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职27年，便碰上好几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长者。
在金马仑中学任教时，罗江副校长对我的关照是最叫我感激的。我到学校报到后，他给我教逾30节课。他怕我这“菜鸟”心里不平衡，还特别跟我解释缘由，告诉我初入杏坛该先受些苦云云。我欣然接受，工作也应付得来。第二年，他安排我当有半数原住民的后进生班的主任兼教数学，以便体验不同的教学生活。第三年，他又让我教尖子班，因为他说据他观察，我更适合教这样的班级。最难忘的，还是他和当时的训导主任杨良明老师一起到我的住处来，游说我教中五的簿记（Prisip Akaun）。我自己在中学时没有修过这门课，他们却对我有信心，而且是一年要教两年的教材，帮助学生应付SPM。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接受挑战。结果这给我留下一个中学教学的美好回忆，好些文科生因为簿记考获特优而得到一等文凭。
在师范学院教学，感谢章维新讲师的提拔。关丹原本有两所师范学院，但彼此甚少交往。我转任东姑安潘阿富珊师范学院后，不管是教学还是办活动，章讲师都给我很大的支持。我和他的教学存在差异，但他一点也不介意，还把我推荐给中央，以协助师范课程的编订工作。就是因为他的引荐，我走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教育工作。
从中国留学回来后，我常受邀到各地学校演讲。感谢校长们的信任，给予我学习机会，让我可以宣说我的教育理念。最初出来“跑码头”时，杏坛前辈，也是时任教总财政的黄稳全校长，不但邀请我到沙登小学演讲，还全程相伴，并赠予好几饼特级普洱。
常有人引用韩愈的说法，说千里马也要有伯乐，才可以发挥它的潜质。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千里马倒无所谓，有机会就要当伯乐，提拔后进，给他人更多磨练自己的机会，以便日后接班。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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