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5年12月27日星期日

【25】强化母语教育

我国华人是否可以长期接受母语教育?

过去,对于这个课题,我的关心只是出于民族感情,说些感性的话;现在则升华到关心人类接受教育的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现任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领导下,特别关心母语教育的普及。他们相信人类如果通过母语学习,其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像曼德拉所说:“如果你用对方听得懂的话发言,这番话会进入他的耳朵;如果你用对方的语言说话,言论将进入他的心里。”所以,这几年微软也积极的开发各种母语输入法,让更多人使用母语操作电脑。我对这些努力,非常关注,也积极响应。这是用感性驱动理性,又用理性来驾驭感性的做法。

具体的操作是,要让华小生用母语学习,而不是学习母语。母语是习得的,不是学习得来的,所以,我们要致力提高母语学习的环境,让孩子们的学习都浸淫在母语的熏陶中,感受母语的美妙,体会母语的承载力,由此热爱母语,让母语和自己成为不可分割的载体。

小学华文教师给予我们积极的反应,让我们看到希望。我们相信如果华小生毕业前,都会以“华文”为他们最喜爱的科目,华文作为母语学习,则不会因为任何因素而被摧毁。上了中学的华小毕业生,依然会热爱母语的学习,不必要大人用民族大义去鼓舞,他们还是会坚持母语学习的。

不过,这是“发展蓝图”,现实并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中学的“母语班”,更是进入了一个瓶颈,难以突破。在我所接触的中学华文老师,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忧虑和无奈。我们必须承认过去我们对“母语教育”的认知不足,所以在华小编订的母语教学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到华小就是要学好华语,然后开出许多的知识点希望他们可以学好。结果是学生越学越感乏味,越发觉得学习母语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乐趣。上了中学,他们可免则免,不想再受正规的母语教育。这肯定是一大隐忧,所以,我们必须更加落实“母语教育”,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母语的重要。只有自身觉得重要,而不是在群众的情感鼓动下去喜爱,母语才可以真正保留成为我们的学习语言。

《星洲日报·东海岸》27、12、2015

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

【24】就是要伟大

人的一生,要做伟大的事,但却不可要做伟人。当老师的,更要如此。

教师如果只是教书,把神圣的教育工作当成铁饭碗,对教育欠缺热情,公式化的上班下班,肯定无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算态度积极,有工作热情,但缺乏教育理念,对现行的政策和制度似懂非懂,只是任劳任怨地勤恳工作,还是不够的。没有宏观的教育目标,工作便只能追逐眼前的利益,上司的的肯定和奖励,学生的乖巧和考取高分,仿佛就可以满足教师的需求。虚荣肯定也不是一名好老师的理想。

教师要有使命感,相信自己是在做着伟大的事业,日后的社会如何,还得看我们今日的努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精神,该在教育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对于现行教育政策和制度,教师要有足够的敏感度,不但理解,还知道其优势和弊端,不盲目跟从,也不随意抱怨,要清醒冷静地实践。

做伟大的事业,却不要做伟人。历史告诉我们,活着的伟人都很可怕。古代有伟大的希特勒,发动了世界大战;近代有伟大的毛某,虽然一度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最终却因一场大革命,把国家和人民推向另一个可怕的火坑。

不熟悉历史的,不妨到小说中看看伟大的活人的可怕性。金庸在1963年写《天龙八部》,仿佛就预感到伟大的领袖要带来灾难,一个星宿老怪是最真实的写照。只要他一出现,便有一大批弟子歌功颂德,什么“法力无边,攻无不胜,战无不克”,“神功盖世,威力无限”,一直到“德沛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等阿谀谄媚的话语都冒出来。最终星宿派当然是土崩瓦解。

因此,当老师的,一定要做伟大的事业,铁肩担道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切记,不要让自己当伟人。即便要当伟人,也等百年后,让后人来断定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0、12、2015

2015年12月13日星期日

【23】最重要是有行动

中学时读《荀子》,为这句话深受启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就此立志为学。

后来知道前一句源自孔子。《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是的,想要成功,不要坐在那边胡思乱想,计划多多,倒不如踏踏实实去做,从做之中换取经验,再回首来时路,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成长。就像荀子所说,与其踮着脚一直张望,不如迈开脚步登高,才能真正看得远。

话是很简单,“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后也很喜欢,但是真正要看到成果,还是要看自己的行动,而且是快乐的实践。欢喜做,甘愿受,在重重困难中磨练自己,并不时调整步伐,慢慢品尝成功的喜悦。

我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学生。所以我的学生都善于组织办活动,而且大多都很肯做。

就连教学,我也强调要实证。理论不加上实践,只靠推理和猜测,肯定与现实要有一段距离。也许夸夸其谈时,无人可敌,但是一旦临阵应对,却要捉襟见肘,困窘不已。即使已经有了经验,还是不够,仍然要百尺竿头,精益求精,继续在实践之中换取更加宝贵的经验。

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我工作近三十年,依然带着学生四处办活动,近年来更在各地上公开课,带动阅读。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进步,而我的进步,又促使我有更大的能力去扮演好我的角色。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行动却跟得上变化,随着变化而调整想法,将有助落实理论和理想。行动,是寻求成功唯一的途径,它才是登顶之必须。终日而思者该有此醒觉。

《星洲日报•东海岸》13、12、2015

2015年11月29日星期日

【22】可贵的学习精神

《星洲日报》第13版超过半版彩页报道讲师夫妇同获博士学位的新闻,值得教育界同道关注。

第一,张荣城和岑凤夫妇在教育界服务已经三十多年,明年双双即将荣休。退休前依然坚持完成博士课程,精神可嘉。

第二,他俩明知道即使考获博士,对工作是不起任何实质影响的,既不会加薪,也不会有新的职称,但还是坚持学习。他们在关丹师范学院迁校至立卑时已经被擢升为高级讲师(DG52),三年后也顺利升上最高的等级,而今更是达到顶薪级别。因此,修读博士可说纯为兴趣,毫无功利可图。

第三,他俩是自费修读博士学位的,没有奖学金资助,更没有假期让他们全心学习。立卑离开丹绒马林教育大学两百多公里,路况又不好,折腾在往返路途,实在吃力。再说,因为是“兼职”学习,没有假期,所以他们日常的工作照样得处理。他们授课的时间相对少,但行政工作却很繁重,应付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文书工作,可要耗费心力,由此更加突显他们苦学的精神。

第四,除了工作外,他俩也得兼顾家庭。他们育有三子女。由于感受到不懂中文的缺憾,他们把孩子都送到华小读书。孩子升上中学后,自有要他们操心的地方。若非有过人的气魄,是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的。

为了落实先进国目标,政府近年来不断鼓励国民修读博士。目标是从现有的2万名博士,提高到2023年的6万人。为此,政府提供不少奖贷学金让具备资格者深造,可是像张岑夫妇般超龄的研究生,政府是不再提供奖掖的。立卑师范学院前院长拿督马兹兰是名深具远见的领导,在他鼓励下,共有34名讲师报读教育大学的博士课程。六年后,张岑率先完成学位,将鼓舞后来者加把劲。

许多有意深造的教师,优先考虑的是:有没有奖学金,有没有假期,完成学业后是不是可以升级……我想,张荣城、岑凤博士给大家一个最好的答案:放下功利之心,去证明自己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9、11、2015

2015年11月22日星期日

【21】兴趣是学习的老师

母语教学别于二语教学的关键处是:母语是用教材教,而二语则是教教材。前者把教材当着是手段,以完成更高的学习目的;后者则把教材当目的,以教会教材内容为任务。

教材可以分为课内的和课外的。课内指的是在上课时间进行的,课外则是课余时间另外安排的。不管是课内和课外,母语教师都得注意教材的趣味性,因为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有趣的教材才有推动学生持续学习的力量。

以阅读教材为例:二语教材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课文中的词语和语文知识,相对而言,它的可读性并不那么重要。二语教学的课程,是先列出学生要学习的词汇,然后再利用有关词汇编写课文。只要成文,合乎规范,就是良好的阅读教材。

母语教材的要求则相对要高,要注重课文的可读性。除了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外,该特别注意经典儿童文学的选编。其作用就是让儿童浸淫在优质的语文环境中,通过耳濡目染学习,建构自身的学习需求,自然拔高母语的把握水平。如果教材是干巴巴的一堆文字,便失去了学习的魅力,学习将会是一种痛苦。

再说听说活动。二语教学的听说活动也是以掌握规范的语文为目的,所以只要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把握听说的技巧,就算完成任务。哪怕只是相互请安,询问信息,都是良好的教材。母语教材则不然。它得具备另外一种动力,让学生在接触时有“我要说”的冲动, 敢于表达自己,别于二语的“要我说”。

即使是写作也是如此。二语教学以完成一篇合乎规范的作文为目的,母语教学则注重让学生学会表达自己,做到我手写我心。

至于课外的教材,则包括一切与华文华语的使用有关的活动,兼具实用性和人文性。例如举办写作营、阅读营、故事分享会、童诗创作、文化周等都是。二语教学办这些活动,注重的是让学生通过体验激发学习该语文的兴趣;母语教育则让学生有机会在自己的母语活动熏陶中成长,不自觉地秉承传承文化的使命。

《星洲日报·东海岸》22、11、2015

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

【20】打造良好的语文环境

中国杭州老师曹爱卫应邀到马来西亚讲学。她和听众分享她进行过的绘本教学。一本奇书《母鸡萝丝去散步》,引得孩子们兴味盎然,不但爱看,还喜欢给予回应,发表自己的读后感。曹老师出示学生的作品,一众哗然!因为作品篇篇精彩,字字珠玑。

我相信与会者一定很羡慕,认为中国孩子真棒,语文表达能力好强。我则不以为然。两国的孩子有着共同的母语,成长后,对母语的驾驭能力怎么就有差异了呢?问题出在哪儿?

