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

【295】我们输不起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既然是一种母语教育,就应该有不同于外语教育的自己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又说:“(母语教育)应该改变目前语文教育要求不切实际、过于繁琐、学生负担过重的现状。”

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说:“我们现在语文教学,一二年级还是强调识字为主。……先识字、后阅读、再写话或者写短文,这样的教学方式,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母语教学,是第二语言英语教学。”老先生还亲自到甘肃成县去带领教师从事教改。

其实,中国有好些教师都倡议语文教学改革,不但说,也在做。即使是官方,也不断在调整语文教学的目标和方法,以期更好地传承汉语文化。但,彼邦教育不管怎么变,中文始终是他们的普通语言,依然为数亿人所必学。

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输不起。如果华文不再成为族人的首选语言,民族教育将彻底溃败,难有回头路可走。

不要把先贤辛苦建立起来的母语教育体系当成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的教育持续开放,多一些可竞争的学府,也许华小、独中都要面对生源的短缺。如果作为华教堡垒的华小不再是使用母语学习的场所,只是一个学习华文的地方,我们的华教前景也堪虞。

除了劝导华社,我们还得从根本处着手,即提高母语教育的素质,让它真正利惠学子,有效培养才俊。我相信和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不过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执着于旧理论的人可能更多。这还不包括那些认为语文教育就该读“弟弟来,来拍球”,写作文就是“书包的自述”的“冻龄”人士。

公说公有理之外还是要有公理的,最好的测量指标还是学生的反应和表现。如果学生只是在威迫利诱中选择了修读华文,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爱华文,认同华文是绝对值得学习的。因此,我们该努力培养小学生学习母语的兴趣,让他们感受母语对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媒介。也是日后面对社会必有的竞争条件。

        这是教改不变之道,也是我们在努力着的方向。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3/2021


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

【294】中华民族和文化

        1989年,杜维明教授发表论文〈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重新思考了中国人的定义,认为不应该用政治来定义中国,而是应该以文化来定义。2013年他再度重提“文化中国”这个命题。

时隔25年再提,是不是意味概念并不被认同呢?我想是的。毕竟中国这个词已经表明是“国”,是地理的概念,怎么可能否决当地人民和政治的拥有权?

杜教授的倡议有其历史背景。新中国建立后,历经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极大的破坏。在海外依然继承着传统的华人必然深有感触,既然传统在大陆已经断绝,就得靠身份已属他国的华人来弘扬。代表“新儒家”的杜维明教授倡议:“中国不一定是指政治上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文化上的中国不一定只能存在中国大陆,而是存活在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或是美国等地。”

为什么这倡议不为广泛接受?主要当然是因为历史不断演进,中国不再是昔日的中国,就算曾经断根的一族,也凭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重新塑造“零起点”的新生代,重拾传统的话语权。

身为他国公民的华人则面对身份定位的问题。那些完全放弃身份,绝对效忠所在国的华人,不会有此困惑。我只是担心若干年后,他们会不会也像非洲人寻根的举动一样,重新思考定位。毕竟有些东西失去后,未必可以重拾,即使能够也要几代人的时间。效忠所在地是必须的,但民族的身份是否要因此而放弃则有待斟酌。

我关心的是那些依然学习传统语文、思想和文化的华人,该如何给自己定位?我们还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依然是我们的根吧?我不认为传统一定要由哪国的人来诠释才对,也不支持否决任何人对传统的诠释。我支持站在学术看问题,大家平权发言,以学识交流,以文化建设为目的。

不要把自身传统交出去,妄自菲薄,一切听命于他人;也不要高傲到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无需再认祖追宗,否决掉自己的传统。

我们还是学习中文,我们学习的方式、目的和水平,绝不亚于主流国;我们学习中华文化,我们的理解和诠释,也不是域外的观点;我们发扬传统的思想,孔孟老庄也一定欣喜。我们依然是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华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3/2021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

【佛114】凭什么让人资助我们去旅行?

