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3日星期日

【177】不要迷信数字

先讲个童话故事:

动物农庄换了新领袖,他是个素食者。他对跟班羊说:“我决定在农庄里推行全素食。为了表示民主,明天开始你们去收集数据,问一问谁支持素食。”

10天后,数据显示,90%的受访者支持农庄内全素食。猫狗很不服,但却又无可奈何。只有跟班羊知道,因为他们受到指示,只访问牛羊,牛羊占农庄居民的70%。

以上虽是童话,却反映了事实。我们常常就是在数字上迷失,因为收集数据的人往往会按他的构想去收集有利他的数据,所公布的数字,却让大多数人误以为是事实,对某种情况做了定论。

报载:“教总进行的华小推行小学标准课程(KSSR)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学校的教师认为,修订后的一年级课本,包括华文、马来文、数学及科学都不符合一般学生的学习能力,影响学习。调查显示,除了英文科,上述的课本内容过于深奥。”①

这个调查数据说明什么?大多数人会根据所公布的数字下定论:新课本太深奥。然后,还可以进一步下结论说这造成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有了数字支持,论述者讲述时可以说得更大声。

极少数人会质疑数字而问:调查对象有多少人?如何选择调查对象?“半数学校的教师”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以学校为调查单位?若然,要多少位教师才能代表一所学校?如果要论证“难易”,该用什么来衡量,只凭受访教师的看法够吗?有没有采用三角检测法?

这些都是进行定量研究时该注意的事项,只有搞学术的人懂,一般人不管,他们只听报告、只看数字。

数字可靠吗?相传马大曾有一名校长不被续聘的原因是:“马大在2004年排名第89名、2006年跌至第192名、第二年又跌出前二百名。”②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将是一个笑话。

我们该关心的是有关大学排名是谁做的?他们是根据什么来排名?可比性是如何建立?2004年的这份报告是由英国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发布,目的是要提高英国大学的排名,以便和美国大学争一长短。其结果是牛津和剑桥大学排在第5和6位,超越耶鲁和史坦弗大学。当时的舆论就针对其评估标准提出异议,其中最引人诟病的是占50%比重的校誉。这是由伦敦调研公司定向发问卷让人选是否知道这大学,1300份调查卷,还是定向发的。这是做不了准的。第二年,THE的调查将这项目下降到40%。简而言之,如果不仔细看调查的方法,以及方法的调整,只迷信数字是不可靠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3/12/2018
注:
①:南洋商报20/12/2018报道: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81220/%E9%80%BE%E5%8D%8A%E6%95%B0%E6%95%99%E5%B8%88%E8%AF%84%E4%BB%B7%E8%B4%9F%E9%9D%A2-%E5%8D%8E%E5%B0%8F%E6%96%B0%E8%AF%BE%E6%9C%AC%E5%A4%AA%E6%B7%B1%E5%A5%A5/

②:《大纪元》报道:
http://www.epochtimes.com/gb/8/12/22/n2371323.htm


2018年12月17日星期一

【176】不要闻鸡起舞

我在沈慕羽教师奖颁奖仪式上勉励教师不要“闻鸡起舞”,是我的肺腑之言。

这四字本是褒义成语,指的是东晋名将祖逖年轻时,清晨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练剑的励志故事。我打上引号后,这个成语遂成了贬义,意指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只跟着外在的号令行事,鸡一鸣便情不自禁舞起来。

在社交媒体上,我常看到的就是闻鸡起舞的现象,继而还百犬吠声的热闹不已。政治人物一声哈嚏,台下一众便大伤风。例如教育部长大谈教育兴革,提及白鞋换黑鞋,教师便大谈废白鞋的利弊,兼评部长的素质。其他诸如统考认证、电子课本、废考、拉曼拨款等,都吸引教师的注意力,骂者有之,叹者有之,疏落中亦夹杂赞叹之音。

部长、各级教育部官员固然掌握一定的权力,但教育的工作并不完全由他们说了算。教师该有自己的立场,知道所为为何,亦知为何而为。我们的工作,当以国家教育哲理为指南,以学生的成长为首要关注的事项。我们并非为长官而服务。

以近期的填写个人电子档案为例,这不过是当局依据几个世纪前的工厂流水线作业方式,要求教师填写各自的工作性质,以便缺勤时他人可以接替。孰不知,教育工作是科学也是艺术,岂能如此标准化接替?涉身其中者,真要闻鸡起舞,认真应对?

先秦有一首《击壤歌》,相传是赞颂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击壤而歌的胜景。歌词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我特别向往这样的一种境界。我按时做好我的工作,我乐见其成,“帝”有何“力”于我?

宋代司马光《客中初夏》写道:“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柳絮因风而飞扬,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迟早要荡涤干净;只有那始终面向太阳的葵花,才值得赞颂。师者岂能不学葵花般稳健而坚定?

我们可以关注政局,关心政治,但没有必要跟着政治起舞。国家不是只靠政治人物来建设,你我都有责任要扮演。

《星洲日报·东海岸》16/12/2018

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

【175】小学生穿学士服

几年前,我在吉隆坡一家五星级酒店开会,遇上一所中学租用礼堂举行毕业礼。对一所贵族学校而言,这种排场并不稀奇,叫我惊讶的是毕业生竟然穿上完整的学士服、学士帽。犹有甚者,最近我在脸书看到国内好几所小学举行毕业典礼,竟然也让毕业生穿上学士服。

也许你会说我大惊小怪,幼儿园毕业不早就穿上学士服、拍博士照了吗?是的,但这阶段的儿童和大人的心态是特殊的。幼儿园毕业的儿童心智稚嫩,仍不知学习为何物;大人则对幼儿仍充满憧憬,备加呵护。幼儿园毕业就仿如一个成长礼、入学式,只图个热闹,无需太较劲。

学士服起源于12世纪,本是修道院的传教士长袍,由四方帽、流苏、长袍、垂布四个部分组成。后来,它成为获得学位的人在毕业礼上穿戴。各个国家一般都会定下特定的颜色和设计,来分辨不同学科的毕业生①。

学士服走向小学,我相信是从中国学来的。2008年北京中关村一小便给毕业生穿着学士服与老师合影②;2015年济南山师附小更给五百多名毕业生穿上学士服举行毕业礼③。市场因此打开,淘宝可以轻易买到儿童装的学士服。

小学生穿上学士服很亮眼,难怪受访老师会说“仪式对学生的教育意义非常深远”。“仪式感”近年来颇受重视,因为它给平淡的生活注入新的意义,在寻常中找到它的不寻常④。例如庆生、结婚周年纪念日等,都要求有一定的仪式庆祝,以加深其内涵。可是,仪式和形式不过是一线之差。缺乏内涵的仪式,就徒有形式,不但丧失其意义,可能还带来负面的影响。

穿学士服该多几分庄重,什么学位该穿什么礼服都该重视。中小学生穿上学士服,不见得励志,倒是凸显了主事者对“学位”的无知,以及对仪式的不理解。再说,大学毕业授予学位是件神圣、深具荣耀的事,把这样的荣耀降到低层的、人人可得的,学士服将大大消解原本该有的仪式感和荣誉感,取而代之的是错乱感。

不同的成长阶段该有符合自己的仪式来标记,错位只会破坏仪式感。

《星洲日报·东海岸》09/12/2018

注① :有关学士服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进一步阅读以下比较可信的资料:
http://www.academicapparel.com/caps/cap-gown-history.html
② 北京中关村一小的报道:
http://www.youjiao.com/e/20080710/4b8bc9066e032.shtml
③ 济南山师附小毕业礼:
https://m.sohu.com/a/100231150_416614/?pvid=000115_3w_a
④ 《小王子》对“仪式感”有很好的诠释,是狐狸对小王子提出的,特别有意思。

2018年12月4日星期二

【174】生命中的桃花源

陶渊明《桃花源记》写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样的一个人间胜境,你打算怎样观赏游玩?

我给你提几个建议:

第一,反正都来了,时间充裕,就随意浏览。吸睛的就逗留久一点儿,看细一点儿;不怎么样的就走马看花,走过就是;看不懂的,想办法找人问一问,多几分了解。

第二,找个地头蛇,和他建立起关系,最好是志同道合的,由他来导览,带你观赏胜境。

第三,找个地陪导游,由他来讲解,你听就是。

第四,参与当地举办的导览会,过后来个胜地常识测试,过关了可领取一张证书留念;幸运的,前十名还可以领取丰厚奖品一份。

要如何观赏游玩,任君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想自我探索,想听专业导游千篇一律、随他胡吹瞎扯的,乃至想参与比赛,预先冲线换取礼物一份也罢,都只是一种选择。

人人心中都有桃花源,我们的生活不乏桃花胜境。如果你选择的是把它当竞技赛场,希望进入桃花源后会有具体“战绩”,有证书佐证,有奖品炫耀,那是你构建起来的价值观取决。

把桃花源当竞技场,便会出现精明的人来推波助澜。他们会提醒你“不要输在起跑点上”,会预先给你看过往测试的题目,会教你背牢答案,以便抢先作答,换取奖品,总之就是让你有“不枉此行”、“努力后的成就”的兴叹。

人生往往被如此看待,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是个过程,该是享受的,却被扭曲成竞技场,花样百出,亵渎了胜境。

我是不怕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就连终点线也要被我否决掉。生命本来就是个万花筒,他人凭什么来决定我的色彩?导游的说法,只会抹杀我的发现;证书的颁发,只会僵化我的认识;奖品的派发,只会滋长我的功利心。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观察,我有我对自己生命的绝对自主权。

《星洲日报·东海岸》02/12/2018


2018年11月30日星期五

【173】我期待

一位参与会考批改的老师说:“我们都震撼了,孩子们竟然把‘我期待’写得那么好,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心声。原来他们都深切感受到童年的消失,期待着那一片遥不可及的蓝天。我改变想法了!我们真不该用考试来局限他们,禁锢他们的思维。他们有能力表达出内心的想法,非常棒!成绩真的是次要,重要的是他们具有语文表达能力。背作文的时代过去了。”我为这名老师的说法震撼了!

各级华文科考试后,总有老师像猛张飞般狠狠地骂出题人,说什么“华人何苦为难华人”,吓走考生,逼学生不要再读华小,汉奸走狗云云。心理学家说,这是正常的自我保护心态——成绩放榜后,若考生成绩差,自己可早把话说在前头,各造不要怪罪老师;倘若成绩好,那可威风了,我可是名引导学生披荆斩棘的战士!

我真为出题的老师不值,他们很用心,尝试做出一些改变,却总是要当箭靶。作文该怎么考?写海边野餐记,课外活动的好处,还是我的自述?这些题目真可测出学生的语文表达力?抑或是学生的背作文,套写作文的能力?马来文作文去年考“我的志愿”,我觉得作为第二语文的学习,这是可以接受的。题目猜测得到,学生背范文应对也无所谓,因为二语本来就是为了学语文,学习如何用规范的句子表达正确的意思就好。

母语学习可不该是如此。学生该“我手写我心”,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内心的想法。考试局有这样的醒觉,不是很好吗?前年的“请相信我”,去年的“我最想要发明的东西”,今年的“我期待”,都是出乎预料,却又不会让学生不知道怎么写的题目。类似考题不是更可以测试出考生的表达力吗?

我们常站在大人的角度看待孩子,结果低估了他们的能力,也局限了他们的思维发展。几年前,我为彭亨州小学生演讲比赛出即席演讲的题目。带队老师看到我的题目后便议论纷纷,说我站在太高的角度要求学生,中学生都未必能演说。后来,他们却为小学生的表现折服。第一名的学生,讲题是“师者父母心”,第二名的是“电脑是一把刀”,第三名的是“开卷不一定有益”,第四名“吃出健康”……学生都有能力演说这样的题目,说得头头是道,表现出他们的潜能。倘若不这样做,学生永远就是背演讲稿演说,只是在学习掌握演说技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演讲。

我期待,期待我们的母语教育有朝一日走向更高、更有效的层次。

《星洲日报·东海岸》26/11/2018

2018年11月18日星期日

【172】教育是慢的艺术

词典大多指“百年树人”的出处是《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我是怀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的。这段文字强调人才的重要,治国首要培养人才,人才造就则无往不利,是为终身之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则不然,它要说明育人是长远的任务,耗十年才可养好一棵树,百年才可培育人成才。当然,这里的十和百都只是概数,人生七十古来稀,百年才育人岂不叫人怅惘?