面对孩子们的母语表达能力不好,如果我们尽往语文本身的难易推,只会埋怨客观条件的不足,而不思考我们给孩子们什么语文环境,那么,即使再过它十年八年,问题是不是依然存在?

语言学家告诉我们,母语是“习得”的,第二语言则是学习的。语言习得是儿童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语言交际活动潜意识地获得语言;语言学习则是通过讲解、练习、记忆等活动有计划、有系统、有意识地掌握语言规则,并逐渐转化为交际的能力。既然如此,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否走错了方向?

我们的小学华文教学,会不会太过注重“教”语言规则,偏重讲解、练习、记忆等活动?如果不幸是如此,我们的华文教学还能称作是“母语教育”吗?我一直纳闷的是,华小本来就是用华文学习的地方,科学、数学、道德等科目,都是用华语学习,这是纯正的“母语教育”,但是在“华文”这一科,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也是如此,而要把它变成一个对等的“科目”,也要注重语文知识本身去设计教学,变成了“学华文”?

如果重视母语教育,华文课就该遵守“习得”的学习规律,让儿童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语言交际活动学习。教师该致力打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让孩子们学习。良好的语言环境包括学生听说读写的一切材料,其中听和读是吸收和内化的方法,说和写则是表达的管道。如果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多听多读优秀的读物,对说和写更加注重自然,让孩子们学习思考并表达内心的想法,这会不会摆正我们的母语教学方向?

《星洲日报·东海岸》15、11、2015

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

【19】语文不应该是工具

中国语文课程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我国的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也列明:“重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把语文作为工具看待,似乎理所当然起来了。不过,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不同的主张。钱理群教授说认为“把语文课定位为工具课的主张”会“使语文变成了一门技术性的课程”;朱自强教授认为语文教育的症结就在“工具论”,主张语文的“建构性”;我国博大的邱克威博士也批判我国的华文教育身陷泥沼,就连华文教师都普遍认为“华文课不教技能,还能教什么”。

我国华文课程有一段说明写着:“课程着重语文技能的掌握、语感的发展,以及思维和信息处理技能的训练;课程也兼顾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热爱语文和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把语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定在“培养学生热爱语文和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我们认为这非常正确。

可是,叫我们感到纳闷的是,现实却与这个理想差距太大。如果我们询问小学生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结果会发现喜欢“华文”的寥寥无几。更糟糕的是,学生上了中学以后,发现华文已经降为一门“选修”课,可以不选读不报考的,他们更加乐于放弃,并还要狠狠踩上一脚,贬低自己的母语难学。

不少有识之士因此发起“语文救亡运动”,抢救华文。矛头竟然指向一些“蓄意提高我国华文水平”的教师,令人莞尔。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检讨我们的语文教学观。课标中的“着重语文技能的掌握”和“语感的发展”、“审美情趣”的滋长是有矛盾的,不处理好这一点矛盾,将有碍华文的教学。语文技能掌握的“度”要放在哪儿,才能确保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得以提升?如果我们一直在“语文技能”上下功夫,忽略了语文本身的承载力,以及母语学习的自然生成力,语文教学还会有趣吗?语文技能的掌握是偏理性的,又如何与“语感”并行?

不把语文当工具,让学生随机学习和掌握语文,不是母语学习的核心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8/11/2015

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

【18】回归母语教育

我在博客发布文章,谈捍卫母语一文的点击率是134次,谈华文考试的却达262次。这表示大家对母语教育的话题不太关心,或许是认为“我懂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也觉得“我们一直都在做”的原故。

可是,我对母语教育的观点,绝不是老生常谈。它不但具有“居安思危”的振聋发聩之效,还有引领华文教学进入新纪元的创新价值。

先说居安思危。我国是中国域外唯一拥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但,这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先贤的努力使然。是他们的坚持,才能突破官方政策的限制,以及抗衡极端种族主义的制约。压力下会引起反弹,这是物理学定律,也是奋斗的泉源。学校和经费的欠缺、师资的不足等,都是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华社宁可交“第二所得税”,也要捍卫华教。可是,一旦压力解除了呢?

三四十年前,中国穷,中文濒临死亡;现在中国人富有了,国家强大了,中文也吃香了。中国官方设立“汉办”以让中文成为国际最普遍的语言。他们在全球各地成立孔子学院,也招收学生到中国留学,推广“国际汉语”。我国政府从2008年起,也保送没有华文基础的高中毕业生到中国大学学习汉语。这些“零起点”的学生回国后,将被安排在各个教育机构中教汉语。“国际汉语”和华社过去坚持的“母语教育”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可预见这批师源将冲击我国华文教育。

再说华文教学的改革。母语,本来就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自然学会的,然后通过母语随机学习更多新事物。学校的母语教育,不应是教学生学习这个语文,而是利用这个语文去学习生活。老师要善于制造条件,让学生利用母语学习。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会厌学母语,放弃学母语的权利,或要求母语的程度不要太高,考试不要太难的。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该反思,我们的华文教学其实正脱离母语教育的轨道,倾向了二语教学?若然,过去可以让马来西亚华社自豪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还可以延续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1/11/2015

2015年10月25日星期日

【17】放弃华文是不智

华小在我国是不会被强行关闭的,除非华社自己放弃。放弃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功利,二是无明。

不管是家长或是学生,都有可能因为功利心太重而放弃华文。“华文难考”已成为众多人的想法,因为怕会考少了一个特优成绩,影响文凭的美观,所以许多高中生不愿意报考华文,一些家长也会怂恿孩子这么做。其结果是,选修华文的中学生有减少的趋势。

在经济挂帅的社会,人的价值体现在其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因此“功利”成为了人的正常心态。哪家不谈功利,反而是变态;谁只谈过程,不重结果,倒是异类了。

可是,叫我们纳闷的,倒是学习华文不是更具经济效益吗?根据民族语言网(Ethnologue)发布的数据,世界上大约有70亿人口和7000种语言,其中最多人使用的语言是华语,达11.9亿,比排在第二位的西班牙语4.14亿和英语3.35亿的总和还要高。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日本GDP为5.39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为5.7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数据不是强有力的告诉我们华文是全球更具经济效益的语言吗?许多跨国公司招聘员工,都以“懂华语”为优先考虑的条件。高中毕业文凭如果有一个“华语”的成绩,哪怕不是特优,其价值也要比别人高!

记得我高中时期的马来同学,成绩比较优秀的,都被保送到欧美深造。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成绩优秀的高中马来毕业生,却是被保送到中国留学。这说明什么?政府看到全球的局势转变,知道华语的经济效益,重点栽培通识华语的马来精英。反观一些华裔,却只看见SPM的文凭,怕这张文凭不漂亮。对于这些人,我们除了用“短视”来形容之外,我还说他们是“无明”。

“无明”,指的是在没有正确的信息下而做出的思考和判断。功利会驱使我们急于做决定,无明则会让我们为自己的决定而付出代价。中学生不报考华文,肯定会冲击华小的师源。华小会欠缺华文老师吗?据悉,中国毕业回来的优秀生将可以填补空缺。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15

2015年10月18日星期日

【16】华小会关闭吗

“关闭华小”的课题久不久就会被一些政客炒作。

不说宪法保障,单就为数约60万名小学生就学的1300所学校,岂能说关就关?如果一道命令就可关闭华小,这个政府可就太强悍了。

那么华小是不是就此在这片国土永恒不灭呢?