 “检修顿悟”系列之114

19/03/2021



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

【293】看课看什么?

        老师们聚集讨论考题,一人突问:“请问你们考过A吗?如果连A长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讨论就太空泛了!”

这样的话语当然不讨人喜,但却是硬道理。就像我们当讲师的,如果连一堂好课是怎样的也说不清,是很让学员明白怎样才算是优质的教学。理论还得结合实践,才是真功夫。

我很庆幸自加入师范学院后,有机会看很多课,从我学生完整的课堂教学中学习,不断去探讨好课的模样。教师的口才,教师的应变能力,教学重点的把握,都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在更扩展到看学生的学习内容和进度,从知识的获取,技能的培养,到生成式的教学,让学生真正受教育。这些无一不是在行进中求进步。

我们参考了中国和日本的做法,开创了适合本地教师进修的公开课体制。通过具体的课例,课后的教学剖析,以求教师更能达致专业成长。

公开课不是作秀,更不会作假,我们要求的是常态下的正课。参与者要如何从公开课中学习?我们给大家划定了三大观摩视角:看教学的准备工作(先通过课例分析再听教师说课),看课堂上的执行能力(课堂观摩),看课后的反思力(议课时的互动)。

备课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对教材的解读能力,精准地发现教材的特点;二是对教学的设计能力,充分发挥教材的优势。前者除了应用教材以外,还要懂得开发适合学情的教材。特别是阅读教材,如果课文可读性不高,纯粹只是为识字和传输道德观的教材体,那么教师还得发挥修改、对读他文、另择教材的能力。后者则看教学的设计,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且要符合课程的标准,有重点、脉络清晰地开展教学。

执行能力则看实际的课堂教学能力,不但要落实教学计划,还要具备应变能力。有时是对学情作出适当的调整,有时则是针对学生的反应给予点拨和提拔。以学生的学习为核心,助他们在既有基础上跨前一步,是当今教学的主轴。

最后,教师还该具备反思力,能够辨析教学过程中的得失,能从实践中总结珍贵的经验。会反思,才会不断成长;要学生生成式学习,教师也要水涨船高,不断成长。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3/2021




 

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

【佛113】这是修行吗?

 “渐修顿悟”系列之113

12/03/2021



2021年3月9日星期二

【292】制度化培训师资

         我们常听到民间组织要求教育部“制度化”华教拨款。什么是制度化呢?

制度化是指把一些不固定的转为固定的,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模式。 例如每年拨款独中若干,国民型中小学有多少拨款都定下来,不必等财政预算案公布。此外,也有社会学家认为制度化还包括制度的体系完备化。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国的师资培训早就机制化了。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并不重视师资培训问题。至1808年才开始同意培训教师,逐步推出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学生教师制(Pupil Teacher System)、普通班制(Normal Class System)等。1872年在新加坡建第一所师训学院(Maktab Melayu Singapura),着手培训教师。但说到课程的统一,师资培训的制度化,要迟到独立后的1973年,教育部成立了师资培训部(Bahagian Latihan Guru)才逐渐落实。

教育部其实一直都努力把师资培训工作机制化,而且越做越细致。进入21世纪,师范学院(Maktab Perguruan)升格为大专(l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各种培训工作更受国家教育体制的各机关牵制,必须在体制内运作。例如国家学术认证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定下的标准,就必须跟从;而代为督察的外部评审(External Examiners)则会紧跟各层工作依循书面计划执行。

书面计划是公开的、透明的,人人可以阅读。比如各个科目都必须有课程纲要(简称Maklumat Kursus, MK),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估方法都一一列明。学院讲师得遵照纲要执行任务,遇上公假也不能豁免,必须找时间补课。

可是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教师还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教育是自由运作的。例如最近有实习生到校,要求带课外活动,就被质疑是“擅自要求”,结果在社媒上挨批。