“百年树人”点出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戒急勿躁。中华文化深谙于此,所以才有大器晚成、潜移默化之说。可是,现今人却大多害怕输在起跑点,急功近利,处处急着看成果,总怕吃亏,反而使教育脱离了正轨。

“废考”政策就反映出这个问题。好些老师和家长的反应是:没有了考试,就不知道孩子的学习进度了。考试真能测量孩子的学习能力吗?分数会不会是一种假象,欺骗了我们?没有多少人认真审视。我们只要看制度下打造出来的具体成果,忽略孩子背后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这就好比大家都注重健康,忽略了长期锻炼,平衡营养的重要,却急功近利,靠服用以镇定剂、类固醇等包装的药物或“营养”食品,短期内或许效果彰显,长期却要得不偿失。不幸的教育也有这样的趋势,考试和成绩排在第一位,不断钻研的是应付考试的技巧和方法,学习的真义倒搁置一旁了。不信的话,去测试优秀生是不是爱学习、爱阅读、爱求知。

教学如果急于看到成效,可以采用最直接的方法——惩罚。藤鞭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效果是即成的,但这样的教育会更加远离孩子的内心,使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乃至厌学。只有启发孩子内心的自觉,把被动转为主动学习,这才是正确的教育做法。要做好这点,教师要有长远的规划,耐心给予孩子训练,引导他们探索、提问、讨论、自学,以培养终身的学习能力。若不如此,纵有漂亮的成绩还是徒然。

我们不要预先拉好终点线,让孩子冲刺。我们不怕输在起跑线,我们不要笑到最后,我们只希望最后我们能笑。好好体会这门慢的艺术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18/11/2018

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

【171】家校合璧,学生受益

上个月杪,重庆公交车坠江造成15人死亡。事后,官方从车内的监控视频发现,造成祸端的原因是一名错过站的女子与司机争执,进而动手打人,司机还手以致车子失控坠江。视频显示,司机还手当儿有个不寻常的动作,即大幅度左摆驾驶盘。据称这是不成文的习惯,一旦乘客闹事,司机都会如此,以便事后追究责任。万没料到的是这次的习惯性动作,却导致如此巨大的祸事。

中国网民对这次事故的总结是——情绪失控导致悲剧。妇女认定公交车司机失责,耽误了她的事情;司机则认为既然已经开口提醒,过了站就不能再停车下客。两人有各自的道理,都认定自己是对的,理直气壮下引发争执,进而情绪失控造就了祸事。

在这人心浮躁的社会,类似的情绪失控个案常有发生,若没有酝酿大祸便少人关注,习以为常了。学校便常面对类似的情绪失控问题,或是老师失控伤害了学生,或是家长失控与校方纠结;进而用社交媒体渲染,你说我恐龙,我骂你怪兽,以各自的理由相互批斗。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个案,所以也没有引起关注,各造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

教育,本是老师、家长和学生合伙起来做的头等大事,彼此间该相互提携、信任和谅解。任何一方若有过激的行为,伤害的肯定不是个体,也不限于一时一刻。以坠江事件为例,据称公交车司机因常面对乘客的叫嚣,想出急摆驾驶盘的做法让乘客事后被定罪,孰不知这次却因惯性动作酿成大祸,1秒疏忽赔上了15条生命,令各造蒙受不可计算的损失。家长的过激反应,往往也要让教师以消极手段回应,不再过问学生问题,放任学生自由自主;一些家长则因害怕教师报复,一再妥协,由得教师任性妄为。这些都不利教育的发展,肯定障碍学生的成长。

要处理好家校的关系,我觉得除了要求各造提高理智,妥善驾驭情绪外,校方也该建立良好的机制,让家长有管道反映看法。学校不该认定家长提意见就是来找茬的,家长也不要处处不信任老师,认定老师一定先犯错。唯有家校加强沟通,共为学生的未来合作,才能良好地经营教育这头等大事。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1/2018


2018年11月4日星期日

【170】要有前瞻的培训

师训有一门必修课叫“课程研读”(Kajian Kurikulum),许多同道在编订时都以当前实施的小学课程纲要为蓝本,详细分析其内容与目的。我是反对这样的做法的。我认为师资培训必须有前瞻性,有更高的视野。过去有KBSR,现在有KSSR,往后还会有KxSR,KySR出现的,一位接受过训练的老师怎能只会解读当前的课程?若课程再调整,师范毕业生如何应对?

当前的课程只能作为师训课程采用的一个蓝本,让师范生学习如何正确解读和落实官方提供的指南。在接受培训的当儿,师范生该具有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反思课程不足之处,并提出修订的建议。为此,我主张每一门科目都应该先探讨学科的本体论(ontology),知道这门学科的本质,进一步知道该教什么和怎么教。例如语文科,若不知道何谓本体,很容易就要堕入泛语文、伪语文、反语文的误区。

若有跨学科的对谈,我在会议上的呼吁,往往得到支持,让“课程研读”这门课的内容提到学科教学的探索之中,而不是局限在当前实施的课程内容。可是类似的会议不是常有,所以好些科目的课程编订,还停留在以现实为导航。

最近教育部宣布要取消低年级的考试,华校给予的反应值得关注。有人问我,某某校长为什么对媒体说没有了考试,学生就会失去学习动力?某某老师又说没有了考试,他们该教什么?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这正是师资培训内容的外延展现。师资培训若无法打开学生的视野,对教育欠缺宏观的认识,教育工作者就会以现实为考量,以习惯为常规,以操作为指导。

课程(curriculum)、教学(pedagogy)和测评(Assessment),本来就是教育工作的三大重点。在测评方面,过去的师资培训把测评聚焦在考题的编制与实施上,所以很多教育工作者只知道书写的考试(written test),不知道教育测评还有更大的内容、目的和方法。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后,学科的测评方法成为一门专修课,内容的涵盖面就放大了。学生学习的不单是教育测评的意义与方法,还要学习如何辨析“对学习的评估”,“促进学习的评估”和“作为学习的评估”的差异,并妥善应用测评以检测教学成果。因此,如果教育部调整考试的性质和方法,接受大专本科培训的老师便可以适应和调整。

只有具前瞻性的培训,才能确保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有较完整的认识,一旦面对改变,他们才有能力应运需求调整。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1/2018

2018年10月28日星期日

【169】我所理解的全民教育

教育部长发布教育部未来的五大工作方针中,其中有一项是要加强“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执行。

我们对“全民”的理解,可能与官方不一样。记得前朝政府曾委任玛丽叶当教育部副部长,有人问起副部长华教的课题,她说:“我是全民部长,不是华裔部长,我不会专司华教事务。”她理解的“全民”是一视同仁对待各族,不会扶持弱势族群,也不会特别照顾少数族群。我们纳闷的是,她明明是因为姓叶才被委任,并非真的名叫玛丽,官方的委任就是要她协调华教课题啊!

全民教育于199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倡导,目的在于实现全球的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的教育需求。在实行上,弱势族群、女性、公平、自由、高质量教育是其中的关键词。因此,全民教育要落实到是人人都有公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儿童需要接受怎么样的教育?如果对比PISA,我们看出一些端倪。1997年OECD推动PISA时,明确列数理和阅读为测试范围,以考察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力。何以不列“语文”而列“阅读”,不是说“英语”才是知识用语吗?PISA规定的阅读,是语文最实用的一个部分,它必须摆脱过去注重识字、词汇、句子、朗读等技巧,进入深层的解读篇章。理解不只是捕捉课文的内容大意而已,还要能够推测解释一些潜台词,整体感知作者写作的意图,评价鉴赏文章的优劣,以及联系生活,贯彻使用。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儿童要能公平获取教育,最好就是使用母语学习。曼德拉的名句常被引述——如果你对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那番话语只进入他的脑中;如果你使用他的语言,那些话语将进入他的心坎。高素质教育的起点必然是母语教育,然后同步学习多语,以开发个人的智力。微软公司自此开发多语软件,不再局限于英语。拜此所赐,我们不必再购买中文系统来输入或阅读网上中文信息。

这些组织都很有远见,他们预测到未来的世界,人工智能将解决人类语言的隔阂,一机在手,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可以亲切沟通。因此,我们在强调全民教育时,该注重的不是儿童学什么语言,而是他们可以透过语言学习什么,如何在使用语言中学会思考、辨析、表述内心。

如果要跟上国际步伐,我国就不该纠结在语文的学习上,让语文成为学生学习的一道屏障。让他们直接使用自己的语言学习,透过语言培养各种能力才是王道。

《星洲日报·东海岸》28/10/2018

2018年10月21日星期日

【168】不只是一个颁奖礼

朋友嘲讽我接受沈慕羽教师奖,我有点愕然,问他原因。他说:“你这一获奖,可把这个奖的门槛提高了,这可为难了往后的申请人。”这可过誉了,叫我诚惶诚恐。

可是转个念头想想,如果我真有这份能耐,何尝不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从事教育工作者肩挑的本就是神圣的使命。可是随着社会的进化,教师的地位和形象日渐低落,这不但影响教师的士气,也冲击着教育的整体素质。官方或民间表扬教师,如果落得只是一个“同情”,叫教师情何以堪?有个奋斗目标,有具体成果展示给外界看,让大家了解教师的付出,那岂不是一桩美事?

教育部长最近宣布教育部拟定的2019年12项工作方针,第4项提到要恢复“英雄教师”的文化,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形象。“英雄教师”没有明确定义,百业待兴,教总或许还可以配合一二。

从网上看到近期的英雄教师有:河南的李芳老师,她为了救学生而被失控的三轮车撞死;印第安纳州高中枪击案中勇救学生的教师杰森·希曼;更早的还有汶川地震勇救学生的谭千秋、袁文婷、向倩、苟晓超等。悲剧英雄的事迹感人至深,容易唤起共鸣;仍在默默耕耘的英雄,虽然没有“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一样应该受到表扬,借此激励同道中人,提高教师的社会形象,为“教师”这个名称赢来更多的尊重。

日前参与沈慕羽教师奖颁奖礼后,我问学生参加后的感想。还在学的说他们被会场的气氛感动了,深感没有做错选择,当老师真好;已经毕业的却说他们是来祝贺我,随喜领奖的那一份荣耀。对于前者,感谢教总的努力;对于后者,我则大有受不起之感。

于是我想,这个盛会还可以做得更有意义吧?既然名为表扬大会,当天的主角应该就是得奖人。教总虽然制作了短片说明得奖缘由,但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个短片是在短时间内制作,而且是制作人向得奖人索取资料后剪辑而成。教总不妨考虑早几个月就选定年度得奖人,然后由一支团队在遴选委员的专业引领下,把得奖人的缘由作更全面、更深入、更多角度的探讨,然后通过15分钟短片传播。短片的内容,必须跳脱浮夸和歌功颂德的惯例,把得奖人的教育贡献如实表现出来,成为年度的焦点,感动参与盛会的人,引发大家对教育工作做更深刻的思考。

得奖人不必发表谢天谢地的得奖感言,但应该在现场针对他们的努力做更直面和深入的阐述。这或是仿效TED的18分钟演讲,或是小型座谈会,务必把年度的颁奖缘由传达开来,作为一面镜子让参与者反思观照,延续工作热情。你今天可以做到的,我一样可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这种激励将不断提升老师的工作质量,提高教师的奉献!

若能如此,“教总”的金字招牌也可以越擦越亮,名副其实引领我国华教迈进。

《星洲日报·东海岸》21/10/2018

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167】请不要太紧张!

甲和乙带孩子到公园玩。

甲的儿子打了乙的儿子,乙的儿子前来哭诉。

乙叫甲的儿子道歉,甲趋前阻止:“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哪里可以叫我儿子道歉?”

乙说:“我的儿子都被他打哭了,当然就得道歉。”

“不行,我要教我孩子学会分辨是非黑白,错才道歉,对就不该道歉!”