邻国新加坡告诉我们,不是的。上个世纪80年代,李光耀总理先标榜华语很重要,发起“讲华语运动”,规定非华文源流的学校一定要开设“母语班”,其结果是华小纷纷面对学生来源的问题而关闭。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教训:一是不必采用强硬的手段去关闭学校,略施小计,华小自己会关门;二是除非华社自己不要,不然外界是无法让我们屈服的。

第一个教训大有名堂,叫“怀柔政策”。西周政权就是这样稳定下来的。西周是姬姓 的政权,本是西方少数族群,通过军事力量,一举歼灭了发达的商朝。商人的文化高度是周人难以企及的,所以西周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商人的文化,反而表扬他们,麻醉他们。李总理安抚新加坡人,告诉他们政府注重华语,提倡“大家讲华语”,结果华小从此在新加坡消失。

第二个教训也有名堂,叫“狮子虫还食狮子肉”。传说释迦牟尼曾预示,佛教壮大后就像狮子,即使去世了,百兽也不敢侵犯,但是狮身最终还是会腐烂,因为狮子体内的虫会蹦出来吞噬尸身。新加坡人考虑到经济效益,在保留“母语学习”的前提下,送孩子到英校,前途是比较有保障的。华社自己的放弃,导致华小的灭亡。

既然有前车之鉴,我们就该引以为惕。极端政客的施压,绝对不会消灭华小。我们怕的倒是“怀柔政策”。我们更怕的是华社自己放弃。我们会高喊“捍卫母语”的口号,但是其内涵却不甚了了。怎样才叫母语教育?是不是会讲华语就够了?是不是水平不必太高的华语就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是,前往北京留学回来的国际汉语系毕业的学生,将可满足我们的要求。

《星洲日报·东海岸》18/10/2015

2015年10月11日星期日

【15】捍卫母语教育

考试局的马来长官说:“我国华小的华文水平,不能以新加坡的水平作为基准,因为在新加坡,华文不过是学校里头的一个科目,我国华小却是以华语作为学习的媒介语。”

可见,教育部长官是很清楚华文在我国的地位的。华文在马来西亚,早在独立前的马来亚联合邦协约就注明不是官方语文。国家独立后,虽然常有传言要实行单元主义教育,但基于多种因素,华文还是保留了下来。以上官员的说法,更印证官方同意华人把华文作为母语学习。

其实,我国官方是颇重视“母语教育”的。例如师范学院在今年增加了两门新课程——小学卡达山、杜顺语教育和伊班语教育。立卑师范学院更重点培训原住民师资,多方探讨少数民族的母语频临消失的危机。

这或许与无边界的全球化概念有关。联合国一向倡导母语教学,认为利用母语学习,有助于更好地扫除文盲,提高教育质量。上述官员的说法,显示他知道华小不只是“学习华文的地方”,更应该是“用华文学习的地方”,华小是母语学习的场所。

反观华社,是否真懂“捍卫母语教育”的意义?上个世纪的教总、董总肯定非常懂。林连玉先生领导教总时旗帜鲜明的昭示两点:各民族教育以母语为媒介;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

郭熙教授在2004年的一场研讨会中说:马来西亚的华语作为母语学习正走向弱势。原因是老一代对母语有强烈感情,所以乐意倾全力支持母语教育。新一代已显然不同,他们的母语意识正在淡化,加上多语环境下的冲击,母语学习的生态正发生急剧变化。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年轻一代的高官公然说我们的华文水平不必太高,不能媲美中台。

数十年来,华社历经外在的种种考验,华文还是作为母语学习,那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对母语教育有深刻的认识。然而“物必先腐而后生虫”,今天华社领导的焦点模糊,会不会让华文只作为一个用第二语言学习的科目?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0/2015

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

【14】华小的定位

当大家竞相展示华小有多少异族生,他们的学习又有多愉快之际,一位老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华小不是学华文的地方,而是用华语学习其他学科的地方。华小存在的价值不是因为有多少异族进入华小就读,而是各族有权利使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接受教育。盲点不除,是不是有天异族不读华小,华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今天异族报读华小并不是什么支持华小,支持华小应该是站在人权角度去看待,对吗?我们支持华教是支持母语教育,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异族接受母语教育,而非本末倒置鼓励他们报读华小,是吗?”

我同意这位老师对华小的定位。马来西亚的华、淡小,应该被视为国家尊重国民接受母语教育的政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向重视母语教育,强调母语对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承传统知识的作用,并呼吁各国提高对语言、特别是母语教学的认识。母语教育也能促使国民接受高质量教育、建立终身学习的基础。可是,环顾全球,真正让一个居少数的民族在所在国采用母语自由学习的国家并不多见。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在国际间的地位何其特殊。

如果不是这样看待华小的地位,而是以华小可以吸引不同民族的学生前来学习为荣,那又有何不同呢?其一,我们应该认清,我们在吹捧异族生在华小的成就时,有关民族是否会因此认同,并和我们一样以他们为荣?其二,强调华小的优越性,是否会使华小成为国家的主流教育模式?第三,众多的异族生到华小来,会不会冲击华小本身坚守的“母语教育”的特殊性?

我们并不是要拒异族生在华小的门外,因为他们也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应该考量的是“华语不是母语”的学生到华小来,应该如何学习。我们断不可削足适履,因为欢迎他们的到来,而改变华小作为“利用母语学习的教育机构”的特有价值。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0/2015

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

【13】小学应注重文学教育

年前,华东师大倪文锦教授对环球语文教育的发展做了这样的概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语文教学模式,是由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开始,逐渐走上加强基础和文学教育的道路。原因是如果只注重运用语文,偏重于交流技能,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便成为无源之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语文教学如果只落实在语言的实用技能上,那语文的学习将是贫乏枯燥,成为“无源之水”。要找到“源头活水”,则必须加强文学教育,因为文学承载量大,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无所不包,兼收并蓄。

让文学教育和语文结合,并非美国或中国特有,日本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日本的教育改革重点就是让儿童及早接触文学教育。马来西亚教育部在这方面也敏锐感受到的。2001年,我参加过一个课程,便是汇集各语文教师在一起,探讨文学教育如何纳入各自的语文教学之中。

不知情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语文教育就应该恪守在语言文字的教学中,有别于文学教育。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教中的“指月之喻”,《楞伽经》中说:“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智者用手指指月,我们该顺着手指看明月,而不是傻不楞登地欣赏手指。

“指月之喻”说明佛经里的文字好比手指,真正的智慧则是月亮。如果一味执着文字,那就是错把手指当作月亮了。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该抹杀手指的作用,因为若非用手指指月,一般人恐怕连月亮在哪儿也不知道。

所以,我主张灵活学习语文,不该执泥在语文知识和技能之中。我们要顺着手指观明月,也就是通过语言文字去感悟它所承载的智慧。

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语文更加不该当作一门学科来学习。且让孩子们更加自然轻松地学习语文,通过语文本身潜藏的机能,去感受语文的魅力,由此而爱上语文。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9/2015

2015年9月20日星期日

【12】中国标准

小六考试是否太难?教育部副部长下了定论:“难!因为有关考题是按照中国标准出题。”

五个月前,首相署部长宣布我国教育文凭受中国官方承认,水平等同汉语水平考试(HSK)时,雀跃地说:“这可说是我国华文教育的一大突破,也是华文科考生盼望的春天!”

到底要听谁的? 身为马前卒的教师,恐怕要茫然。

什么是“中国标准”呢?

如果说我们的教学是依据中国的“课程标准”,而不是根据本地的,我想没有人会赞同。因为2001年开始,我们的教学依据便是“小学华文综合课程”(KBSR)。

如果说我们的考试是依据中国的考试标准,这也说不过去。管考试的部门称考试司(Lembaga Peperiksaan),有它一套执行考试的作业程序,其中包括先进的、科学的电脑考题难易度分析。

如果说采用了不符合本土文化的中国词汇就叫“中国标准”,老师们更加要惶恐了。因为所举的例子如“省城”在五年级课本第15页第一行便出现,“渣滓”在六年级课本第195页出现。课本出现过的词语也不能考?

我在想,如果学生写作用词“不规范”,考试局判错予于扣分,虽然有点苛刻牵强,还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是阅读他人的文章,却要求所用的词语全盘本土化,这种观点不但不能接受,而且大有削足适履之嫌。

我以华社的开放和兼容并蓄为荣。例如教育部全面接纳大陆的简化汉字方案后,依然接受繁体字的应用。报章和儿童读物,许多依然是采用繁体字印刷。反观邻国,自从接受简化汉字之后,高效率的全面采用简体字,结果儿童读物如果不用简体字,没有打上汉语拼音的,家长都不能接受。可是我们的儿童,依然可以进行早报晨读,打开台湾版的绘本和儿童读物,依然嘻哈笑绝,没有学习障碍。

请不要用政治干涉教育,也请不要站在大人本位低估孩子的能力,更不要倒行逆施,忽视中文的灵活性和张力。

《星洲日报 • 东海岸》20/09/2015

2015年9月13日星期日

【11】不能要求完美

一次演讲后,有老师向我反映:“我很不高兴,因为您在台前那么落力讲演,后面却有那么多老师不用心,他们只顾着玩手机……”

我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已经养成手不离机的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往自己的手机按三两下是必然的。玩手机不能算是不用心吧?”

