业”。如果教学变成那样被动,教师便失去了创造性,这才是真正的困境!

《星洲日报·东海岸》22/10/2017

2017年10月15日星期日

【115】手段与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面向21世纪的教育”工作报告时,执行长强调“把学校教育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打破我过去一直认为“手段”是贬义词的想法。

为某种目的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都可以是“手段”,无关褒贬。这之后,我在处事时,更关注到底这是手段还是目的。例如把吃饭当目的,吃饭时就专心吃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什么甜酸苦辣都吃得出来;倘若把吃饭当手段,背后有诸如延续生命的更高目的,那么吃些什么就不重要,囫囵吞枣也无所谓,只要目的达到就好了。

“把学校教育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说法就很有意思。如果学校教育是目的,上学的当儿孩子就该完成教育的任务,而不是等到日后;如果是手段,学校则是孩子们为将来而作准备的场所。前者会注重孩子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快乐;后者则是站在权威的角度希望孩子学好,学遍一切日后有用的东西,过程可能是痛苦而乏味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据此划定教育的四大支柱,强调学校该让孩子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自我实现。过去的教育偏重灌输知识,认为那是孩子长大后必备的资粮;现在的教育注重孩子学会方法,懂得自学,具备能力应付日后的生活。从“学会知识”转变到“学会求知”,这是学校角色的转变,也是手段变目的后的转化。

第二语文教学把阅读视为手段,认识字词才是目的;母语教学则把认识字词当作手段,阅读才是目的。把阅读当目的,我们才可以通过母语去认识这个大千世界、认识多彩人生、去思考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辨明目的和手段,还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教学。例如朗读,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我们是希望通过朗读感受文字的情感;如果是目的,我们是要训练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前者注重的是内涵,后者注重的是技巧。

现在您读我的文章,若是想了解我的想法,那是目的;如果您想找出我的缺点来批评我,那么阅读我的文章就变成一个手段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5/10/2017

2017年10月8日星期日

【114】液化教学

我还没见过李玉贵老师,但是却久仰她的大名。

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光宏告诉我的,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光宏眼界高,不会随意高调称颂一个人,但他从中国上公开课回来的那一次,却一直提到李玉贵。不光如此,这之后他本身的公开课也有质的变化。这一点,我这常与他合作推动公开课的老师看得很清楚,他的教学正致力以学生本位出发。

“以生为本”的教学口号在国内并不新鲜,80年代我出来教学时就常听前辈说student centered。若在溯源到理论可就更早了。例如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在19世纪末提出的“儿童中心论”(童心说),提出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应该围绕着儿童转;前苏联教育家维果斯基稍后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PD),提倡教育该以学生的当前能力为起点,由此拔高。但理论终归理论,如何实践却还得靠老师的智慧;实践力不强的,最终就只会以理论不好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日本佐藤学教授在这方面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他先搞理论,后来发现不接地气,便走入学校打造“学习共同体”,和教师一同成长。努力30多年后,佐藤学教授的成就越来越受关注。我国教育部也采纳他的许多观点,例如21世纪教室便是他的倡议。学生分组坐主要是方便讨论,进行教师所设计的活动。可是,我们的课室这样安排后,还是以老师讲课为主,结果学生一直要转动身子绕着老师转。21世纪教室徒有形式。

李玉贵老师是佐藤学教授的信徒,退休后到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以生为本的教学。她的课在中国大陆引起普遍关注,改变许多老师的习惯思维,并让“公开课注重剧场效应”的弱点更暴露无余。她曾比喻中国老师的公开课上得很“固体”,因为一切都是老师设计好,然后一路牵引学生跳入他设置的圈套里;台湾众多老师上课很“气体”,感觉很精彩却又虚无缥缈。她从佐藤学的理论开创“液化”课堂,把学生的学习当成水,教学要顺水而流,变化很大,既降低老师的主导作用,又突显学生的主体性。

曾有人问她该如何训练孩子的聆听能力,她说教师该先行,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教师发问后,不该只求正确答案,忽略学生发言的内容。学生的话语其实是最好的再生教材,据此给予引导才是真正意义的教学。也就因此,他宁可不上完课,也不敢忽略学生的学习。这是她公开课不足的地方,却也是她的招牌特点。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是落实教育改革的关键。中国教育评论人陈金铭写了一篇文章《台湾有个李玉贵》,希望中国也多几个李玉贵。我也做出呼吁,我们也该学习李玉贵老师的液化课堂,改进我们的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08/10/2017


2017年10月2日星期一

【113】失焦的年代

常有人问我要如何当一名华小教师。我告诉他们师范学院招生的要求后,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地说:“是这样咩?”也有些人相信了,却还是要补上一句:“故意刁难华社。”
教育部多年前就强调转型(教改),涵盖方方面面的改良。可是,华社对此却不敏感,对于横跨12年(2013-2025)的教育发展蓝图,就只是悲情地高呼“不公平”,要“灭华教”,对其内容却不闻不问。许多转型计划已经迈入第二波,不再是起步,而是巩固期了,但我们依然不知不觉。

就以录取师资的条件来说,蓝图早就强调未来师资来自SPM毕业生,而且成绩是在前30%的。当局根据成绩统计,定下了最低标准,必须是考获至少五科特优才可以申请。网络线上处理,凡是不符合资格的都无法登录,这也避免了过去靠人事关系的申请。

当局这么做,是要提升教师的素质。也许你会质疑这样的标准不是最好的,但你却没有办法否认这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办法。门槛提高了,申请的人和过去一样多,依然是僧多粥少。因此,当局对转型更具信心,短期内不会改变入学要求。

很多华裔依然停留在过去“师训学院”(maktab)的时代,依然想着没有其他出路了,才来申请当老师。其中还有抱着有“终南捷径”的思想的,认为可以通过当临教晋身当合格老师。

时代真的不同了。不与时并进,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华社领导争取统考文凭受承认,希望独中毕业生也可以成为华小教师。当局还真附顺民意,放宽了录取条件,接受统考文凭的申请。可是多年来,申请的人却不多,被录取的更是十根手指可以数尽。

在这样一个失焦的年代,我们到底要什么,要如何争取,似乎都失去了方向。师范学院早已经转型,现在的正确名称是“教师教育学院”(IPG),不但培训未来教师,也负责在职教师的进修课程。华小教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都是主修华文的,一些不爱母语却爱华小的师范生,在五年的受训期间也许压根儿没有用华文学习过其主修科目呢!华小面对的挑战日愈严峻。

《星洲日报·东海岸》02/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