“什么是非黑白,你讲不讲理?动手打人的就是错,就该道歉。”

“不讲理的是你,我要我的孩子明辨是非,活得有尊严,不是随便就道歉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却突然发现孩子们早就和解,在一旁融洽地玩耍了。

“儿童观”正确的大人,是不会犯上上述的错误的。只站在成人的角度看儿童,往往不是揠苗助长,就是为蛇画足,其结果就要南辕北辙了。

教育实是百年树人之大业,从事教育的人更该步步为营,谨言慎行。可是,无论如何小心,百年大计依然难免会躐等躁进,无法循规蹈矩地完成。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人,而且教育更不只是面对一个人的工作,你绕不过他身边的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家长的角度看,教自己的孩子,不能叫孩子与世隔绝,只管好自己,要知道你陪不了他一辈子,你该要训练他及早融入社群生活。从老师的角度看,教育工作也不轻松,你不能理所当然以为学生一切都会听你的,因为他有更多时间是和家长和朋友相处,你得考虑他们对他的影响。

于是乎,现代教育观不再把老师或家长放在绝对的高位,而是要求他们步下神坛,放下身段,与孩子一同成长。在水涨船高的原则下,我们都得不断学习,不断建构生活的新价值与意义。为了落实这点,双方更加需要紧密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相互扶持的学习圈,共同迈进。如果彼此不信任,常怀猜疑,动不动就把事情公开,相互指责,教育工作只有越搞越坏,对各造都不会有好处。

最近发生的“字丑被禁吃麦当劳”的事件,我们该在反思中学习,以打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我觉得有几点是迫切该关注的:一、报馆该禁止记者引用脸书帖当新闻的做法;二、电视台不该只凭报章新闻来评述事件;三、家长对教师的教学莫太武断与直接干涉,该有更好的渠道反映自己的看法;四、学校该建立更好的机制,让家长可以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五、时评人不宜过于从“专业”探讨问题而忽视事情的真相①。

期待社会各造更努力打造新的教育环境给我们的新生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彼此影响的空间,唯有同理心和互助合作,才可以让大家都过得更好。

《星洲日报·东海岸》14/10/2018
注①:台湾艺人白冰冰反废死的言论说得好,读书人、高水准的人如果欠缺同理心,只站在理论看问题,写出来的文字是比刀枪还要狠,是踏在他人的血迹和尸体上谈自己的理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YqolZH4Sw


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166】不可因噎废食

取消华校和华文科督学的说法见报后,叫我意外的是社交网站竟然是一片叫好的声音。浏览过后,发现原来很多人都受过督学的气,觉得这个职位不但起不了作用,还要被他们“欺负”①。

官方的说法是,有关职位并非取消,而是改变职称,华文科督学(Penyelia)改为语文科助理总监(Penolong Pengarah)。副部长的文告说:“各州将拥有数名助理总监,将针对各州的情况,个别负责马来文丶英文丶华文丶淡米尔文丶卡达山文丶伊班文等语文科。”助理总监有多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每科语文科都有助理总监协调各自语文的任务。如果把众多语文科兼并为一个官职,协调所有的语文科事务,我觉得这不太妥当。

我有过一个这样的经验:某次,我代表语文系主任列席一个会议。主持会议的院长说:“泰米尔文组拟办一个毕业生叙别会。我感到纳闷的是学院有那么多毕业生,为什么只办单一族群的聚会?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与会的都表示赞同,反对单一族群聚会。

由于只是代表,我在会议上没有发言权。但我是会中唯一的非马来人,还是要求发言。我说:“这不是族群聚会,这本来就是主修泰米尔文的毕业生的欢送会。学长毕业,召集学弟学妹,跟他们分享学习泰米尔文的心得和经验,以资参考,这很合理。只是,恰好主修泰米尔的同学清一色是印裔,才给大家族群聚会的感觉。”

院长没有料到我有此一说,他表现得有点尴尬。不过,他还是行使他的职权否决了我,但却让一步地说:“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办一个全学院的毕业生叙别会,让大家一起交流。”结果还真办了一个幸运抽奖和颁赠礼物的盛大叙别会,不同主修科的毕业生齐聚一堂。泰米尔文组意犹未尽,另择日在外办叙别会。两个活动的气氛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这种不一样还真只有当事人感受得出来,从外观望只会觉得都是办了叙别会。

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华校的问题,抑或华文科的问题,如果有科班出身的人来协调,会是不一样的。不明就里的官员恐怕无法协调好。大家对督学一职的反弹,更多是因为人选的问题,而不是职权的问题。问题出在哪儿,该从问题产生的原因去解决,切莫因噎废食,取消了有关职位。

后记:教育部副部长于12/10/2018宣布督学课题圆满解决,“华文科助理总监”和“华小助理总监”职衔获保留。
https://www.facebook.com/TeoNieChing/photos/a.162847973758150/1999116953464567/?type=3&theater

《星洲日报·东海岸》07/10/2018
①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eachermalaysia/permalink/2692136130800394/




2018年9月30日星期日

【165】提升教育水平

专家说安华抨击“超自由主义”(super liberals)目的是要讨好马来社群。果不其然,他为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 Pustaka, DBP)主持的一个讲座后,真有人提问新马来西亚是不是该放弃过去的国家教育结构,实行单一源流教育。

安华回应道:“用母语教学的国民型学校存在已经有百年历史,过去有不少领袖试图改变都不成功。我觉得一直纠结在百年的课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两处:一、确保各源流学校的学生都学好国语;二、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赶上周边国家。”

当时出席的除了语文出版局的局长,还有教育部长、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的各个部门长官。他的回答应该不是政治说辞,没有刻意讨好哪一方。让各个语文自由发展,但必须注重国语的学习,即使是林连玉先生在世的时候,他也赞同的。

领袖高瞻远瞩,执行的人是否也如此?如果前线执行的人反而与领袖的气魄不一样,结果又会如何?比如说:华社一些高层领导坚持小六会考的主考官必须要谙华语,若安华召见问起,他们会给予什么原因呢?小六生听不懂国语?主考官的指示一切已经规范化,他只是读出考生都熟悉不过的句子,我们好意思说小六生听不懂这些基本的指示语?如果是这样,华小生存的理由恐怕要大大削弱。

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华社的领导层是否知道该争取什么。北京毕业的国际汉语专业学生如果送到华小该怎么办?有应对策略吗?人家可是拥有中国大学文凭,还有符合国际要求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最高级(Band 6)证书的,我们以肤色和民族抗拒,能成功吗?

办法不是没有,只要华社领导机构重视科研,肯广泛搜集资料,作学术论述,谈判时能以精准的国语表达,那是有平等对话的立足点的。领导层不一定要自己做,成立专司委员会,聘用专才,不是那么难吧?何以水平一直停留在大宴小酌、盖房造楼中?华社迫切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升教育的水平上。教育部推出的长期工作计划,背后都有充分的数据和各领域的专家参与(附图显示的是国家教育蓝图准备中的人力资源),我们如果不赞同,是不是也该有足够的数据和专才与之抗辩?霸权的国阵垮台了,我们的斗争方向和策略是否也应该有所调整?我们依然要把政府都假想成必然的敌人,没有合作的空间?

如何提升华小生的国语水平,长期以来我们都处于被动。官方说我们不好,我们就不好;官方说上课时间不足,我们就增加上课时间。语文怎样才算好?语文该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认真探讨华小国语课程、课本和考试内容?就连我们自己的母语,我们也未曾认真探讨,而把力气都放在补习班、电脑班、作业簿上。发言的人提出的论据是不科学、没有根据、主观的,这要如何“以理服人”,形成一种引导整个团队前进的指引?

我们该庆幸的是,长期以来华校工作者大多都很认真,很尽责,任劳任怨。然而,如果我们不好好组织起来,没有方向的努力是不会带来成果。教师的工作只好继续任由不学无术的官僚摆布,时而要这时而要那的,形式多于实质意义。教师始终成为流水线下的守护者,在面对人的反弹下,怨气只会日愈高涨,对教育的工作的热诚逐渐消失。

从来教育改革的成果,都不是由上而下的,只有第一线的教师愿意改,知道如何改,我们才看到希望。若不重视教师力量的整合,情况只有更坏,没有最坏。十年后,我们依然在高喊要提升教育水平的口号上。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9/2018


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

【164】表扬教师的奖项

约20年前,有人捐了一笔钱,说要为教育做一些事。他明示要赞助贫困学生,叫我帮他协调。我答应了,不过也给他提个建议,拨一些款额奖励师范生,以表示对老师的尊重。社会往往看到“落难”的一群,却没有看到勤勤恳恳工作的那一族,奖励教师可以起平衡作用。他答应了,不过可惜只做了一年。

其后,好些组织发起年度教师奖,从不同角度奖励默默耕耘的教师。这真是个好现象,反映社会肯定了老师们的付出!更欣慰的是,这些教师奖项展示了多元性:有些是表扬资深工作者,以他们的付出作为表率,激励后来者;有些则是勉励新进,希望他们更积极开展理想,教书育人。

教育部副部长后来也颁个奖,并鼓励师范讲师申请。同道们觉得讲师的付出,的确应受到重视,便让我代表出征。可是,我却让大家失望了。原因是我不愿意给予部长办公室配合,不肯附上我所主持的课程的证件。其实所有邀请函和感谢状我都有保存好,随时可以调动。但“老板”要下属证明自己在自家的部门做过的事儿,我觉得荒谬。其实,他们要表扬教师,理应自行收集资料或查证,不该那么官样,反要我们申请奖项、出示证据。

今年沈慕羽教师奖,彭亨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主席希望我接受提名,为州内华教打气。民间团体反而不会要求我出示证据,要不然200多份的邀请函和感谢状,如何处理?于是我答应了。另外一个原因是,经考虑后,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奖项。

我早年深受弘一大师的影响,相信称誉即毁谤,赞美连连必也夹杂中伤。可是近年来的工作,是要我深入学校,走向教师群。有个名堂,引荐者比较容易举荐,要不然有些人还真黄金炳、黄先炳分不清,立卑、庇捞一家亲了。一些毕业生想叫我过去学校给讲座,他们向校方提出要求,校方要他们介绍主讲人,还真费唇舌。如今一份报纸简介,我可就应接不暇了。

我毕竟是学者型教师,对任何政策都不会是全盘接收的,我会批判不合理的,也会另加诠释一些概念。结果一些同道虽不至于把我判为异端,却也有所提防,把我归向“体制外”的。我是自觉地做着有利国家社群的教育工作,有我的想法,多年来的思考和实践,积累了足够的能力,步入风烛之年,更希望可以发出余晖,将所思所得与人共享。有教总的肯定,应该更有说服力。

一个名堂,一种肯定,可以让我的努力受到更多人关注,尤其是语文教学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9/2018

2018年9月16日星期日

【163】南京大学的老师

曾有一段时间我减少听演讲了,因为总觉得听不如读。读的速度快,比听的收获大,再说读比较自由,思维何时想开小差何时想继续,听便自主。枯坐一两个钟头静听感觉是种奢侈。直到出国转了一圈,才知道那是因为我坐井观天,不知天之大也!

感恩此生有机会负笈南京大学,并接触程门第一代弟子,让我感受到学术殿堂的壮观!