那位老师不服气,他说:“不是的。我在讲座时也会用手机,那是因为要回复他人的信息。他们却不是如此,他们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屏幕,手指一直在拨弄着,这是注意力已经转移的表现。我是老师,我知道如何判断学生是否用心。”

我不能反驳了。他继续说:“俗话说勉强是没有幸福的,我建议您的讲座要选择听众。不要让校方规定老师一定要出席,他们被强迫到来,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以您的名气,要吸引听众不难,就让那些真有心要听的老师来就好。”

这是一个好建议,但是我不会那样做。就好像课室里的学生,有好也有差,我们不能因为要自己的课上得顺利,就否定掉后进生上课的权利。后进生其实更加需要教育。

老师们经常受指示参加各类型讲座,好些已经麻木了,所以在讲座期间会自找乐儿。如果我们因此把他们排除在外,不再让他们参加,这只会让他们更加理所当然起来,更加不想吸收新知识。留他们在队伍之中还是有作用的。

我把我的演讲当成是“点火”的使命,目的是要重新唤起老师们的热情,投入教育工作。慕名而来的,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我再点燃热情,反之,那些不在乎的更加需要鼓励。教育工作需要团队来造就,排除团队里的成员,只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接受不同表达方式的人在团队之中,乃至容纳异己才是正道。


《星洲日报·东海岸》13/09/2015

2015年9月8日星期二

【10】都是要磨出来的

在网上看人讨论“公司为什么需要实习生”的话题,其中最为热议的字眼竟然是“廉价劳动力”。原来有很多公司的职员抗拒实习生,认为他们还不足于担当,到来只是添麻烦,因此公司往往把实习生推去处理杂务,让他们完成实习,大有“媳妇熬成婆”的味道。

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说:“没有实习,哪来日后的总经理?没有人天生就是总经理的料子,他们也是训练出来的。就好比康熙皇帝,八岁登基的他,谁能说他是称职的皇帝呢?但是,在做了十几年的实习皇帝后,成就了一代帝业。”

还有人说:“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那么想,尤其是对企业负责的公司。要知道,实习生是得安排专人带的,这些专人在某个程度上决定着实习生未来的工作态度。如果专人不专业,尽灌输负面的想法,批评公司的业务,这种负能量只会让实习生提早厌恶工作,日后学会混日子。”

“人家都说应届生是一张白纸,那么实习生就是白纸之前的原材料。相比我们这些‘老油条’而言,他们更具有可塑性以及发展的潜力,毫无疑问企业甚至社会的未来是他们的。发展中企业不也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吗?”

“招聘实习生对于企业而言会是是很好的口碑效应。当实习生实习完一段时间回到学校,他们会将在本公司实习的情况和学校的同学、老师、朋友分享,那么本公司的情况将会暴露无疑。人家说 21 世纪什么最贵?人才!那人才从哪里来?当然是学校。所以这不难理解为什么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很会在意‘校招’这个环节。”

看到这些评论,我不期然想到学校的实习,上面的讨论不也正是讨论着“学校为什么需要实习生”?

我在一次研讨会中倡导公开课,来自北京的何杰老师听了马上回应说:“我听了很兴奋,因为我们都是公开课磨出来的。”是的,名师是公开课磨出来的,教师也是在实习生涯磨出来的。我们该严正看待师范生的实习。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9/2015




2015年8月23日星期日

【9】不只唐僧去西天

福州何捷老师用《西游记》的故事揭示了课堂教学的真谛。

去西天取经的队伍,唐僧意志坚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一句“上路吧”继续往目标挺进;孙悟空武艺高强、七十二般变化,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这两人最终抵达目的地,一点儿也不稀奇。

猪八戒态度懒散,遇到挫折就喊“散伙”,路上常常招惹麻烦,成天想着莺莺燕燕的,最终也到了西天。沙和尚常说:“大师兄,不好了,师父被妖怪抓了。”再不然就是:“大师兄,不好了,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了。”一路上就只负责挑担负重的小角色,也一样到了西天。就连不开口的白龙马,也一样立地成佛。

课室里头的学生,形形色色,怎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能力的都有,这就像取经队伍。课室里可能有唐三藏,他们目标明确,知道要做什么;课室里也有孙悟空,神通广大,样样行,但是却又调皮捣蛋,不易驯服。当然也少不了猪八戒,懒懒散散,心里一直在盘算其他事务;少不了沙和尚,勤勤恳恳,不爱开口说话。

取经队伍的目标是“西天”,课室里头的学生的目标在哪儿?

我觉得任何有形的目标都是误区,学习的目标就只有一个:自我增值,不断成长。增值,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得到进步。学生既然有差异,他们的增值度就有差别,不可强求一致。

锁定100分为目标,以A为共同理想,我们就忽视了班上有取经队伍的存在,只希望打造唐三藏,一路上西天。少了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一路将少了很多生气;即便是沙僧,不说话本就是他的权利,只要他跟着大队走,就有存在的价值。

学校教育,还真像西游记。与其耗时间去打造唐三藏,不如在尊重个别差异的前提下,一路热闹地往目标挺进。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8/2015







2015年8月16日星期日

【8】点燃一把火

以前常听人说:“老师要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倒上一杯水。”最近则有官员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要是自来水。”这是要说明教师得有丰厚的学识,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最近看到西方国家流传一种说法:“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传言这句话出自爱尔兰诗人叶芝( W.B. Yeats)。不过应该是讹传,因为研究叶芝的学者说这句话不见于叶芝留下的文献,也和叶芝本人不契合。

姑且不论出处,我觉得“火”的比喻是比“水”来得更有意义,也符合现代的教育观。

教育界流传一种说法:“学生是一张白纸,有待老师上颜色。”有人认为出自英国教育家约翰•洛克。但洛克说的是儿童是可塑性很高的白板,打破了中古世纪定命的神权思想,唤起世人对儿童的关注。其后法国的卢梭更为儿童重新定位,认为儿童这段年龄拥有很多的特性,所以教育儿童要站在儿童本位出发,不可以把成年人的意愿强加在儿童身上。近代的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更倡导“儿童中心论”,强调一切的教育措施应该围绕着儿童转。

“水”论是建立在“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的观念上的,颇有“白纸论”的味道。因为儿童是空的容器,所以教师要当个倒水人。这会使到双方都很累,把学习变成负担。

“火”论则相信儿童具有无限的可能,只要点燃他们的热情,激发他们的动力,教育就变得有希望。

现今社会知识普及,只要能够上网,一切知识便掌握在手中。知识不再属于少数人的专利。

与其想着如何“灌水”,不如多思考如何“点火”,教师宜用自己对学习和对生命的热情去点燃学生的热情,让未来更具希望。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8/2015

2015年8月9日星期日

【7】可以改变的

福州的黄如湜老师来马上示范课。她选择教儿童写童诗。

我提醒老师这个教学难度很大,因为小朋友会因陌生而不敢发言,影响表现。

果不其然,小朋友一开始表现出抗拒的态度,不愿意参与。可是,黄老师锲而不舍,始终没有放弃多加引导,最后创作出来的作品充满童真和灵性,竟叫黄老师感动得哭了。

我不在现场观摩,但听了黄老师的转述,也是动容。

儿童这段年龄,学习能力最强,创作意识也最高。但是,由于大人的无知,这种天赋常常被扼杀了。儿童不但被抹杀天赋,还要承担起罪名,被说成是条件不好、程度太差。

本地一些专家更绝,说华文教学要“符合国情”。所谓的国情,就是指本地的儿童的素质。按照他们的看法,本地儿童要学习三种语言,加上种种客观条件的匮乏,是不可能把母语学得像中国或台湾儿童那样的水平。这种自我矮化的想法,我是极不赞同的。

年初,同样来自福州的何捷在淡马鲁启智上公开课。他更加大胆,一堂课就要教完全不认识的儿童写童话。一开始,小朋友也是不知道老师要唱什么戏,楞柯柯地头也不敢抬。何捷毕竟是名师,充分发挥他带动的能力,最终小朋友抛开羞赧的姿态,和老师互动完成了童话。小朋友的表现叫人激赏。

我始终相信,只要给予小朋友足够的机会去体验,他们是可以表现出固有的潜质的!我们在国内倡导的课内外阅读,更叫我们肯定这点。

我常提醒学生,不要否定小孩子,也不要低估他们的能力,要坚信“可以改变的”。与其埋怨,不如多想如何打造更优质的语言学习环境,如何恰当引导,我们将会看到马来西亚的儿童一样“能”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8/2015



2015年8月2日星期日

【6】散发正能量

光宏在上海一个研讨会发言后,台湾李玉贵老师写了一段感言:“光宏老师执教多少年,就踏实地进行了多少年的阅读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在政策并不友善、空间极其有限、没有前例的处境下,我们没有听到光宏老师的任何抱怨,只见实践力、省思力、发展力、影响力等专业正能量……”

这是一段最叫我欣慰的评语,尤其是那句关于“正能量”的说法。

诚然,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工作。

埋怨工作的教师很多,这是爱之深、责之切的反弹。大家都渴望把工作做好,栽培更具实力的新一代,可是“考试”和“文书工作”却约束了老师。

教师工作繁重,一些政策更让教师远离自己的本份,叫人倦怠。但是,一味和这些负面的因素纠缠,问题便可以解决了吗?

早在关丹执教时,我便常提醒师范生当老师不要太聪明、太计较、太功利,当教师就是要有股傻劲。学生大多听进去了,傻瓜终于遍布各地。

可是,静心想想,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悲情,是在消极地对抗而已。

与其跟着制度起舞,不如花更大的力气去探索新方向,再付诸实践。教师的自由应该是凭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换取到的。我们教育孩子们要有理想、要有大志,认准目标不屈不挠;可是我们自身在面对困境时,岂能轻言放弃?

