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

【91】狗能成佛吗?

《五灯会元》有个精彩的故事:

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从谂)师曰:“无。”僧曰:“上自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性在。”又有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否?”师曰:“有。”僧曰:“既是佛性,为什么撞入这个皮袋里?”师曰:“为他知故犯。”

禅宗典籍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打破有无之执”,我从教育的角度却看到赵州禅师的言语智慧。我们都知道,说出来的语言都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性的正确。面对什么人,身在怎样的环境,处在哪种情况,我们说话的内容都可能有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说法。旁听的人不要主观的臆断,以为说话的人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立场不坚定。

举个例子:有老师告诉我标准课程(KSSR)不好,因为大多数学生只会读书,不会写字。我问他何以如此?他说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华文科科长在推介新课程时就是这样说,要老师给学生“多读少写”。可是,我常和科长一起主持课程,我听到科长说的是“写”很重要,他还常指导大家如何教学生写呢!

科长的“多读少写”其实并不是不要写,而是作了有针对性的说明。过去,我们的阅读教学基本模式是:引起动机——默读——生字新词教学——口头造句——写字。一堂阅读课,耗在写的时间不少,而且写的往往是与阅读力的培养无关,只是为了识字。为了纠正这种偏差,科长在演讲时就特别强调“多读少写”,让阅读课回归到阅读力的培养上面。

这和小和尚问禅师狗能不能成佛,结果得到两个孓然相反的答案的情况一样。禅师擅以观颜察色,相机说法,面对理解力是这样的人就这样说法,面对理解力是那样的就那样说。从第三者眼光看,禅师的答案是自相矛盾的,或许会因而堕入迷雾之中。但是,如果明白相对的道理也就解除迷思了。

不要执着在说了什么,辨清为什么这样说来得更重要。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4/2017

2017年4月23日星期日

【90】听余秋雨先生演讲

       有幸在杭州聆听余秋雨先生演讲。讲题是“中华文化之美”,听众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近三千名小学教师。

这样的讲座不容易拿捏,说得太深,听者藐藐;说得太俗,听众又很不以为然。因此我不敢不以为然,虽然讲座内容不切合主题。例如余先生谈到元朝,极力推崇它的政治武功,翻案似的说明元朝的贡献大。若非元朝铁骑,中国现今版图不会建立,西藏新疆就是那时候划入版图。但,这和文化之美有何关系?

所幸后来的问答时间,让我见识到一个被誉为文化学者的长者的智慧。余先生很懂教师的心态,能够为他们解惑,且激励他们传递文化香火。

有人问小学语文教师该如何提升文化素养,他劝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包袱,因为素养本来就不是技术性的,是自然生成。背后最重要的动力是热爱,只有做自己喜欢的才会积极。

有人感叹生活太忙碌,无法阅读,请教余先生如何在忙碌中依然不断阅读?余先生自诩陶渊明,喜欢淳朴的民生,所以退出了官场,也辞谢了许多的节目。他劝大家要给阅读做减法,不要一直逼自己阅读。阅读的收获不是靠数量来衡量的,更不要把精力消耗在无聊的文字当中。

有人为了贴近余先生,搬出他的许多著作来,洋洋洒洒说了一些好话,并问他何以说现代人把白话文搞得太复杂。余先生否认他出版过诗集,许多挂名是余秋雨的文章也不是他写的。他自喻为山谷,谷中有白云、乌云、彩云飘浮,他不会抗拒,也不会留恋。他说冒他的名发表的文章,有些写得很好,他本人也写不来的。至于白话文越搞越复杂,他否认他说过。相反的,他劝大家不要抗拒语文的变化,因为如果拒绝语文的变化,那么一个语言的生命就要枯竭,难以创新了。

他特别提醒教师要训练学生写简单,不加修饰的语言,因为那才是孩子们最诚实的话语。不要习惯性地用成语和形容词,因为那些都是他人的语言,背出来的,没有真感情。

听善于思考的人的话语,如沐春风!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4/2017


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

【89】从“念念”到“速速”

车上听电台节目,不管是儿童节目,点播节目或叩应节目,我一直听到麦克、罗伯、安琪丽娜等名字。这是中文电台,听众群主要也是华裔,为何名字却是那么的别扭?小明、大华、志平不好听吗?

我教过一班从北京留学回来的马来学生,他们都很高兴自称沙祖安、扎一德、沙飞克等,亲切得很。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很有意思,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你不要以为他和费玉清有关系,他的本名是John King Fairbank。其他如法国的马伯乐、美国牟复礼、瑞典高本汉等,在汉学界都是响当当的。

周润发进军好莱坞影坛,坚持用本名,他说:“我是香港人,我的名字叫Chow Yun-Fat,如果改名什么布鲁斯周、杰克周,人家还以为我是美国华侨。”这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

现在有人倡导马来西亚人不必分民族,我是反对的。就如当年华人填表格,都要写籍贯,后来受新加坡影响,造就了许多“华语人”,籍贯反而不必再分了。是福还是祸呢?