莫砺锋教授是程门大弟子,听他的课仿佛就在花园里浏览,美不胜收,就连寻常花草也叫人惊艳。莫老师学术根底深厚,讲的是他研究的成果,有人说上他的课,就像读一篇学术论文,帮你理清很多思路,解除许多学术上的疑惑。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上课时勤做笔记,下课后还花几天时间整理,结论果真是如此。我把笔记放上网①,常引来大陆学界的朋友私函打招呼致谢,我这骥尾之蝇竟而沾光。

我的业师张宏生教授是程门二弟子,他的风格与莫老师不一样。朋友说:莫师的课听完之后就是一个句号,他把学术上的问题都摊开给你看,然后他又解决了,他让我们看到的是缜密的学术思路;张师则不然,上他的课没有句号,他在讲述一个课题时,同时会抛出许多值得探索的学术问题让你思考。我非常同意,启发式教学莫不如此。

张伯伟教授是学霸型的才子,天份高。他的课很有个性,不过学生上得提心吊胆。他随堂指名发问,不会回答还要挨批。所以我们都努力找他看不到的角落坐,上课也要装得很忙不敢抬头与他对望。

他的夫人曹虹教授的课,是程门弟子中较少人去听的。不是空洞无物,也不是她不善表达,而是她的脑筋总是转得比她嘴巴快,这句话出来之后她的思维已经走向更远,所以下一句和上一句总无法对上。除非你有同样的学术功底,要不然就听不懂这种跳跃式的思维。其他还有巩本栋老师、程章灿老师的课,都是可以沿着他们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到学术上的启示。


学生时代曾向往台湾作家阿图写的万花筒般的大学生活,总感觉自己的有所缺憾。在南京我体会到了学术上的万花筒,享受的是另一种飨宴。

总觉得大学本该如此,怎能划定一条线要规范老师的教学,又划一条线要学生都如此这般?所以,我坚决反对本地一些大学搞的标准化。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9/2018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97caf50100h10g.html

2018年9月9日星期日

【162】人到无求品自高

佛教的“业力论”是说我们所造作的(业)都会产生一种力量(力),这种力量都会催生一个结果(报)。然而,我们造作的何其多,哪个力量会先带来结果还真难说。所以,业还有“同类相应”之说,即同样的力量若能会和凝聚,其产生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我是幸运的,这一生走来,都碰上相应的因缘,帮助我做我该做的事。在彭亨佛教会,就有一群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心一意为大众服务的热心人士。从汗马勋劳一辈子的何振森,到后来加入团队全心为洗肾中心服务的黄世有,都是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居士典范。

要做到“无求”还真不容易,本身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无后顾之忧;其次要能安贫乐道,满足自己所有;其三是孟子所谓的“所识穷乏者得我”,也就是大公无私、不刻意去照顾身边的人,尤其是为子女而盘算。

在佛教界如此,在教育工作上我也是如此幸运,始终有很多善缘助我为学校和教育做“公益”。我到各地演讲逾200场,都是不收费的。人“无求”,活动的“品自高”。除了到学校讲课,开办免费华文班,我也为政党的教育活动作规划。

当年,我受学弟李伟杰邀请,以非党员的专家身份加入马华中央教育局。当年是韩春锦担任主席。我在会议上曾就国语在华小该以二语教学发表过意见,时任马青团长的魏家祥很用心作笔记,还感谢我发表了他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其后,这个组织多次易名,最新的名称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我一直身居其中。

由于“无求”,我从不借此谋求个人利益。活动进行时,我始终退居一旁,由该党领导层去面对媒体作宣传。除了最高领导,我相信二线和州或县的领导大多都不认识我。这很好,我不要这些锋芒。一些朋友以为我是党员,其实我始终不是。我不过是和有心为教育做些贡献的单位合作。

今天马华公会已不在朝,如果再邀约我协办活动,我还是会欣然答应的。我“无求”,我一心只想为教育做些贡献,不管是政党、社团、宗教团体……只要出于诚恳,我都乐于配合与协助。我不过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没有更高企图。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9/2018

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161】让学生写日记

我一直都喜欢让学生写周记。本来要学生养成写的习惯,每天写是最好的,但这么一来,不管是对老师或学生都会造成压力,适得其反。所以变通为一周一日记。是的,这里的周记并非一星期的记录,而是一个星期写的其中一篇日记。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教学经验是在八打灵育才教学的时候。那时,校长让我教五年级精英班。精英班学生很听话,分配课业是不会抗拒的。可是当我批改他们的周记时,却要皱眉头了。那不是周记,是模范作文。他们很会套用,写起作文就是宿构,把“一场生日会”,“金马仑游记”等作文变成了周记。

我翻查学生档案,确定他们不是那天生日后,在周记本上眉批道:“你的生日是7月8日,想不到婆婆在3月2日就给你办生日会了,她真疼你啊!”至于写金马仑游记的,我的回应是:“如果我开车从这里到金马仑,估计要3小时半,往返7个小时。你父亲真棒,载你们早上去下午回,还可以去那么多地方玩儿。他参加国际赛车吗?”第二天我在课堂上读他们的作品和我的眉批,全班同学嘻哈绝倒。

就这样,他们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他们开始写生活,传达他们的心声。有同学写傍晚时,邻居的狗从篱笆洞口钻到他家院子来,他们兄弟就去追狗。邻居看到了,把狗带回去,并连声道歉。学生说:“不要紧,我们喜欢你的狗,况且狗不懂事。”我回应道:“狗不懂事,老师却看到很懂事的小朋友,真棒!”

我不怎么改他们的语文,我只是通过对话鼓励他们表达。这样的互动,反而让学生都爱上了写周记,越写越精彩,一周交两篇。他们早上交了周记本,下午就会追问是否已经批改。我知道他们是想看我的回应。我欣慰他们知道文字表情达意的功能,在不自觉中做到了“我手写我心”。

如今我感悟到,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写作文是二语教学的需求,母语教学则是要让学生学会用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要做到这点,老师靠的不是发出指令而已,而是自己下水,和学生进行良好的书面交流。写周记,学生不但在不自觉中掌握好语文,还学会如何过生活,何乐而不为?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9/2018

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

【160】教育不可太功利

最近媒体报道一名优秀生申请不到医学系的事件。虽是每年都发生的事件,但这次换了新政府,官方的回应值得关注。教育部副部长以优秀生的“面试”失败作为解释,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没有深入问题的核心。

副部长一再强调大学现在采用绩效制,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条件最佳的。其实,大学放弃固打制收生已实行近20年了,并非现在才执行。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教育部随着接过原本是各国立大学(IPTA)开办的预科班课程(Matrikulasi/Asasi),在国内开设了17所大学预科班学院(Kolej Matrikulasi)①。预科班学生不必再考高等教育文凭(STPM)。他们的课程设计、考试制度、考卷批改都直接由相关大学负责,教育部只负责招生。由于直接与大学的课程接轨,国立大学当然优先录取这些学生。根据维基百科的信息,有70%的热门科系如医学、药剂、牙科、法律的学生来自预科班②。这个数据若属实,则中六的学生要凭成绩进入这些科系的机会将更小,“僧”可真的是太多了!

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小民无能为力,在等待高官改良制度之余,我们还得做更全面的思考,多加考虑新生代的的前途。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必要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过去拼成绩、强热门科系的时代已经过时了。我读大学的时代,据悉只有马大开办法律系,每年只录取一百名学生;现在私立大专林立,法律系毕业的学生通街可见。从正面角度看待,这是良性的竞争,社会更注重真才实学,而不是只看文凭与身份了。法律系毕业的也不一定有工作。

其次,可以出人头地的职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几份工作了。美国20年前便预言未来的10大职业是眼前还没有出现的,而今天排在前面十大的工作则是过去10年未曾出现的。过早为自己定下往后的职业,然后穷半生精力去追逐,这种观念不但跟不上时代,还把自己给框死。教育本来有无限的可能。

再次,教育政策中挑选学生就读指定的科系的做法也该检讨。许多心智还不成熟的学生被挑选上了,跟了课程一些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可惜发现已经太迟,没有回头路了。这样的制度培训出来的“人才”,岂是社会所期待的?

教育不该如此功利,该回归到本质,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能力,让他们提高自觉,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洞悉自己的长处,不断开拓和发展各自的潜能才是。“长宜子孙”的匾额竟然还高悬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中。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8/2018

注①:教育部开设15所预科班学院,另2所是吉打居林和瓜拉尼兰的玛拉学院开办。
https://www.moe.gov.my/index.php/my/soalan-lazim/bahagian-matrikulasi-faq

注②:维基百科马来文版针对这一项曾于2018年8月12日更新。
https://ms.wikipedia.org/wiki/Matrikulasi_di_Malaysia




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

【159】百日维新

戊戌政变(1898),维新派变法只能维持百日;我国变天(2018),希盟胜选百日一切仍待维新。大众给新政评分多看竞选宣言的落实,我则关注他们对部门人选的委任,因为这里潜伏着的是一种希望。庆幸的是,到目前从部长的委任,到各个重要机关的长官,都有任人唯贤的新气象。

当中还是有些新人不太称职。例如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资源部长西维尔对山埃采金的课题的回应,就叫人大失所望。部长完全漠视民间曾做过的斗争,也不知其内情如何,便奉行“拿来主义”,以属下部门的报告来回应询问,显然没有做好功课。

民众对新政府的期盼是以他们的魄力去改变那个已经近乎进化成化石的旧体制,以及改善那在运行上充满弊端的机制。为此,他们应该主动去了解实情才能重新规划调整。我们不想看他们搞民粹,也不要“披上黄袍”忘了初心,一切只听部门的报告。俗话说“兼听则明”啊,部长大人!

教育部长是当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位新领袖。他上任后,多次突击考察学校,希望借此了解学校的运作。可是,他的私访不知为何变成公访,高调的结果引起反弹。连番折腾后,他也连番出错。某次在国会回答有关师范学院(IPG)转型的问题时,竟然说现今教师希望拥有的是学士文凭(Degree),师范学院提供的文凭班(Diploma)已经过时,需求量锐减造成一些学院得转型云云,直叫知情者扼腕!

师范学院转型已经十年,华社不知情可以原谅,校长不知情有点说不过去,部长不知情可就呜呼哀哉了!

前些时候我们学院举办一个活动,请部长大人来闭幕,结果邻近的院长蜂拥而至。结果来的是部长代表,令大家大失所望。蜂拥而来的目的是把握机会见部长陈情,以让他了解何谓IPG。叫人纳闷的是,何以大人物要见部长也那么难,为何部长又不主动见在第一线服务的代表,以获取正确的信息?

新政府该有新气象!我们要的不只是一群新面孔来掌权,我们更希望这批新面孔可以利用“新”的气势进行体制与机制上的改革,让各机关良好操作,造惠人民。不过,在还没有行动之前,我们希望部长们放下身段,走访民间,不要只相信固有“权威”的说法,广泛搜集更多可信赖的信息,才能革故鼎新、调整步伐、稳健迈进!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8/2018

2018年8月12日星期日

【158】总得有人另辟蹊径

给中学生读《世说新语》的新亭对泣①,对王导在众人为国破山河在而哭泣时的反应,深有感触。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人逆向而行、另辟蹊径,才可以成就大事业。楚囚对泣不但于事无补,还显示出自家的窝囊废。

在大陆留学期间,对前辈学者的风范也深有谛悟。那些在文革期间被下放田间的,虽然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时光,平反后却不提往事。问起那段地狱般的岁月,他们只是淡淡地说“过去了”;再问,他们说:“已经那么多人说了,再说也不过如此。” 是的,再说也不过引起自己的不平衡,何苦再蹉跎岁月?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另辟蹊径者。平反后就以“我要教书”“我要带学生”“我要写作”来弥补那失去的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后,他栽培的学生成了当今学术界执牛耳者,他的著作也成了新学术界必读之作②。

更早时候,我讲《佛在人间》,谈到释迦牟尼的另辟蹊径,不当王子而出家修成大智者,有学生“大受打击”,说破坏他对释尊的美好形象。其实那是因为他神化了佛陀之故。悉达多太子身处憍萨罗和摩羯陀争霸的时代,迦毗罗卫可以做些什么?印顺导师说“这使释尊痛心众生的自相残杀,而有别辟坦途的必要”③是正确的判断。

而今看着华社为统考的问题兜兜转转,我也深有感触。问起“受承认”的实质意义在哪儿,逾半数人说不清;或说是关涉到我国华文教育的前景,那恐怕是把问题夸大了。华小、国中华文班、师范与大学中文系都面对着林林种种的问题,如何把这些问题处理好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为何我们就不能把精力放在这里,而要随过气政客起舞,逼新官走向死胡同?