近年来,我对教育工作有较清晰的方向,也察觉到转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所以我不惜北上南下,做额外的演说,希望可以鼓舞教师,并传递我们的教育理念。

一步一脚印,踏实走下去,坚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我们的努力可以换来丰收的喜悦,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8/2015

2015年7月26日星期日

【5】多培训几位博士

开斋节假期,我们没有休假。

“我们”是指全国各地的师范学院华文讲师。

我们一行25人在吉隆坡一家酒店参加一项为期三天的硕博培训课程,向拉曼大学理学院院长林心光博士学习如何撰写学术论文。

这不是官方举办的活动。

其实,近些年来,政府为落实先进国目标,不断栽培博士。2005-10年间,国内博士的人数从6千提到1万4千人;预计到2023年,国内将有博士6万人。为此,政府提供不少奖贷学金让大学毕业生深造,教育部也举办各种大小课程栽培研究人员。

师范学院也鼓励讲师进修博士课程。可是华文组讲师对此反应相对冷淡。

去年,我向学院呈上一份计划书,要求举办一个给全国华文讲师参加的博士培训课程。除了传授研究方法外,也找各大学讲师前来介绍中文博士课程。这项活动获得院长的支持。

可惜今年要开办时,却面对了经费问题。

原以为活动要搁置,讲师们却同意自掏腰包参加,叫人感到惊喜。

由于是自动自发,而且是自费的,大家对于这个课程倍觉珍惜。流程虽然紧凑,休息时间甚短,但是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在中文的研究上,尤其是文学的研究,我们欠缺的是对研究方法的把握。科学研究重视方法,不能只作主观的论述。社会科学自有其一套研究系统,工具繁多;文学研究要走向科研,就不得不讲究科学方法。所以,我们这次的课程主要谈的就是研究方法,从定量研究谈到定性研究,再从研究课题的选择谈到论文的撰写方法。

这项活动,把国内华文讲师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大家相互扶持,共享资源,彼此提点,打造了“学习共同体”。涉及教育工作者,正需要这样的同舟共济精神,才能有作为!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7/2015
“当老师,真好”之五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4】感谢知遇之恩

一个人的事业顺利与否,跟是否遇上贵人大有关系。

我在职27年,便碰上好几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长者。

在金马仑中学任教时,罗江副校长对我的关照是最叫我感激的。我到学校报到后,他给我教逾30节课。他怕我这“菜鸟”应付不来,特别跟我解释缘由,说明初入杏坛先受些苦好云云。我欣然接受,也应付得很好。第二年,他安排我教有半数原住民的后进班,以便体验不同的教学生活。第三年,他又让我教尖子班,因为他说据他观察,我更适合教这样的班级。最难忘的,还是他和当时的训导主任杨良明老师一起到我的住处来,游说我教中五的簿记。我自己在中学时没有修读过这一科,他们却对我有信心,而且是一年教二年的教材。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接受挑战。结果这给我留下一个中学教学的美好回忆,好些文科生因为簿记考获特优而得到一等文凭。

在师范学院教学,感谢章维新讲师的提拔。关丹原本有两所师范学院,但彼此甚少交往。我转任东姑安潘阿富姗师范学院后,不管是教学还是办活动,章讲师都给我很大的支持。我和他的教学存在差异,但他一点也不介意,还把我推荐给中央,以协助师范课程的编订工作。

从中国留学回来后,我常受邀到各地学校演讲。感谢校长们给予我机会学习,并支持我的努力。例如时任教总财政的黄稳全校长,在我第一次到他学校演讲,他不但全程相伴,还给我准备了好几片特级普洱。

常有人引用韩愈的说法,千里马也要有伯乐,才可以发挥它的潜质。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是不是千里马倒不是重点,最重要是提拔后进,给新人更多磨练自己的机会,以便日后接班。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7/2015
”当老师,真好!“系列文章之4

2015年7月12日星期日

【3】沾学生的光

郭史光宏是我的学生。中国特级教师这样评他——光宏比许多中国优秀老师更加优秀!我听了,沾光不少,与有荣焉!

光宏毕业时,对同学这么说:“会有那么一种人,没碰上就是没碰上,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可重复,也无可取代。就好像一个人若一生遇见或者没遇见一位好老师,整个人生是大大不同的。在此,我真的要特别感谢老黄,他就是我生命中这么一位好老师。很难想象没遇上老黄的我,如今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毕业后,他发来的教师节祝语是:“老黄,谢谢您。我想告诉您,you are still the best。”这是有典故的。我们在上课时看过一个视频——你可以改变一切。故事说一位优秀老师在四年级的课堂上对一名已经放弃学习的学生感到厌倦。可是,当她发现这学生的背景后,改变策略,重新给予学生鼓励,陪他学习。结果这名学生寻回自己,最后还成了专科医生。当了医生的他就是用这句“您依然是最好的”来感谢老师。

今年教师节,光宏发来的短信是:“谢谢您对弟子的启蒙之恩,以及一路来的栽培提携。”友人打趣说:“学生翅膀丰了,感谢的程度不一样。”我不禁也想起身边的人也常常这样说:学生不可靠的,羽翼丰了就不会再敬重你。

我可不这么想。教学生,就是要让学生展翅高飞,而不是留在身边。要学生终身感激我们更是要不得的想法。学生青出于蓝,老师应该更加高兴。今日学生以我们为荣,来日我们以可以沾学生的光为傲。这不是很好吗?

我倒希望光宏以后发来的短信是:“老师,谢谢您制造机会,让我接触到更多优秀的老师,学到更多学识。”我愿意成为为学生铺路的老师,毕竟,当老师的最大安慰,不是自己的成就有多高,而是可以成就多少学生。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7/2015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三

2015年7月5日星期日

【2】二十年不变

六月初,我们到吉隆坡州立华小演讲。

讲座开始前,一名老师走过来打招呼。我一眼就认出她,是我15年前的学生——邱丽萍。可是她怕我忘了她,拿着当年的毕业刊来相认。

既然有那么一本可供回忆的纪念刊,我们便闲话当年,从爱摄影的进汉,谈到已当副校长的美嫣。坐在一旁的叶校长忍不住插话说:“当老师,就要当个好老师。这样,学生永远记得你!”

是的,教师若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教育的工作,学生真会永远记得你。这几年我应邀到各地学校演讲,常常都会有学生前来相认。他们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话题一打开,一切仿佛还在昨天。他们最喜欢提起的一个话题,就是当年写的周记。虽然本子已经泛黄,他们还是不舍得丢弃,因为里头有他们的回忆,也有我的叮咛与祝福。

当老师就是那么好,学生不会忘记你。一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打趣说:“我每天都算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给人,却没有多少个顾客真心记得我!”让服务对象长久记得的,确是老师的专利。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我的学生说:“他给了我很多发挥的空间,也让我从赞赏和肯定中看清前路。小黄使我懂得,老师,就是学生生命中的一盏小桔灯。毕业以后,我选择做一个像小黄的老师,相信也坚持着,自己也同样会把这种信任和爱传递给其他学生。”文中的小黄,就是二十余年前的我;作者今日已贵为吉兰丹州华校督学。

就如她所说:“我所写的这一切可能小黄都没放在心上,也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我还是铭记肺腑的。”老师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也许早在自己的记忆中剔除了,但是学生却会记得,二十年,或许终生,依然不变。

《星洲日报·东海岸》5/7/2015
“当老师,真好!”系列文章2

2015年6月28日星期日

【1】跟老师合照

五月杪,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假八打灵育才华小召开常年大会。

午餐时,两位南马过来的老师把我叫住,说想和我合影留念。我答应了。她们便去张罗一番,半小时后才把我叫到学校的小花园拍照,原来是细心穿上了那厚重的大学毕业袍。

她们把照片放上社交网站,并留言:“远距离大学课程四年,影响我最大最深的是‘儿童文学’这一门课,有幸今天能够出席儿协大会,赶紧抓住机会与这门课的编写人合照。谢谢您,黄博士。”

对此,我既欣慰,又感动。我给她们的回应是:当老师真好!

其实,她们并非我的入门弟子,我没有给她们授过课。和她们的师生缘只是因为一项远距离大学课程。

年前,苏丹伊德里斯大学开办的在职教师大学课程拟开办“儿童文学”这门课,找我协助。为表示支持,我不管多忙,也给他们编定课程,编撰教材,并主持线上讨论、课业和考题的拟定。

师范学院约十年前就把“儿童文学”编入课程里。因为有理论基础,加上授课的经验,以及办过多项儿童文学的推广活动,我们有信心给大学编定这项课程。

从这门课的反馈看,我们庆幸许多老师调整了自己的教育观,并重新找到了工作的热情。一位老师说:“儿童文学这一科,不仅改变了我对儿童的看法,更改变了我对生命的诠释,就像大多数同学的感受一样,没有了儿童文学这一科,这4年的大学生涯是不够完美的 !”同样叫我们感受到“当老师真好”!