其实“实习”也是一门课,有课程纲要。纲要也列明目标、内容、评估方法。不管讲师或学员都不敢违背。一旦没有按计划执行,课程审查时可能就要被质疑执行能力。严重的会影响认证,轻微的也要被记名,另安排时间补过。

“机制化”是不是绝对?适不适合在神圣的教育领域落实?可探讨的空间当然还很大,待另文论述。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3/2021



2021年3月6日星期六

【佛112】杨过与张无忌

 “渐修顿悟”系列之112

05/03/2021



2021年3月4日星期四

【291】要避免过度解读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在2021年2月成功举办了“小学华文阅读教学线上研课工作坊(第一期) 。这个活动分两个阶段,先是一群老师进行课研,针对一篇课文进行解读和探讨该如何教学;然后在2月20日进行公开课。前者属小组活动,后者则开放给大众参与。公开课展示了两个课例,让参与者共商钻研。

  这一期探讨的是诗歌教学。教材是英国诗人斯蒂文森的《被子的大地》,收录在三年级华文课本。

其中一堂课筑建了这样的结构:让学生感受生病时的煎熬,体会作者在百无聊赖中展开想象,把周边的玩具变成各式各样的人和物取乐。结课时,教师还给学生提供作者多病的生活经历,要学生尝试把作者与诗中主人公联想在一起,揣摩作者创作的动机,然后以同等的感情朗读诗歌。

据悉,他们在研课时聆听了英文原作的朗读录音,语调都带伤感,因此给诗歌定位,认定作者是“苦中作乐”。教学中的朗读活动有两个回合,教学前和教学后。教学后可以作为测量学生是否掌握课文内容和情感的方法。由于判断作者是病中取乐,因此从开头的“我病了”,到最后一段的“默默地”,老师都希望孩子们读出真感情。

这样的构建与引导,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教师的引导性太强,分分钟会犯上过度解读的毛病,把学生的阅读也导向了一个既定的方向,失去自由自主的个性阅读。

把作品和作者放在一起,然后根据作者的生平解读其作品,也从作品去深入了解作者。这种阅读法叫“知人论世”。是不是用上这种手法,才算是深度阅读?我觉得只有严肃看待文章的古人才要如此,如读杜甫的“登慈恩寺塔”,我们仔细推敲文本,可看出杜甫和其他同题作者如高适、储光羲等,并非是站在同一高度上。倘若不了解杜甫的生平与思想,还真难深刻解读他的诗作。不知道谁是李后主,难以解读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不明白李清照的背景,难以体会为什么她“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不知苏东坡的宦途,怎知他何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

但随着创作意识的提高,文却不一定就如其人了。例如看金庸武侠小说,没有必要把书中的大侠与金庸攀关系,或是去探讨女主角的原型。

教材虽然开篇就说“我病了”,但其后的文字与“病”没有关联,即使抽掉了开头这三个字,也不影响诗歌的解读。因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扣紧“病”来做文章。

作者的被单是他的世界,时而是长着密林的大地,让铅兵不断行军挺进;时而是海洋,船队可乘风而破浪;时而又化为平坦的大地,可以建设楼房和城市。诗人雪野评课时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想象,并非天马行空的幻想,真是一语中的。诗题给了我们启示——被子的大地,儿童可以用身边的实物进行联想取乐。

雪野老师还提醒大家:就儿童而言,生病不一定是痛苦的,他们可能乐在其中。因为生病,很多事情他们不必做。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要打破之前课例的盲点——太过肯定作者是“苦中作乐”。我们不可因此认定“生病也是快乐”的,用这个角度去解读诗歌也不妥当。病是苦是乐都是主观的感受,文本若没有提供信息,都该避免强加上去,成了过度的解读。

我喜欢这样的课例探讨,参与的老师都学习到如何解读文本,如何进行教学。这是阅读教学该重视的内容。大家共同学习,一起进步的感觉真好!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