改朝换代是大事,要如何破旧出新更是头等大事;面对这样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却抱着旧观念,该如何面对呢?我们期望的是另辟蹊径的做法,以期开创出一番新格局。若只要新亭对泣、谴责文革、神化圣者,我们就只好在社交媒体扮演莽张飞的角色,“给我继续骂”好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8/2018
注①:《世说新语》新亭对泣原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注②:1978年夏,南京大學匡亞明校長聘請程先生擔任該校教授,舉家遷往南京,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都有很大改善。程先生開始了新的學術生涯後,為了把過去20年浪費的光陰奪回來。他發奮地工作,12年間(1990年5月程先生宣告退休,實際上退而不休還在工作)他帶出一批批博士、碩士研究生,著作、編輯、整理了十多部書籍,無論在培養人才上,還是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他都作出了突出貢獻。(https://kknews.cc/history/jqlkz6e.html)
注③:印顺《佛在人间》,台北:正文出版社,1971,页1-10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157】你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

那是九七之前的旧事了。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郑良树老师回国,应邀给我们讲个专题。讲座结束前他批评港督居心不良,铺天盖地宣传香港人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用人权来宣传是堂而皇之,但用意明显,是要香港人离心,留个棘手问题给中共。

“你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这句话居然成了多少个午夜梦回时惊醒我的代号。我不知为什么,潜意识感觉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

20年后,我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号召,到处宣说母语教育的重要,台上台下也高呼“你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矛盾吗?梦魇竟然成了圣训。

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后的领悟是不一样的,我已从愤青的激情走向务实的步伐,实事求是地在做着人类文明的传承工作。

近日有部长用粤语发言,有讲华语运动主席提出反对,结果激起涟漪连连。重视人权者开始在网上用方言发文,也有重视乡音的人说方言消失后,广东烧腊、客家扣肉、福州光饼、福建虾面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烧腊、普通扣肉、普通光饼,甚是有趣。

我在南京留学期间,曾有刘姥姥般的经历。同学拿起手机和家人联系,所讲的话我竟然一句也没有听懂。那时才领会到中国方言何其多,我会的那五六种竟然无法帮助我听懂“外语”。

中国同学大多都会说家乡话,即使说普通话也夹杂着乡音。“并存”原来就是那么自然不过的事。强如秦皇汉武,都无法把一个语言灭掉,只能要求书同文,无法做到说同语。我们担心什么?或许救亡容易打造英雄,继承只算是因袭,所以大家比较热衷救亡。

其实 “共同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就有的观念,很不可思议,却又铁证如山。从诗经到乐府,再从唐诗宋词到元曲,韵文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如果没有共同语,韵文怎么可能流传,历代又如何能够赏析?创作者若非有“共同”的观念,继往而开来,数千年的文化如何传承,韵文乃至韵文之外的文章又要如何传递?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失利的时候,可是汉语文却不间断的流传下来,是什么原因?不外就是大家秉持共同语的观念使然。抛弃书写共同语的“传统”,损失的又岂仅是一个语言,还包括这个语言承载的文化资产、智慧结晶。

滑稽的是——已经沦落为少数民族的马来西亚华裔,竟然还有正宫之争。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8/2018

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156】语文促进人类文明

语言的目的是沟通,然而能够沟通的并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会沟通。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少说也有八万年的历史,可是真正走上文明一途的却只有六千年。标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是文字的发明,相传“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汉代人早预见文字会是个伟大的发明。果不其然,有了文字,人类的沟通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思考也不再是从零开始,可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借助他人或前人的脑袋思考。

于是,语文的作用可以扩大到继往开来上,可以吸纳他人的智慧,以及表现自己的心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语言才变成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成为学习上的负担。如果问我要怎样才算驾驭语言,我认为可以听懂他人的话语、读懂别人的文字,及有效应用文字或话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才算达标。语言能力的强弱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其功用上。

语言是社会性的,必有其规范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学习语言便成了一个族群的必须。可是,我们该认识到,这是派生的、次要的,学习语言并不是为了语言本身,而是它背后承载的作用。过于注重语言内部的学习,不但使语言僵化,还使学习变得繁琐、不切实际。因此,我们主张语言的学习是习得的、自然生成的、随着个人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

有老师问我现代汉语语法上有关“同前异后”的规律,希望据此判断关联词“即使……也”的正确用法。我是这样回复的:“不要用语法的概念去判断句子的对错,只能用语法的概念去解释句子的组成规律,但却不可一概而论。关联词是后来才有的,很多时候它在句子中是多余的。例如‘即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三个句子,意思都很清楚,没有歧义,为什么要去辨识哪个才正确?”

以上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常被后出的规律套住自己,舍本而逐末地寻求语言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这种现象在学校曾经很受重视,这并非语文学习的好现象。

现代汉语推行后有一句重要的话往往被忽略——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典范的白话文当然是指名家的作品,他们写的句子都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产物,能清楚表达他们要表达的,句子不会有对和错的分别,语法就是根据他们的句子来作分析归纳。

也就因此,我们倡导让孩子多阅读名家的作品来提高语文程度,不要一头栽进语文的规律上去。这样学习语言既有趣味又从容,语文的功用也更彰显。

《星洲日报·东海岸》29/07/2018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155】语文怎样才算好

首相和教育部长都说英文很重要,要致力提高国人的英文水平。可以预见的是,教育部将会跟进。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如何落实,因为过去数十年,我们的语文教学都不臻理想,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犹有甚者的是我们对语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还没有理清,以盲导盲的现象非常严重。

其实前朝政府也有这个共识,他们也努力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例如认为我们的教科书编写得不好,直接引进外国教材;质疑本土教师的能力,从西方国家引进专才,派往各县教育厅,不但定期主持英语教学课程,还要到学校与老师交流教学方法。这两项需要庞大资金的项目,现今政府或不会取消,因为名堂是“提高英语水平”。

我在州内遇过不少受聘的专才,一方面对他们的待遇惊羡不已,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能力有所保留。他们都是通过合约式受聘过来,所以会像走马灯式的换人。每次到来的专才都有各自的专业,从口才(Talk show)演员到出租车司机都有。他们清楚自己到来的目的吗?他们受过培训吗?他们有一套理论支撑他们所做的努力吗?还是,他们在上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事例折射出的问题是掌权者与执事者都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目标是有,却不知如何落实,也不知怎样才叫落实,没有方向,也没有策略。年前我看到网上一群老师在热烈讨论考试的利弊,一位同道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连A长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样讨论?”话是很刻薄,却很尖锐,有其道理存在。领导人是不是也犯上这样的错误?

语文怎样才算好?有人说语音要发得很正,最好带有主流国国民的腔调(学生时代我们常说slang,即accent);有人说文法要很好,对有关语文的结构和基本知识(grammar)都要通晓;有人说用词一定要合乎规范,积累丰富的词汇(Vocabuarly)才能驾驭语文。于是,这些“有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订课程、设计测评的方法,如此这般去培训新生代。(不但英文如此,其他语文包括国语、华语恐怕都是如此。)

可是,一番折腾之后,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换个领导之后,我们又高喊我们要提高某某语文的能力!亲爱的读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7/2018

2018年7月16日星期一

【154】升格后的师范学院

2014年,民间华教最高机构办了一项华文教育研讨会,其中有个课题是“师资培训的现状与改革的方向”。可是论文论述的只是华社一向关心的师资不足的问题,对师资培训的内容与方向却只字不提。我因此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刊于《星洲日报·新教育》,以让各界了解华文师资培训的转变。

时隔四年,一位师范新课程(PISMP)下毕业的教师撰文谈师资培训,我看了不禁惭愧不已,因为他的观点与我们的理想差距很大,表示我们没有把正确的理念传授给他们。

其一,师范课程进入“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的时代,已经从过去的通识教育(Generalist)改成专科教育(Specialization with general knowledge),学生都有明确的主修科目(major)。这是配合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而设计的。进入21世纪,教育部不但致力提高教师的工资,还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必须依据主修科教学”是明文规定的。可是,有关教师却附和“学校会依据需要指派教师教什么”。

"一名儿科专科医生,被派到乡区任职,因为需要而当妇产科医生。"你有何看法?我们的实况就是如此。纳闷的是,就像电脑班、作业簿的事件一样,就只有华小有这种现象。教育部早就给教师明确标记(tagging),然后提供数据给师范司,让他们依据需要培训新的师资。奇怪的是,这些数字总是被投诉不符合实况,问题出在哪儿?

第二,师范学院升格后授予的是学士(Bachelor degree),不再是过去的职专文凭(Diploma)。因此,师范学院已经进入了国家大专教育体系(Institusi Pendidikan Tinggi),其毕业证书要能和研究所接轨。因此,不管是课程的内容、授课的方式、对学生的要求,与过去须有不同。

当初课程编订后咨询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意见。一名卓越老师就坚持语音课不可以减少,必须增加到过去的比例(旧课程的结构由教学法、文学、语音、语法组成),这是不了解大专与职业课程有差别的关系。大专课程的设定与传授,不能只是依赖老师教了什么,而是老师引导学生学习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学生得独立学习,不管是阅读或搜索资料。如果毕业生只期待老师传授教学方法,自己却不会按图索骥去探索和开发,升格后的师范与其课程是失败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7/2018

2018年7月8日星期日

【153】为之动容的德国人

中国朋友发来一则动人的故事:

2000年的一个深夜,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凶手随即被捕并被判死刑。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写信给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她说:“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可是中方坚持根据国家的法律处理,最终四名被告还是被处死了。

我们的观念是杀人者填命、血债要血还,德国一位至亲惨被灭门的老妇人却不是那么想,还主动为犯罪的人寻求宽恕。这叫我很感震撼,不得不反思我的价值观。更叫我震撼的是,老妇人和一群在南京工作的德国人,马上还组织起一个协会,深入苏北地区的贫困地区资助中小学生完成九年的学业,并还常到那边去和乡区儿童在一起,协助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他们一直都低调做事,至今仍在坚持着。

中国人发现这群特别的天使后问起,普方协会的负责人说:“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原来他们自己也是农村长大的,知道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所以选择做慈善的外国人,用建设来纪念他们的好朋友,让他的枉死变得有意义。

这个故事给中国人的启示是:只有致力提高教育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社会风气才会良好,每个人的素质才会提高!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处理犯罪的根源比处决罪犯更重要,国家需要法庭和监狱,但更需要互助与教育,以开发人的智慧与道德观。

我国前朝政府拓宽了人民的视野,使国民的富贵标准从百万上升到亿,贪污若不上亿,不过是小儿科。新政府成立后,是无法改变这种“视野”,炫富、拜金和贪婪的价值观已经根植,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务之急是严打这些大鳄,然后再计划如何让教育重新建构人民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捍卫我们活着的尊严和未来。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7/2018

2018年7月3日星期二

【152】同时学习原则

“同时学习原则”(Simultaneous Learning)是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 1871-1965)提出的,它强调学习是一个整个的活动、是完整的经验、是整个气质的变化,而不是片段的知识。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同一时间内,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学习到知识、技能、态度、理想、观念、兴趣及情感等。

克伯屈认为教师可以关注三种学习:主学习(primary learning)、副学习(associate learning)、辅学习(concomitant learning,另译附学习)。主学习是指教学直接要达成的目的,可能是知识,亦可能是技能,又或者是态度理想,因科目性质而定。副学习是指与主学习有关的思想和观念,多属于知识的学习。辅学习是指学习时所养成的态度、理想、情感和兴趣。

这三项学习是教学中该致力贯彻的。例如,教师上阅读课《高温下的巧手》,主学习可以圈定为“读懂课文”,这是保底之举,也就是要学生都懂得课文写了哪些内容。不过,这在阅读教学中只是初步理解,解决了写了“什么”(what)的问题而已,这是不够的。教师还应适度引导学生去探讨作者“为什么”(why)写和“怎样”(how)写,让他们在读懂的基础上进一步读透(deep learning)。

副学习是说除了“语文”这一块,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去,例如人文、科学、社会等,让学生养成跨学科的学习习惯。文章是写打铁匠这个老行业,歌颂了老艺人对工作的认真与执着,字里行间是不是融入了打铁的知识,带出了社会发展的情况?歌颂老行业,肯定不是拒绝时代巨轮的前进,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的转型?机器取代了人工以后,有哪些东西(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反而是我们失去的?类似的知识,在语文之外,也应该同时学习。

除了知识领域,教师还应让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一种观念、一种态度、一种情感。学生会不会因此对已进入黄昏的老行业有新的认识,产生新的想法和力量吗?这是辅学习。

克伯屈的这种教育理念和布鲁姆的学习三大领域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我们的教育不要受到错误的引导,把不同领域的学习看成互不相关的,把教育的完整性用iCGPA切割得支离破碎。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7/2018