老师如果有能力指引学生学习,给他们提供新的概念,可操作性强的想法,并看着他们的专业成长,那种满足感是无以伦比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6/2015

2015年2月20日星期五

【365】走近古人完结篇

“走近古人”这个专栏是在2007年6月23日开始创设的。当时是《星洲日报•东海岸》采访主任彭永兴先生见我在彭亨佛教会教古文,觉得这样的课程除了口授以外,也可以作书面的传递,于是倡议开辟这个专栏,要我用文字向东海岸读者介绍古代文史。后来我因故无法继续讲古文,这个专栏却还是维持下来。

岁月如梭,一晃便是7年半了,“走近古人”也写了365期,和地球公转的周期一样,是该告一段落了。

“走近古人”是个探讨古代文史的专栏。中国人看待中国文史,离不开民族本位,所以会认为它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维系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利器”;海外华人未必需要如此。我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史的:那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文明。对文明的传递,我始终抱着继往开来的态度,既要继承古人的智慧,也要开创未来的际遇。所以我不复古,也不反古。

“敬畏传统”是研究古代文史必须有的基本态度。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否定的眼光去挑古人的毛病,我们不但无法看清楚古人的面貌,而且无法洞悉他们在传递人类文明所扮演的角色。

身为读书人,我们除了敬畏传统,也要敬畏学术。现今学术一词已被滥用了,六年级小学生也可以有学术成绩。其实,学术一词本来就是很严肃的,早期指的是治国之术,后来泛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搞学术的人心态要正,起点要高。

最近我在社交网上公布一批不出席大学课程的教师的名字,引来很多当事人的非议。他们但知我这样做,却不去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或以为我是恼羞成怒,因为人家不上我的课而光火。孰不知我平时讲课,哪怕你不用心,你早退,我依然老神在在,不为所动。我之所以要如此做,是要提醒这些开始走进学术殿堂的人:请敬畏学术,尊重学术。

学术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容许我们去践踏和藐视。有些不学无术者花钱买文凭,请枪手写论文,这是践踏学术;有些手握鸡毛当令箭的贱卖学术,轻易授予他人学术认证资格,那是藐视学术。我们不必随着这些小丑起舞,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还认得几个字,读得懂几本书,就该尊重学术,汲取他人的智慧。

从事文史研究的人,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前者看书,讲究硬功夫;后者重数据,用数字来分析现象。我是研究文史的,所以我只相信文字,只希望从文字中去提取前人的智慧,滋润我的学术生命。如果你告诉我UPSR成绩公布了,某校及格率冠全国,多少考生获得全科A,我还是不以为然。这样的数据只能说明某个现象,实质意义并不大。

我写走近古人也是秉持这样的信念的。我并非全知者,所以每周撰写文章前,都要阅读翻资料才敢下笔。只要我认为对我有启示,可以借来用的古人智慧,都会成为我写作的材料。读者也应当如此,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认为可以借鉴的智慧,就读。否则就一笑置之。对文史研究报告,对古人留下的文字,不必每篇拜读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星洲日报》地方版允许这样的学术随笔见报七年半,实是一个创举。我借用这个栏位,丰富了我自己的学识,也磨练了我的文笔。

感谢读者,感谢《星洲日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1/2014

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

【364】有没有元朝和清朝

最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好些人在谈“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元朝与清朝”。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立场是:“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清朝则是满洲人建立的,这分明是一种侵略行为,不应该被列为汉族的历史。”

跟着提出一个触动读者神经线的话题:“如果当年日本成功占领中国,我们也要向日本俯首,承认日本人所建立的政权吗?”

我相信大多附和“元、清时期是中国被蒙、满人征服和殖民的亡国时期,并非中国的朝代”的说法的人,是出于民族感情,尤其对近代史上日本的侵略行动更是咬牙切齿。因此往前推论,自然不能苟同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

我对这个课题的提出深感兴趣,但无意去辩驳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毕竟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判断,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并不会造成影响。总不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后,把1271-1368年近百年的事迹和1644-1911年近三百年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书剔除,以“亡国”来代替。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曾提倡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观点给现代人的启示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甚至以现实去考量历史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历史自唐代开始,都是官修史书,今朝人撰写的是前朝的历史,对前朝的历史必然会带着现实的考量而有取舍。如果史家歪曲历史,刻意贬低前朝,这样的历史会受时间淘汰,甚至引发他人另外撰史。简而言之,历史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才成为定论的,不急于盖棺定论,更不容假设。

元朝距今已经七百多年,是可以盖棺定论的了。如果当年蒙古人侵略中国,使到中国人有彻底的改变,向蒙古人看齐,全盘接受蒙古化,那么中国的历史真要改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亡国。然后,蒙古的历史将会延续到中国大陆来,掀开新的一页。事实是不是这样?

清朝距今也有百年,中国传统是“盛世修史”,而且是修前朝史。清朝的史书依然是《清史稿》,还不是盖棺定论之作。我们还在期待中国何时编订正统的《清史》,看看当今史家的立场和眼光。

其实,不只是元、清,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的民族融合。早在西周,文王、武王本是西边的少数民族,他们侵略中原的华夏民族建立政权,周公旦的封建制度更是稳定政权的旷世之作,成为后世孔夫子所敬仰的事迹和对象。秦始皇也非华夏民族,但是进入中原后,历史都不再追究。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是公元386-581年在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与南方的汉族政权齐头并进。北朝都是诸如鲜卑、拓跋氏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两百多年后,隋炀帝再次统一中原,建立起隋朝,并发展为后世强大的唐朝,期间民族的融合是何其重要?

我喜欢台湾已故教授傅伟勋倡导的“文化中国”,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不应该仅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地理位置的国家。“文化中国”把中华文化传递数千年,我们无需把目光局限在血缘和地缘的观念,这样的文明传承才更深具意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1/2014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363】梁武帝信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

中国正统历史对梁武帝早期的统治都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他在位时是中原世族南渡以来最辉煌的时代。

然而,这种太平盛世却轻易被侯景击溃,梁武帝不但身亡,随后梁朝还宣告灭亡。李延寿《南史》如此评述梁武帝的功过:“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

有趣的是“溺于释教”比较引起后世的关注。如周一良谓:“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方立天也说:“侯景之乱也是对梁武帝提倡佛教的一种历史的报应”;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

以上现代佛教史家的看法,其实并非创见,而是自古已然。例如与梁武帝有布衣之交的荀济说:“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荀济开创了佛教会造成一个朝代灭亡的说法。又如北魏的魏收撰写《魏书》时,更是蓄意贬低梁武帝萧衍的形象,说他建庙“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梁武帝因信佛而亡国的说法,已成了史学家的说辞。

中唐时期,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激昂地说梁武帝事佛,却“饿死台城, 国亦寻灭, 事佛求福, 乃更得祸。由此观之, 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把信佛和亡国放在一起谈,韩愈也并非第一人。

面对反佛论者的攻击,崇佛者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但是他们的反击,逻辑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

近代汤用彤先生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世人每以侯景之乱,专归咎于佛法。实则国力之衰,首由于风尚之文弱浮华。而当时政事学术以及佛教无不有浮弱之表现。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非能观事变之全体也。”汤用彤先生认为梁武帝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信仰佛教,而是沾染了南朝“文弱浮华”的风气。梁武帝在世的确从事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务,最终徒劳无功。

后来,钱钟书先生在评论萧衍《净业赋》一文时提出这样的看法:“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也就是说梁武帝崇佛固然有错,但其亡国灭身却不能专归咎于他的崇佛。反之,崇佛成就了梁王朝近五十年的盛世局面,并不是丧乱的理由。

汤、钱二先生的看法是比较持平的,摆脱崇佛与反佛的固定框式。梁武帝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其个性上的改变,其施政上的偏差,其用人上的失败等都是学界乐于探讨的。

李延寿在《南史》的论赞中对梁武帝一生的功过,是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可惜部分学者站在反佛、反宗教的立场辨析,反而模糊了一个统治四十八年,对南朝作出积极贡献的皇帝的成败功过。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11/2014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362】汉语语法研究的问题

中学老师问我“我彻底失败”一句中的“彻底”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我说是副词。他说他们翻过大大小小的词典,都注明是形容词,没有一条是说明这个词作副词用。

“彻底”作形容词,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形容词的功能有前面可以加“很”,后面可以加“的”,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定语。“彻底”绝对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不是“彻底”作形容词,而是“彻底”一词是否可以作“副词”。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语法专家早就说明一点:“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

可是,被现代人奉为“经典”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新的修订版中,竟然为所有的词归类,划分有关词语是属于什么词性。这是我难以认同的。词语的词性,不是由有关词语的意义来判断它的词性,而是在语境中来判断它的词性。例如我们都知道人名是名词,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转化为形容词,例如我们骂人“做人不好太周星驰”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词义划定词性的做法,其实是过时的观念。

以上述“彻底失败”为例,我们是可以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例如“很失败”,“非常失败”,“十分失败”,“完全失败”。那么“很”,“非常”,“十分”,“完全”都是副词,为什么偏偏“彻底”只可以作为“形容词”,不是“副词?