在国小教华文的老师告诉我,忘了籍贯事小,现在很多一年级学生连自己是华人也不知道了。郑、张二教授的影响力还真不小。

我一直引以为荣的是马来西亚的多元特色。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各自的语言。在国外,会讲多种语言绝对是一种优势,一种足以让我们自豪的优势。

马来谚语说“语文是民族的灵魂,失去语文一个民族也就消失了”。这说得很对,该见贤思齐。就像我们常听到“为宗教、民族和国家”一样,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做出贡献。

不止名字放弃用中文,商店的招牌也不写中文了,这叫我担心我们是在逐步放弃学习母语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然察觉母语学习的重要,也在大力倡导母语学习,但自古以来学习母语都是靠民族自身争取得来的,不是政权所施予。

我们的孩子还是在讲“念念”的时代,如果我们一直在放弃,讲“速速”的年代恐怕就要到来。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4/2017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88】身份认同有错吗?

中学时常听到或看到“为民族、宗教和国家”这么一句话。老师口头说,阅读的文章如此写,我们考试写文章也这样写。国文老师补充说:这是要你们不忘记自己的身份,时时肯为自己的民族、宗教和国家做出奉献。

为国献身,天经地义;为哪个“民族和宗教”奉献,大家理所当然认为是各自的民族和宗教。接受这样的教育,我和苏莱曼、木都都是好朋友。同学们相处的时候偶有争执,不过都是些兄弟间也会吵的琐事,不会牵涉到民族和宗教的问题。

近年来,情况一直逆转。我邀学汉语的马来学生新年上家里做客,他们的直接反应是很高兴,过后却得开会讨论作出决定;我带小孩儿去公园玩滑梯,有四五岁的小朋友告诉同伴远离我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吃猪肉的。

是不是强调“为民族、为宗教”出了问题?我问光宏在学时看过“为民族、宗教和国家”这句话吗?他说没有。我端详国家教育哲理,发现最后一句写的是“为社会与国家的和谐”,看来有人意识到“为民族为宗教”这说法是不好的。

某次会议结束前,院长拿出一份文件说:“应届毕业生提呈计划书,要办叙别会,可是名单上全都是印度人。你们觉得妥当吗?”与会者多表示不赞同,院长顺势要敲定今后不准办单一民族的聚会。我说:“这不是单一民族的聚会,是泰米尔文组的聚会,只是恰巧学泰米尔文的都是印度人。他们聚在一起是有作用的,大家学同样专业,面对相似的学习状况,学长可以向在学的传达他们五年来学习的经验。”

院长没料到我这么说,愣了一会儿才说:“是啦,不过,我认为要办这样的聚会,就办给全部的毕业生。”果然,一周后,全体讲师和毕业生一起用了丰富的一餐,会上大家听了一些精彩的演说,也抽了不少的幸运奖,高高兴兴回家去。另一天,泰米尔文组全体师生到50公里外聚餐,据说气氛感人,离别时,大家还掉了一公升眼泪。

哪个聚会比较有意义?为自身的民族宗教奋斗,等于侵犯别人?强调自己的身份有错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4/2017

2017年4月2日星期日

【87】不当母语消费人

彭州教育厅与拉曼大学签订一个合作项目——向州内中小学推介思特盟教育。思特盟教育源自美国,是STEM的音译,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于2006年由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在推介《美国竞争力计划》(ACI)时提出。

思特盟教师的培训计划首站在我们学院举行。我们有幸聆听了两位专家——洪礼璧院士和李仕伟教授的演讲。他们给我们报告如何在中小学推介思特盟。我感觉他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努力相似,同样的是南上北下四处奔波,直接面向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在推广数理,我们在强化母语的学习和应用。

我尤其赞赏他们的一句话——不要只当个数理和科技的消费人。诚然,大多数的科技产品使用者都只是“消费人”,他们不追求开创,只是跟随和服从。许多高中毕业生,因为善于玩各类电子游戏,便以为自己是科技人才,选修电子或软件工程专业。孰不知,玩只是消费,消费本质上是与教育所强调的身心发展相背离的,其消费活动只会导致个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甚至自身相矛盾,无法看出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倾向。结果,这些高中生往往无法完成所选修的专业。

母语的学习,不也正是如此?我们也拒绝让学生只当母语的消费人。以阅读而言,不管是一篇课文或者一本书,如果我们一定要学生读后说出感想,他们必然赞美一番,抑或说出什么微言大义的话,假话、套话充斥其间,仿佛所阅读的都是美文。这样的母语学习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对个人的身心发展,或者审美的心理都无建树。

我们在母语的阅读中倡导文本对读,以一篇带多篇,乃至进行群文阅读。我们冀望学生在比较中看出价值,感受语文自身的魅力。语文是有生命的,如果作者写不出其生命力,文章就成了干瘪的符号,即使多接触也是索然无味。只是听任支配的消费观,无法让学习者走进语文的奥妙殿堂。

一般消费人,买了东西是要物尽其用;精明消费人,他会多做比较,知道哪个产品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当不了开创者,至少也该当个精明的消费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4/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