2018年6月24日星期日

【151】本周最叫人振奋的事

首相委任的教育部长,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有人担忧他的宗教学历,尤其是人权律师西蒂卡欣更是直批其背景;也有人欢呼说他有华裔血统,会讲中文。这种表面的理解是不够的,我选择网上搜索。结果发现马智礼博士的资料多如牛毛雨。我择其要转贴在社交媒体,方便大家认识(注1)。

其中有段视频叫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批评国内大学不该过度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注2),哪个行业需要人力资源,大学就着重培训这方面的人才。这种偏差的确是叫人担忧的,不但短视且不知学术为何物。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人文学科将逐渐被淘汰。

前朝政府为了贯彻这种方针,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大学生评估制(iCGPA)。出身理工的高教部副部长叶娟呈就高调称颂:“这套评估制度将有助企业界聘请他们需要的员工。”大学顿时成了人力工厂,通过一套完整的方案训练出标准的人才,以供应给市场。

这套评估制要求学生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除了知识领域外,在态度情感与动作技能上也要兼顾。于是,各个科目在设定时,就得加上情感和行为目标,以符合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的要求。

令人不解的是当局只是依据布鲁姆的教育理论(注3)制定教育目标。布鲁姆是在1956年提出教育的三大范畴: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行动(Psychomotor),并把各个范畴细分成可以逐步提高的阶梯式学习。其中,认知领域的学习和评估获广泛接受,但情感和行动的划分法却被质疑。最重要的原因是情感和行动上的测量是否能达致客观,并且能如此层次化。如果硬把情感和行动目标结合成果导向,希望在一门课的学习后就给予测量断定,这是叫人费解的。

要求大学编订课程纳入情感和行为目标,并要综合计算其成绩,这本就是外行人的意见;再加上一些编写程式的高手制定模板,要大家据此编订课程,最后还要由专家拿着清单(check list)进行质量评估,这恐怕是摧毁大专教育的惊世之作。

因此,当教育部长宣布大学可以不必依据iCGPA时,我的心情是极度亮丽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6/2018

注1:https://www.facebook.com/sb.wong.520/posts/10156604400753984
注2:2013年批评我国的大学教育失败,只是按市场需求培训,罔顾了大学生应有的素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DuzTunB0&feature=youtu.be
注3: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9%B2%81%E5%A7%86%E5%88%86%E7%B1%BB%E5%AD%A6

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

【150】谁来告诉执政党

澳洲总理年初录制了一个短片,很骄傲地宣称该国是最开明的,不仅接纳世界各族群,也允许各种文化自由发展。短片在农历新年前疯传,因为他在片中为醒狮点睛,也让孙女上镜头秀中文。

这样的镜头,对我国华裔来说简直是小儿科。我们不仅点睛,还会让友族领袖挥毫、拿筷子、齐捞生。我们都清楚,这不过是政治秀,不具实质意义。

实际上我国领袖可以制作更好的影片,对全球宣称这里才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前瞻性国家,因为这里各民族自小是用母语学习。这不但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也比世界诸强更重视人权。

儿童的学习是无意识的,是自然生成的,大人不应站在自己的角度,漠视孩子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儿童到学校学习,若接受的是大人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是难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他们或许会因为本性乖乖就范,但这种按规格成长的盆栽式小孩儿,日后只会服从与追随,以个人的生活过得好为首要价值,难有创造式的业绩,也欠缺社会与民族的情操。这并非打造未来国民的良好教育。

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让他们直接用熟悉的语言学习是最有效的;二语的学习有必要但不可要求过高,能激发他们乐于学习多语就好。学校该重新厘定母语教育的内容,不可像过去般过于注重“学母语”,该更有策略性地让儿童“用母语”学习。有了学习的热情,再辅以获取知识后的满足感,孩子将感受到语文的承载力和奥妙,并形成好学的习惯。中学以国语为首要媒介,已经有了学习能力的孩子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时候他们注重的是知识,语文成了学习的媒介而已。

政府如此看待,各源流的小学才有合情合理的存在价值。政府不但承认各源流学校,还有责任扶持各个母语教育,让儿童用更适合的方式学习。若然,我们的国家领袖日后可以更傲视国际舞台,因为欧美做不到的,我们做得到。

若有家长选择其他源流的学校,基于人权,也不该违逆他们的意愿,但学校本身的特色不该为此而改变。当务之急是为他们编制一套方案,让小孩儿以二语学习的方式入门,掌握基础的语文能力后,才和其他学生一起用习得模式学习。我期待新政府以新思维看待母语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6/2018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149】我的母语观

我到处宣讲母语教育这个课题,但是效果还是不臻理想。听众还是停留在很情绪的层面,要不就是表示要坚持学母语,要不就是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母语教育很完善。

我要传达的真的不止这样!

90年代末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2月21日列为国际母语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其中的现实考量是研究显示,一个人(尤其是儿童)若用母语学习,其效果是更为彰显的(“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in the mother language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improving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which are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engines of development.”)。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因此说:“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他听得懂的语言,话语会进入他的头脑;倘若你用他的语言和他说话,话语会进入他心坎里。”(见图)我们如果观察儿童的学习情况,比如华小的异族生的学习情况,你不得不同意这一种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列“注重母语学习,兼顾多语发展”为理念,我觉得这符合我国的语文政策。

21世纪初,微软公司跟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大事开发不同语文的使用软件。我不禁想起80年代末,电脑老师嘲讽的语气:“电脑时代的到来,中文的使用价值将会逐渐消失。”诚然,那时候要用中文输入法,还得另外买软件,今天不只是中文,无论哪种语文使用微软都不是障碍。

同期,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开发了PISA测试,以探讨一个国家的未来竞争能力。他们以15岁的青年为测试对象,测试的三大领域是科学、数学和阅读。没错,是阅读,不是语文;他们没有说“英文很重要”,而是说“阅读很重要”!因此,他们的试卷是听凭各国使用的语文。他们重视的阅读,也不是技巧(例如识字、构词、造句、段落解读、正音朗读等),而是理解,深入理解(包括提取信息、推断解释、整体感知、评价鉴赏、联系现实等)。测试的方向与方法,都符合母语学习的规律,不若一般外语的测试规律。

我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为论点,以微软的作业为论据,并融摄PISA的开发为论证,倡导新的母语学习观念和方法。我非常有信心,假若我们调整我们的语文观,各自的母语日后都会大放异彩。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6/2018

2018年6月4日星期一

【148】变天后,教育怎么改?

上个周末我应邀出席一个座谈会——变天后,教育应该怎么改?

必须赞赏主办这个座谈会的社区关怀工作室。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当前的重要话题,而且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落实这个活动。

国家在和平中更换了政府,这是历史大事件。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我们或是察觉不到,或是享受着胜利的蜜月期,一些思维停留在20世纪的领袖,只关心华基政党会否争取担任第二副首相,却没有相应行动来面对新政权。民间组织反倒开了先河,聚众探讨新思路,做到了集思广益。

当晚出席的,还包括马新社的记者,这是我出席那么多非官方的活动,第一次接受马新社的专访。记者也打趣说,改变真的很大,以前不可以光明正大采访的林吉祥蔡添强,现在竟然成为了主角。是的,以前只可以在学校篱笆外面派口罩的议员,现在可以大方进入校园致辞。

政权交替,不只是换个领导层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的治国思维要争取改变。尤其是华社,更该视新政府为改革的一个契机,寻找新共识应对未来的挑战。当然,这个共识必须摒弃过去诉求式的,而是以一种大格局来看待国家的未来。

或许是大家都没有意料到出现这样大的改变,心里缺少了个谱,才会在乎是不是华人当财长,承认不承认统考这些课题。要知道现在统领国家的政党都是多元族群的,华基的行动党从来没有把华教纳入政纲里,常务委员会也只有管“政治教育”的,领导层该如何看待华教?新局面,会带来新作风;新作风,需要新思维;新思维,必须要汇集更多人的看法。我们期待华社积极反应看法,提出利惠全民的策略,让被视为马来西亚的第二次独立更具意义。

“治国之道,教育为本”,我国的教育偏离正轨已久,亟需新领导层带来更大的调整与应对。流水线式的工业管理模式,僵化的行政准则,应试的教育思维,教育理念的错误诠释,惩罚多于奖励的制度等等,都需要新的方略来改变。

变天后,教育应该怎么改?你必须积极参与,反映你的心声与看法。要不然三两年后,你只好再度成为怨民。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6/2018


2018年5月29日星期二

【147】退步其实是向前

这次大选让我看清一些时评人。有些时评人只是为自己而写文章,千方百计搬论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至于会造成什么影响,他是不理会的;有些则抱有社会意识,同样是搬论据,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以理服人,希望影响多一些读者看清时局。

为自己写文章的人,美其名曰原则派。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即使掩盖事实,以偏颇的论据反驳他人也敢为。一般是褒义的“顾全大局”,在他们眼中竟然成了贬义。可惜的是,他们那些难以成立的论据一旦为人揭穿,论点守不住,便恼羞成怒,抓狂谩骂也来了。

我由是而反思:我写教育文章为的又是什么?

我想我一直都自觉地是为人而写,不是为己。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师门有训:写文章一定要有根据,不要随便乱套。两条腿都落地行走,一条是文献,一条是文艺。如果两者不能兼顾,逼得要单脚跳,也宁舍文艺而重文献。不重文献,一旦有论据推翻你所说过的,就要像釜底抽薪,什么火都要灭了。如果这时还输了风度,失理又失礼,真是得不偿失。没有依据,最好别说话。

其二是在我的服务领域里,我一直负有极大的使命感,希望把教育做得最好。教育是为大众而服务的,只要对大众有利的,我们都该接受,即使委屈了自己也在所不惜。有时自己的观点不为人接受,辩驳下去也发现自己理亏,没有参透问题,这时就该承认自己的思考不全,欢喜学到新知。立场转移不是没有原则。布袋和尚有诗云:“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周润发在电影《监狱风云》强调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更把这个意思发挥得路人皆知。

过去,我在审题的会议上,往往会捍卫自己认为对的题目和答案。但后来学到了“顾全大局”,如果参与审题的人也会误读或误判,考生肯定也会如此。因此,最好还是退一步,修一修题目或答案为是。

教育文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不去理会它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我想还是不写为妙。文字的作用很大,可以给人力量,也可以毁掉自己,岂能不谨慎?

原则有范围大小之分。个人定下的原则是小原则,是可以适时适度而调整;不可妥协的社会规范原则是大原则,是不能让人逾越的最低防线。我觉得,个人的原则是具张力和弹性的,可以通过学习和经历,积累经验和教训不断充实。大原则就决不妥协。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5/2018

2018年5月20日星期日

【146】文章要读仔细

最近好些同道在社交媒体疯传一些文章,题目看似很好,论点也有可取之处,可是瑕瑜互见,乃至绵里藏针,读者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我知道分享的动机是好的,你们都很善良,可是对文本的解读该更细心吧?

我有过类似的经验:某次上课,谈说明文的教学,我直接从实例下手,要学生先阅读一篇题为“校园安全意识”的课文,然后再评述文章作为教材的优劣。可是,不到两分钟,学生就读完并看着我似乎有话想说了。我最初还想,他们毕竟是在职老师,一目十行,很快可以消化所阅读的材料。可是,当他们讲述自己的观点时,我发现大大的不妥了。他们是看了题目借题发挥,讲述“校园安全意识”的重要,并不是在讨论文章写得如何,作为阅读教材该如何应用和开发。

这不是说他们的程度不好,不具备阅读力,而是他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使然。过去华文课程纲要注明“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认识字词……”,影响所及,教师教课文时一定先教生字新词,造句和听写也成为必然的功课,课文的内容只是轻描淡写用几个问题带过。对文本从来没有细心的评析和解读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课文是用来教字词句子的,文章怎么写,写得如何,倒被忽略了。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比萨,PISA)是由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所发动,目的是探索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能力。因此,他们在测评时以各国的15岁少年为对象,测试的科目除了科学与数学外,第三项竟然是阅读(Reading)。我做过非正式调查,许多人都说该测试“语文”或“交际”能力,很少人会想到是阅读力。可见,当局的想法是“得阅读者得语文”啊!