再说,“彻底”我们也可以和其他词语搭配使用。例如“彻底洁白”,“彻底干净”等。在这里,“洁白”“干净”都是形容词,形容词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吗?这里的“彻底”明显就是表示程度的副词。

其实,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开始的, 而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则是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开始的。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年代,中国的现代汉语语法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多的新领域被开拓。因此,“现代汉语研究”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应该是属于大专生才研究的课题,不适和用它来套在中小学生身上,形成一种学习的负担。

现代汉语语法在教异族学生时,也比较受到重视,所以在中国,“对外汉语”(现在称“国际汉语”)比较重视语法的教学,而在汉族子弟中进行语文教学, 不进行系统的语法教学, 也完全是行得通的。毕竟,对汉族而言,汉语是大家的“母语”。

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 从开始就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因此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和体系的烙印, 而且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成了某种难以挣脱的“ 紧箍咒”。这样的研究,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在本民族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现代汉语既然作为新的学科,就应该有其开放性,应该随着语言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有所变化。上述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不能让一两本书来决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1/2014

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

“马来西亚小学华文教育展望”研讨会——回归母语教育的华文教学思考

日期:2015年1月30日(星期五)至31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8时至下午5时
地点:马华公会三春礼堂

缘起: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官方网站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是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以上的说法是中肯的。我们甚至要说:马来西亚华人是中国域外,全球唯一依然坚持把华语当成母语学习的民族。

这是历史因素使然。自19世纪初华文教育以私塾的形式在马来半岛出现至今,虽历尽艰辛坎坷,但从未中断过。不论是在英国殖民时期、日战期间,还是在独立以后;无论受政府政策的限制,还是受马来民族主义情感的制约,马来西亚华人政党和民间社团始终坚持保存完好的华文教育。

维护母语学习的权力,向来都不是执政者授予的,而是要靠各自民族努力争取,并对母语学习的方方面面有清楚的认识,才能保持完善的母语教育体系。

我们认识到,在不同年代,不同的客观条件影响下,我们所争取的方向和所采取的教学方针都会有差异。

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相应的,中文在国际间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著。对中国官方而言,要把中文推广为“国际语言”,就必须有策略地进行中文的推广。为此,中国设立了“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并在全球各地成立“孔子学院”,以推广“国际汉语”。表面上看,这种发展趋势有助我国华社维护母语教育,但事实却不如此。“国际汉语”的推广,却是我国华裔维护“母语教育”的一大挑战,因为中国官方所谓的“国际汉语”是把中文当成外语传授,是让外国人学习中文的一种策略。

马来西亚政府自2008年起,每年保送许多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这些留学生学习汉语都是“零起点”,回国后将被安排在各个教育机构中教汉语。“国际汉语”的学习目标、方向、方法和要求,都与我国华社过去所坚持的“母语教育”是有差异的。因此,我们预见这批学生留学归来后,对我国的华文教育将起着很大的冲击。

再环顾我们当前的华文教育,中学生报考华文的人数逐年下降,这将带来很大的冲击。中学生不报考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对这个科目并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它很重要。在功利的冲击下,他们为了文凭的好看,可以放弃华文的学习。这种现象带来的恶性循环很大,包括中学华文教师一心只想培养考到A的学生,而不惜采用应试的教学法等等。这将使母语教育越来越脱离它应遵循的轨道。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该如何做出回应?静观其变只能坐以待毙。我们觉得,要改变这种现象,还得从小学抓起。如果小学六年的母语教育做得好,学生热爱这个语文,上了中学,哪怕有人不准他们报考华文,他们还是会坚持和想方设法去报考的。

可是,小学华文教学是否做得好?我们的教师是否可以教出热爱母语,掌握母语,驾驭母语的学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林毓聪科长在KSSR推行时不落遗力推动母语教育。曾有老师要他概括一句KSSR的改变最主要是什么,科长一句“让学生爱上华文”回答得精辟到位。

可是,我们要进行怎么样的母语教育才能让小学生爱上母语?怎样才能把母语教好,传递民族的香火?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困境,值得我们去探讨成因,并谋求对策。

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

不妨考虑接受国际汉语教学

某日报日前刊载一篇谢某的大作<华裔子弟何故不考华文>,在网络社交网站疯传,赢得不少共鸣。

文章把中学生不考华文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一考试。作者认为不论是小六的评估考试,乃至到大马教育文凭华文科考试,题目都太难了。出题的“华文高人”在刻意刁难考生,把题目出得太“有水准”。

事实上,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早在2011年,时任马华联邦直辖区教育局主任的王鸿财便指出:“多年来导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华文科A+比率出奇低的幕后黑手是考试局华文组。”他说考试局华文组出的试题,其难度往往超越一般中五生的华文程度,这明显是在刁难考生。他也表示曾与多个华教组织向当局反映,可是考试局华文组始终坚持要保持“国际水准”,不愿妥协。王鸿财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试局需了解大马的华文水准与中国不同也无法相比”,因为华裔学生要学习三大语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学习华文的时间,考题太高水平对学生很不公平。

王鸿财也呼吁考试局的官员应该确保“试卷内容符合学生的学习范围及生活经验,再依据50-30-20的难易比率,使考试成绩能真正反映学生的程度”。他也提醒有关负责人“必须清楚明白,一个错误的思考方向及观念,将严重影响未来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王君所言甚是。众所周知,如果报考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华文科的人数减少,将直接冲击师范学院的华文组学生来源;如果师范学院华文组培训的学生人数骤减,华小的华文教师也将减少。这一层层的利害关系,将直接影响着我国华裔学习母语的机会。

王鸿财不在教育界服务,但对华文教育的关注却不下于一般华教人士,叫人赞赏。但是,他振聋发聩的言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三年后,还有人重新弹回旧调,同样唤起众多关心华教的人士支持。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回应依然是“风过疏竹,风过不留声”的。

考试局的华文科官员不妥协,应该是考量华文在中小学都是“母语”学习,而不是“第二语”。这造成他们的看法和民间有段距离。笔者在想,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学生在会考中可以考到特优成绩,我们是否该放弃把华文当成“母语”来学习,顺应国际发展的大趋势接受“国际汉语”?

“国际汉语”,之前称为“对外汉语”。这是中国鹊起成为世界强国后创建的一个名堂:他们为了普及中文的学习,特地设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和孔子学院,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

我们既然强调“国际水平”,为何不索性接受“国际汉语”,以便和国际发展接轨?

笔者有幸出席过一项由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主办的“汉语教学培训课程”,与东盟各国的代表一同聆听主办国印尼给我们上“国际汉语”课。我豁然发现,我们的汉语水平是远远超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我想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华裔一直坚持把汉语当成母语来学习使然。其实,这不但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区域”情。东南亚诸国的华裔人数还会少?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接受学习各自的“国语”,把汉语当成“外语”或“第二语言”来学习,马来西亚华裔却不行?考试题目太难,成绩无法考获特优,学生在功利驱使下不再报考华文,这是自我毁灭学习母语的做法,最终两头不到岸。

如果我们接受把华语当成第二语言来学习,其利可见,一切的争议也可以平息。

首先是有利于官方协调华文教育事务。根据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林家光去年公布的数据,巫统保送了6000名学生到华留学。可见巫统区域领导恫言关闭华小的建议,只是不知中央的策略。巫统不会打压马来西亚人学习华语,相反的,他们非常重视,所以保送学生到中国留学,接受“零起点”的国际汉语培训。可是,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却只能到国小或技术学校教学,大有大材小用之嫌。华文作为一个语文科,在我国却一分为二,有“华小华语”和“国小华语”,前者是母语教学,后者是第二语教学。这么一来,不管是师资的调派,课程的编写,都给当局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统一为“国际汉语”,既符合国际趋势,又符合国情,岂不皆大欢喜?

再者是教学问题。我国华小华文课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采用西方教导外语的模式:先注重词汇的积累,再到学习句子的架构,最后才谈得上语言的沟通与交际。因此,我们的教材的编写是先有字汇表,再依据字汇表编写课文;老师的任务就是去发掘课文中的亮点,尽可能让学生学习“阅读优美词句”,以收“美文欣赏”的效果。现今新课程的推行下所采用的教材,往往太长,程度也太高,老师往往有不知头绪,无从下手之感。这将不利于华小华文的发展。

如果采用“国际汉语”教材,这种窘境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国际汉语”教材有篇课文是这样写的:“秋天了,天气凉了,山上的树叶都红了。西蒙他们打算今天去香山看红叶,可是真不巧,天阴了,要下雨了,他下星期就要回国了。”课文简短精炼,词句优美,句句押韵,教师教学容易把握重点。教师可以先教诸如秋天、天气、树叶、香山、不巧、阴、下雨等词语的形、音、义,让学生“掌握字形、读准字音、了解字义”;继而再让他们学习造句,以便学会应用词语,达到“认、读、写、用”四会,完成语文作为工具学习的任务。最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看课文的亮点,欣赏诸如“秋天了,天气凉了”,“天阴了,要下雨了”等句子,再进一步去提炼文章隐藏的价值观——回国后留下的缺憾是难以弥补的,所以凡事都应及时和趁早去做。

接受“国际汉语”教学的第三个好处,当然是要解决试题太难的问题。以上文为例,根据“国际汉语”的测试水平,可以考学生“句子中树叶都红了的‘红’字,是属于什么词?”考生用心学习便可以准确作答,答案也没有争议。再从“理解”的角度看,问学生“为什么西蒙他们去不成香山看红叶?”答案也不会有争议,已经把握“国际汉语”基本语法的学生肯定可以作答。比起现今的刁钻问题,徒会难倒学生,让他们对母语心生恐惧,厌学而放弃好得多。

如果华语统一为“国际汉语”,华裔生在学习上也占尽优势。到时候在国家级的会考中,华裔生的华文成绩必然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这么一来,考生有成就感,家长脸上光荣,华小和国民型学校也要沾光。

这样多赢的局面,我们为什么要抗拒?放弃母语学习模式,接受国际汉语教学吧!