比萨的文件也清楚阐明要测试的是一个人的阅读素养,一种深度的解读文本的能力,不是过去的只重视阅读技巧,如朗读得字正腔圆等。

有鉴于此,我们也该推动课改,重视教材的选择,“读什么”是阅读教学中重要的一环,不要再视阅读材料为识字的依据;重视课堂的阅读教学,强调要深究课文,与作者对话,探讨他的写作意图和怎么样写成,毕竟“怎样读”的培训是一种终身能力的训练,不要再像过去般海绵式的全盘吸收就是。

观念调整过来,就会有更多行动上的改变。希望以后看到不是佳作不疯传(如果有瑕疵,也该指出才传)。

《星洲日报·东海岸》20/05/2018

2018年5月13日星期日

【145】教育不要只说不

我在一餐厅用餐,一妇女推门进来便高声呼喝:“又玩手机啦!叫你不可以玩你不听,一直玩手机会变笨的,你知道吗!”桌旁的小孩儿吓得放下手机。妇女跟着到厨房忙去了,小孩儿没事好做,悄悄再拿起手机滑屏……

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也让我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常常告诉小孩儿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该怎么样,结果孩子们往往就只好恢复那个样。太多的“不”,只会让孩子胆怯、消极、负想法,这不是教育的目的。

孩子的成长,除了先天的条件外,后天的学习和环境更是决定性的因素。教育是以热情燃烧热情,让自己生命散发的光亮去点燃他人的生命力,不该停留在习惯性的指责与训示而已。施教者的躬行和创设的环境,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影响。父母得如此,教师也该如此,国家的领导层更该如此。

过去官方一直倡导把“诚信”的价值观纳入公共服务领域,这价值观当然重要,纳入公共领域也很重要,但其影响力和效果却不彰显。何故?其身不正,发出的指示底层只好假意顺从,徒具形式地敷衍上方。如果“正确的价值观”再加多几项,虚假风气更炽盛,后果更不堪设想。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发挥教育的正面效果的。

今天我收到两则短信,都提及爱污言秽语羞辱他人的不良作风。一则连消代打,把始作俑者推向某人某党,看似关心青年,其实却极尽嘲讽的本事。我担心其效果只是让同情者扼腕慨叹,担忧风气滋长;但好国骂者却嗤之以鼻,依然故我。反之,另外一则短信则直接作出呼吁,要求大家遏止谩骂仇恨之风,要以智者的勇气直接断绝这类信息的流传。我相信后者更能起共鸣。

要扶正歪风,改变不良风气,是项长征性的工作。我们得不断检讨自己做了什么,又给社会提供了怎样的一种健康环境。若只顾训责,就要像先前说的母亲阻止孩子滑手机那样,成功一时,却无法让孩子改掉恶习。

《星洲日报·东海岸》13/05/2018

2018年5月9日星期三

【144】孩子,开口辩驳吧!

一般人都不喜欢爱反驳的孩子,总给他们标签为坏孩子;乖乖听话的,才是标准的好孩子。

那天我在原始佛教经典《杂阿含》看到一段事迹,惊讶不已,原来以上的想法自古有之:

话说释迦牟尼晚年常劝弟子迦叶多说法,但却为其拒绝。迦叶给的理由是弟子们不喜欢听他说法。再问其故,他指名是因为两个弟子因为多闻而爱反驳所致。这两个弟子分别是阿难和目犍连的弟子。

这很有趣,德高望重的迦叶竟然因为青年僧爱反驳而情愿封口不说法。反之,佛的其他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等培训青年僧侣时,反而注重他们的思辨能力,让他们敢于质疑问难。这种论辩之风对以后佛教论典的开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佛教走向国际舞台,论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迦叶的事迹,是老师选择不再说;现实中出现爱反驳的学生,往往结果是学生不再说。我对此是常引以为警惕的。

30年前我实习时,许博文教授来视察我教学。我上了一堂课前指导的写作课,与学生聊新年该如何庆祝才有意思。学生是被标签为“放牛班”的。但,意外的是,他们很爱讲话,不但敢于说出心中的话,还会反驳他人的观点。我和他们也一直在对话之中,就连许教授也忍不住加入讨论。下课后,许教授大概怕我会信心受挫,特地勉励学生一番,说他们表现好,谈话有内容,难得遇上可以和他们讨论的老师云云。

现在师范学院提高入学的门槛,进入学院的都是高材生。奇怪的是,大部分在预科班时反而是乖乖不说话的,抄笔记是他们的专长。

乖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教学时让学生多发言,环绕课题讨论。某次我看一名实习生教学,班上讨论气氛不错。我身边的原任教师告诉我,她对学生那么踊跃说话感到意外,尤其是那小胖子,一向是叫老师最头痛的。 我笑笑说:“我看他们的说话和应变能力,如果现在发生饥荒,我猜测存活下来的可能就只有他!”

学生是要训练的,如果他们还不习惯口头表达,就要给他机会多说。如果一开始就压制他们,要他们多听少讲,他们便要失去说的兴致,大多数时候选择三缄其口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5/2018
后记:文章写好后,惊讶发现北京大学在念错“鸿鹄”一词后的道歉信竟然有那么一句话:“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2018年5月1日星期二

【143】电脑要教的吗?

1988年,我初踏入教育界。校方给我们安排上电脑课程。老师看我在打印中文文件,不忘调侃说进入电脑时代,华文恐怕要受淘汰了。他话说完了,针式打印机的印槽仍然在左右滑动,那一行中文字还没有完整显示,我的头因此放得很低。

10年后,我上电脑课程,学习如何制作动画课件。我要求主讲人教我们用中文制作,他说要多等三年,因为在程序和软件的开发,中文要落后至少三年。

2002年,我到南京留学,第一次踏足“百脑汇”,才知道人家的中文电脑软硬件的开发和使用已经是在前端。今天西方开发一个新的软件,不出三个月,中文版的就跟进,而且流通山寨版,任你使用。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或许还会和很多人一样在抗拒电脑科技。

今天,我们见证了中国在电脑技术和网络的使用的成长。虽然中文在网络的使用率还不及西方,但是过去16年的增长率却高达2228%,是英文的增长率的4倍。中国农村对手机的使用也绕过有线电话,在没有用过电话就跨向人手一机的时代,人人都会上网。微信对各种应用程序的开发,更是远远超越西方,改变了13亿人口的生活。

以上是中文在工业革命3.0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如何跟进了时代,不但从新科技中受惠,还让汉语圈的人走上了时代的前端。

总结以上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开创者和使用者是服膺建构主义的。开创者没有考虑“如何教”的问题,他们设想的就是使用者在应用中自然会随着需要而掌握技术,不断随着开创者的步伐前进。反思我们的教育领导,却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维,担心我们的新生代跟不上时代。

果真其然?还是不接地气,低估了孩子们的成长需要?手机已经普遍到外劳都人手一机的时代,电脑是不是还要从abc教起?有人辩说有些家庭不是那么宽裕,家里没有电脑使用,所以要给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孰不知电脑与网络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今天学的,第二年就不适用了。等到他们拥有电脑,他们所学的已经过时。

电脑和网络的技术应该是建构起来的,让孩子们跟着自己的需求学习吧。少一点“折翼”的教学,已经会飞的鸟儿还要让他们学习走路,这是该检讨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4/2018
(因为大选提名日报道,延迟一天见报)

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

【142】不要再赶课了!

一位毕业生和我谈他的教学困境:四年级学生,语文程度依然像一二年级般,他教得很吃力。我说多注重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为是,教育是点火,不是装水,要点燃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转被动为主动,不要假想他们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学,急着要灌输给他们。教育是慢的艺术啊!

他说:“可是孩子们不能等啊!”我说孩子们都比我们年轻,他们有的岁月可多呢,为何说他们不能等?却原来他是操心孩子们要应付考试了。

这是我们长期来的一个认识误区,把语文当知识教,考试也考知识了。

其实,语文科和其他知识课大不相同。例如历史,每年都有固定的知识项目要传达给学生,考试再要求学生全盘吐出来。语文科却重视能力的培养、素养的提升,考试的内容与平时上课的是不一样的。语文也要“赶课程”,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看过这样的个案:一位二年级学生因为患病住院不能到校上课,母亲担心孩子掉队,买了好些优质儿童读物给孩子阅读。数个月后,孩子回到学校上课,语文科考试的成绩竟然比一般同学还优异。语文老师的信心为之大挫。

朱自强教授也质疑:如果孩子不上学,而是在童年时阅读优质儿童读物,他的语文素养是不是会比一般孩子更高?我们深有同感,我们的语文能力并不是老师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因为老师引导我们多阅读、多写作而学上来的。

近年来,我们的全国性语文考试也有很大的改进。统一考试历来都不考课本的篇章,即使是市面上买得到的作业本收录的篇章也不会在试卷上出现。课本的教材“不外是个例子”,看来像是“白教”,其实不然,因为老师是借教材教学生,并非教教材。

语文能力指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我们习惯说我们的语文课“重读写、轻听说”,其实西方国家的语文教学,都注重读写,Literacy指的就是读写的培养。这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在读写中“听说”是自然进行的,不必刻意安排时间训练。这是母语教学应有的特质。教二语的时候,“听说”才会成为重点。

我给那位毕业生的忠告是:多注重孩子们的兴趣的培养,让他们在行动中不自觉地把语文融入到生活中,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就。不要去赶那有形的课程内容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4/2018

2018年4月15日星期日

【141】不是要你跟着做

教师研习营结束前,一位老师向我提出改善办营的方法:该如何限制参加人数、如何安排住宿、如何轮流执行工作、如何准备讲义、总结课程等。所言甚是,但我总觉有什么不妥。

后来发现他是“资源老师”,经常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我才醒觉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课程。诚然,官方的活动是为了传递信息,上情必须下达,参与者不但要听懂官员所说的,还要把信息再传给其他老师。参加了官方活动,老师回去后可能要跑几站下达信息,的确是挺累的,能够分工最好。

我们的活动则不然,它是民间组织自动自发筹办的,参加者是自愿报名的,就连工委也是毛遂自荐的。如果强调“分工”,要工委们轮流执勤,一年只选择一个课程,他们恐怕还不依呢!

性质不同,活动的目的和进行方式也就有了差异。官方的活动,目的性比较强,进行时一定要有专家在,以便在必要时给予说明。久而久之,专家就成了权威,掌控了发语权,不能接受异见。要有异见,下次最好就别来开会。

我们的活动是为了打造环境给大家共学,没有其他企图。我常强调只要参与了,听了,想了,那就很好了。至于是否能内化再转为一种行动,则由参与者各取所需,适当吸取,调整应用。

也就因此,我们办的课程,会员都竞相要参与,他们清楚每一次汇集的因缘都不一样,学习的内容也有差异,该把握机会学习。这或是专谈儿童文学的,或是分享课内阅读教学的;或是畅谈作文教学心得的,或是交流如何带读书会的。海峡两岸的众多专家学者,自2007年开始,就受邀前来。如朱自强、方卫平、林文宝、刘绪源、谈凤霞、徐冬梅、周益民、蒋军晶、管建刚、岳乃红、李玉贵、吉忠兰……都是学有专长之士,他们到来与我们真诚的交流,并分享他们的心得与经验。我们却没有人成为他们的“信徒”,只奉行他们的那一套,但我们实践的却又有他们展示过的专长。

民间组织办的活动不是要参加者跟从,我们是要提供机会给我们的教师成长,走带有自己风格的教学路线。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4/2018

2018年4月8日星期日

【140】教师的专业素养

素未谋面的韦申邀我作客“麻辣鲜师”,到电台去录音。我趁在云顶山腰开会之便,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凭着导航器,比预定时间早到45分钟。

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第三电视的总部。我发了短信给韦申,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等到约定的3点钟,还是没有回复,于是我决定自己进入电视台再找录音室。可是,电视台保安森严,查了登记处说没有预约不能进入。还好他们挺客气,要我把车子停在一旁,叫约我的人出来带我进入。

20分钟后,我还是联系不上韦申。保安来催了,我只好离开。再过15分钟我才接到韦申的电话,说是主播室不能用电话,所以断了联系。他请我调头回去,因为录音室再排期多有不便。虽然我已经上了大道,但想着今天要谈的课题是教师的专业,只好专业一点,重启导航器,找地方调头。

我觉得我还是不习惯录音或录影的,所以每次录制的节目播放时,我都不听不看。受访时也是如此,最初我还开着手机看我预先写好的材料,结果说起话来索然无味。放下了手机,主持人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才逐渐进入佳境。

即便如此,离开录音室后还是有很多遗憾。教师如何表现其专业素养?最重要的,我却忘记说了——要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有些师范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他们的专业素养。他们可以面对家长,即使是那些要来辩解孩子的坏行为的,他们也有办法劝服家长满意离去,过后还送礼过来。面对不爱学习的学生,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去教导,没有诸多埋怨,更不会怪罪于学生。我欣赏这样的初生之犊。

生活中总会面对林林总总的问题,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用智慧去化解。智慧和聪明的差别是,前者不一定华丽,但却有效化解问题;后者则不然,他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可以把别人拉下水,搅浊一池春水后他却飘然而去。我不欣赏这样的聪明人。

当然,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是否妥善地解决,还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以及主观上的经验积累才能断定。该做的都做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坦然接受,这也是专业的表现。例如我的薪金。看着比我年轻10年的同事,月薪却比我高,当然是有感受的。但,我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调了几级的薪水,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我也该满足,不再埋怨了。

专业,绝对是智慧的表现,以解决问题为准则。在职场的这些年,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4/2018

2018年4月1日星期日

【139】华文难学吗?