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

【361】再议诸葛亮的空城计

小学四年级课本收录了《空城计》一文,故事摘自《三国演义》第95回。

我看过一堂课,老师在教学时,不断强调诸葛亮的智者身份,结果学生最终的结论是“司马懿是笨蛋”。

相同的文章,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会有不同的领会。

这里说的“年龄段”,并不是指实际年龄,也就是说不是10岁的学生有10岁学生的理解,20岁有20岁的解读,30岁又有30岁的看法。医学界把我们的年龄分为三个方面:依据出生年月逐年增长的叫“自然年龄”是实际年龄,依据身体状况所体现出来的叫“生理年龄”,依据思想状态所反映出来的则称“心理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一致的是健康,生理年龄大于心理年龄的要被人骂“幼稚”,心理年龄大于生理年龄的也要被骂是“未老先衰”。

医学界注重的是调适一个人的生理年龄,而心理年龄则归于教育来调适。一个人的思想,和他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切只归于自然年龄,我们就不必再谈“教育”了。

因此,让四年级的小朋友把“空城计”解读成“诸葛亮很聪明,司马懿很笨”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尝试拔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思考方式,让他们“未老先衰”。

课文里头有一句话:“其实我倒不想冒险,实在是不得已,我才用这个办法的。”这是诸葛亮在事后说的。我觉得老师在教学时,应该让孩子们反复揣摩这句话的意思。

诸葛亮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不外是在险中求脱身之道,是采用心理战术和对手赌上一把。“不得已而冒险”突出的是诸葛亮急中生智的一面,但万万不可因此把司马懿解读为笨蛋。虽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战争中的定律,但我们引导孩子思考时却不能只是那么简单的切分。认清事实,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才有助孩子们的思维成长。

“空城计”这个战争策略,出自《三十六计》一书。过去学界一般相信《三十六计》这部书成书于明清之际,但却不否认词源要更早。许多古籍都出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说法,例如最早的《南齐书•王敬则传》,后来宋代惠洪的《冷斋夜话》都提及。2003年济宁市发现的一部隋代玉简《三十六计》提供一条线索,这部书或许确是南朝宋将檀道济所著。今天流传的版本,将三十六计分为六类: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空城计”就是“败战计”之一,和美人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并列。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三十六计》的战争策略几乎都见于此书,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至少都看过篇目,据此加上文学手段改写《三国志》。诸葛亮的“空城计”也因此应运而生。

如果再通读《三国演义》,我们还会发现司马懿在“空城计”中并不是败者。他其实比诸葛亮更加清醒。故事中说他见了孔明的装腔作势,开始起疑,一旁的儿子司马昭提醒他诸葛亮是无军可用,司马懿马上就宣布撤军。后来孔明退兵之后,司马懿又回到城中,“问遗下居民及山僻隐者”,然后仰天长叹:“吾不如孔明也!”这样的舞台剧效果更凸显作者有意写出司马懿在演戏。演给谁看?演给一众猜疑他有篡位之心的曹氏政权看。诸葛亮此时已是日落黄昏,他的存在对司马懿更加有利。

《三国演义》作者真神人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10/2014

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

【360】诸葛亮摆空城计

小学四年级课本收录了《空城计》一文:

“话说三国时魏国的名将司马懿占领街亭以后,亲自带领十五万大军向西城这个地方来了。

这一天,诸葛亮正和部下商量如何抵抗敌军,忽然探子飞马来报:‘司马懿带领十五万人马朝西城打来。’这时,诸葛亮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些文官,他所带的五千兵士,一半也运粮草去了。众人听说司马懿的军队快到了,都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

诸葛亮到城头一看,果然尘土飞扬,魏兵分两路向西城杀来。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旗子都藏起来,城里的人不许随便出入,也不许大声说话。他还叫人把四面城门全都打开,每个城门口用二十个老兵扮成老百姓,拿着扫帚、簸箕,打扫街头巷尾。他严厉警告,魏兵到了不许乱动,不守军令者,立即斩首。诸葛亮吩咐完毕,就带上丝织头巾,披上锦绣长袍,领着两个小童儿上了城楼,坐在那儿喝酒弹琴。

司马懿的军队来到了城下,一看这情景,都不敢前进,连忙回去向司马懿报信。司马懿骑在马上,远远望去,果然看见诸葛亮安稳地坐在城楼上喝酒弹琴,左面一个书童,手捧宝剑;右面也有一个书童,手里拿着麈尾。他们都满脸笑容,轻松自得,没事一般。

司马懿看了,心里非常疑惑,连忙下令军队向后撤退。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问:‘为什么要撤退?是不是诸葛亮没有兵,故意迷惑我们?’司马懿说:‘你懂得什么,诸葛亮一向小心,从来不做冒险的事儿。他在城楼上一坐,四门打开,我判断他里面一定有埋伏。我们如果进去,就中了他的奸计,快快后退四十里!’

诸葛亮见司马懿的兵马撤退了,拍手大笑起来。左右的官员都很惊奇,就问诸葛亮:‘司马懿是魏国的名将,原本带了十五万大军要闯进城来,见了丞相为何撤退得这样快?’

诸葛亮说:‘司马懿知道我一向行事小心,决不敢冒险。今天我把城门大开,他就会怀疑我有埋伏,所以他很快地撤退了。其实我倒不想冒险,实在是不得已,我才用这个办法的。’部下听了都很钦佩他,说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想出办法来。”

全文近800字,这是我们的课本一大进步。

我的学生教导这篇课文时,突发奇想,结束前的一个步骤让学生分组讨论:如果守城的变为司马懿,攻城的是诸葛亮,你们说诸葛亮会不会退兵?学生说,诸葛亮不会退兵。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司马懿是笨蛋。

这很有趣。老师在教学时,一再强调诸葛亮很有机智,善用他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学生的理解自然便是相对的,司马懿实在笨!

“空城计”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几乎每个华裔都知晓。你不得不佩服罗贯中。这个故事不出现在《三国志》,也就是说历史是没有记载的,相信是罗贯中的创作。现今大小词典收录“空城计”一词,都注明出处是《三国演义》。

有人说文学没有价值,也有人说古文已经过时。

可是,“诸葛亮摆空城计”这个故事却流传了数百年,乃至许多人以假乱真,以为诸葛亮真是神,司马懿就是一个笨蛋。文学所带来的影响真不是一般的。历史事实反而少人问津,民间流传的故事反而家喻户晓。谁说文学无价?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10/2014

2015年1月5日星期一

【359】学术上的公案

学术上的公案指的是悬而未决,纠纷不绝的议题。且以陶渊明的名句“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为例,说明何谓公案。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郭沫若《读诗札记四则》写道:“这样明白晓畅的诗,宋人曾纮却于节外生枝,谓‘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其上下文不相贯,遂把‘形夭无千岁’校改为‘刑天舞干戚’,后人视为定论,刻本径改原书,这是一件很奇怪的公案。”

郭沫若明确提出了这样一则公案:本作“形夭无千岁”的却经宋人改成“刑天舞干戚”,而且后世以讹传讹而不自知。

既然是公案,则表示问题悬而未决,还不能下定论,也无从下定论,除非有其他证据如出土文物佐证。日本学习院大学的王瑞来评述这个公案时说:“在意思上,由于‘形夭无千岁’和‘刑天舞干戚’皆有说得通之理由,我不会舍此就彼,而会两存其说。”这正印证了“刑天舞干戚”是学术公案的说法。解决不了,也无从解决,就两存其说。这不是骑墙,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说法,而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目前证据不足,无法把话说实,只好存疑。这是正确的学术立场。

且让我们审视这个公案的始末。

曾纮是北宋人。在《四库全书》收录的《陶渊明集》有他对此诗的一段评述:“平生酷爱此作,每以世无善本为恨。因《山海经》诗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猛志固常在’相应。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

根据《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曾纮所谓的“刑天”便是取这个典故。根据《山海经》所写,刑天本是炎帝的大臣,见黄帝打败了蚩尤和夸父,兴冲冲的向炎帝请求举兵对抗黄帝却遭到拒绝,于是只身挥斧执盾去找黄帝挑战。最后被黄帝用宝剑砍掉了头。可是断了头的刑天却没有心死,依然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嘴,继续挥动武器战斗。

曾纮提出陶渊明的诗句应该就是以刑天不死的精神自励,竟然得到大家的赞赏。就像郭沫若所说,后世刻本竟然也据此而改成“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可是,南宋周必大却提出了质疑:“予谓纮说固美,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

《山海经•北山经》载:“精卫,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我觉得周必大的说法比曾纮的更妙。曾纮用其他书本来求证,周必大却是用陶诗本身的内容求证。如果像周必大所言,陶渊明这首诗只写精卫,那么“形夭无千岁”是说精卫用木石填海,东海何其大,寿命不会有一千岁的精卫要如何填满东海?可是,即使夭折了,精神却留下,就像愚公移山一般给世人留下佳话。

可是,这毕竟没有更强的证据说明,所以只好让争论形成“公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1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