我在哇加打北中华华小的儿童阅读营闭幕致辞时,问孩子们喜欢看我们给他们推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吗?他们高声回答:“喜欢!”

看他们兴致那么高,我把这次重点推荐的书目一一问过。“谁喜欢西顿动物小说《春田狐》的?”听过或看过这本书的,高高举起小手。“谁喜欢汤汤的《守护神一个》的?”不得了,更多人举手。八本逐一问过,小朋友都高兴地争着举手。

我打铁趁热,问他们:“那么,你们说华文难学吗?”不妙,这一下,竟然没有先前的迅速反应了。我再问,稀稀落落地传来同学们的回答:“难!”

小朋友真的不会掩饰,总是真诚地回答问题。这下我可讨了没趣啦!

其实,我知道他们所理解的“华文”,是指学校里头的语文课,而我问的却是作为一个承载信息的媒介,概念的认识上有不同。他们这两天通过我们打造的优质语文环境,其实都在快乐学习,不管是听故事、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本、持续默读、乃至最后的易客为主,积极向来宾介绍儿童故事,他们都很享受,都是全心投入其中。他们并没有察觉,这是他们“学语文”的一个过程。当我问他们“华文难学吗”时,他们的思绪回到了日常上课的情况,想到了笔画笔顺,想到造句,想到要按照格式写作文……想到的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那一道槛。

前几年我登高呼吁让我们的华文教学必须回归到母语教学的方法上,不要再学英国人教我们英语的方法,而是要学习英国人教自家的孩子学习英语的方法。一边呼吁,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也一边阅读。您难以想象教育家启功先生曾经强调语文教学就是要注重格朗马(Grammar),您也会惊讶原来大陆老师已在反思当年的教育界“三公”的地位,认为他们“语言学家介入语文教育太多”。

是的,这是一个反思的契机。我们应当好好反省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学习华文那么苦,付出的很多,学到的却不臻要求。英国英语学会倡议:“愉悦地阅读是有效学习和探索的基础。”我在杭州阅读论坛提出“不要把华文当成一个科目教,而要让孩子们自然地用这个语文学习”,被采纳为宣言的内容之一。

让孩子主动运用华文学习,让他们在习得后发现自己已深爱这个语文,这才是真正捍卫母语教育的做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4/2018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138】这是一个团队精心打造的成果

本来只要半个小时的检讨会,却一直延续了近两个小时。快八点了,天色已黑,大家却没有去意,轮到自己开口时,都充满激情的分享。不管是资深老师,还是年轻的师范预科班学生;无论是第一次参加,或是已经参加了10多次的,都被自己过去四天努力经营的儿童阅读营感动了。

“刚才三位巫裔学生合演克拉拉,抢完了嘉年华的风头。他们可以那么流利地演绎故事,叫我惊讶不已。平时上课他们不是这样的,其中一位还特别爱睡觉,一上课就打盹,我特地把他的座位调到前面第一排,他还是照睡不误。没想到平时说一句完整的话都有困难的他,却可以那么流利讲故事,真太神奇了!”

“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平时都不读书的。听人家说阅读营很好,我便跟着同学们来了。来了之后,我有很特别的感受。尤其是在全体持续默读的环节,我深深感受到只要静下来,是真的可以享受阅读的。我竟然读完了两本书,我都很喜欢。我相信这股力量让我回去后仍会持续阅读,有机会我也一定会再来当工委。人同此心,我相信小朋友也是一样,学校要努力给他们的热情保温哦!”

“我当了10届的工委,虽然阅读营的模式几乎一样,然而每一次面对的挑战都不尽相同。我这次是给没自主阅读能力的孩子们讲故事。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给一群异族生讲过故事的菜鸟,从第一场的选错故事,学生呆呆看着我,到后来慢慢找对了故事,总算引起他们的兴趣。过程中,我碰过钉子,也成功让一些同学找到自己爱看的书而能够自主阅读,这就是成长。”

这是登嘉楼哇加打北(Wakaf Tapai)中华小学儿童阅读营结束后的一个场景。在校方全体教职员、爱心家长、邻校老师、师范生的通力合作下,为一个异族生过半的活动注入了一股暖实力,让大家的热情都点燃起来。

儿童阅读营的确能够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其成绩有多好,有赖于整个团队的合作程度,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体会。两天培训、两天办营,付出的时间是很多的,但就是要这样寻求共识,相互间配合,全情投入,才可以看到成果。付出了,却没有办法换来更大的信心,热情将会消退。我们很在意这点。

庆幸的是儿协在这方面,已经汇集了一大群人走在一起,在国内办了66场阅读营。我们深信“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背后的坚持”,我们会继续往前走。

《星洲日报·东海岸》25/03/2018

2018年3月19日星期一

【137】留在取经队伍

课堂学习就像西天取经,只要还在队伍里,就有成功的希望。每个人的学习过程不尽相同,有人意志坚定,有人无所不能,有人好吃懒做,也有人忠心耿耿,好比唐僧四师徒。即连白龙马般不开口的,因为留在取经队伍,最后也“五圣成真”,取得正果。

学生听了问:“那些连取经队伍都不想呆的呢?”我说那是妖怪,吃人的妖怪。虽是戏言,但也揭示了道理。

要使学生学习,教师首先要和他们建立起关系,让他们接受你,肯留在取经队伍。学生一旦接受你,他就会和你合作,不会找茬;倘若“闹翻”了,他就摇身一变,不止叛离取经队伍,还要变身为妖怪,阻拦取经队伍前进。

教师万勿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认为我的责任就是教,学生的责任就是学;我教你学,天经地义!忽略了关系的建立,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就要成为障碍,学生一旦不买账,教师就要处处碰壁,事倍而功半。

当年,我与一同学到吉隆坡某“黑区”实习。我和学生关系良好,传说中最难教的中四那班,对我也是毕恭毕敬的。初出茅庐,犹知关系的重要:其一,我用心教学,做好准备。俗话说人心是肉做的,只要你认真,学生是感受得到的。其二,我教学时,不忽略坏学生给予的反应。我会四两拨千斤,把他们的俏皮话转为有利的素材。其三,我还把关系的建立衍生到课外,和他们一起打球耍乐,假期还会结伴出游。反观我的同学,也是很用心教书,但就是和学生建立不起关系,心情越来越躁,最后还搞到要和学生单挑。

我到师范学院执教后,有些人很羡慕,说不必再面对学生的纪律问题。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大孩子有大孩子的棘手问题,尤其是要把他们培训成教师,日后去教好那数千名的儿童更是不易。

说实在,不是每位学员都受教的,我小心翼翼地避免他们成为妖怪,破坏取经队伍。要做到这点,最好就是和他们始终保持正常的关系,接受他们的不完美,多看他们的优点。庆幸的是,至今我的学生甚少以我为敌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18/03/2018

2018年3月11日星期日

【136】这只是一种选择

立卑师范学院被定位为原住民教师培训中心,颇受国内外关注,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而会组团前来观摩。

我对当年拿督马兹兰院长提出这项计划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给大家介绍了他的理念后说:“我知道我的这项计划,不会得到全体的支持。有些人会和我并肩合作,有些人会不置可否,更有些人会扯后腿。我想告诉那些躲在椅子后有多多小动作的人,你继续吧,我们不会等你!我们要往前走时,不会顾虑那么多,如果你习惯性地就是悲观看待事情,那是你的选择,我不会因为你而改变我的理想。”

对于这项计划,我没有积极参与,因为我有其他的事务要处理。可是这样的一个理想,我是绝对支持的,尤其是院长的那番结语,更令我由衷喝彩!

我也常告诉我的学生:“对眼前的感到不满足,才会激发我们去改变,寻求更好、更高的境界。改革的列车发动后,如果你不要上车,我们不会勉强,我们也没有时间慢慢再游说你,基于人道立场,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我们会留几包方便面给你,再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这种态度并非绝对的,尤其是对自小就受大乘佛教熏习的我来说,这样更显得悲心不足。不过,我的实践经验告诉我,我只能这样做。当我们提出理想,邀约人家共行时,有人要质疑计划的可行性;当我们落实理想后再邀人跟上来时,还是会被质疑,认为你是站在高度,不谅解他的处境。总之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这样选择:一旦认定目标,便不顾一切直往前行,有人愿意追随,我们感恩,不愿意追随,我们只得尊重。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这个“求”可以诠释为对自我的要求。有人遇到事情便要埋怨、渲泄、谩骂,你只好尊重,因为那是他的选择。但是,对于自己,你真的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蹉跎生命,耗费时间,发无谓的牢骚,在原地踏步。多用行动来证明才是有意义的。

成功不是骂出来的,是靠行动做出来的;你可以骂赢全世界,但你会输掉自己。

《星洲日报·东海岸》11/03/2018





2018年3月4日星期日

【135】教育就是要拔高

在南京留学期间,我和余历雄师兄每周五都会去逛书店。从旧书店到新书店,找绝版书,也看最新出版的书刊。先锋书店柜台处总有一叠新刊物,余师兄说可以自由拿,留下一块钱就行。

这可不是普通的刊物,是《读书报》。所谓读书报,是专门刊登学术书刊的信息的,包括名家新书推介、书评、出版消息、阅读心得等。我看得既兴奋又汗颜。兴奋的是里头的信息很好,可以知道什么书出版了,学界对其评价又如何,如果是抄袭之作还会被批得无地自容;汗颜的是,这样一份纯学术的刊物,在中国竟然可以每周准时出版,而且还不介绍闲书。

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不要说读书报,就连学术文章若能够顺利出版已经要答谢神恩了。

回国后,我跟《星洲日报·东海岸》要求让我每个星期发表一篇学术随笔,是为“走近古人”系列。虽然很多朋友反应看不懂,但文章还是刊了365篇,为期七年多,算是一个奇迹了。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本地报章也提高素质,多刊载知性文章,以提高读者素养。

我是教师,我总是执着地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拔高,让学习者可以度身提高自己的素养。如果一味迎合,只是顺应学生的习惯和能力,教育岂不成了附庸,可有可无?

介绍一些书本给学生,有时候他们会说看不懂,我不会妥协。一味只读自己看懂的书,阅读还有什么意义?阅读本来就是为了自我拔高啊!

为大专生设计课业或考题,我也有我的坚持,高阶思维是必定的,问题还要有挑战性、实用性和针对性。例如某次我指定学生一定要先读懂福建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林继中教授的《道德文章》,了解何以古人写文章一定要文以载道,又如何把深邃的价值融入在文章中。然后按这样的标准审视我们的语文课文,评定其不足之处。如此一来,就算他们做得不好,也会有个概念,文章并不是硬套道德价值的。

教育不只是生活的点缀,除却拔高,教育的价值便无法显现。

言及此,电台又在播报某某大师的狗年运程……

《星洲日报·东海岸》04/03/2018
(报馆改标题为“提高阅读素养”)

2018年2月25日星期日

【134】我的启蒙老师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乖巧、很听话的学生。可是,我努力去回想我的小学生涯,零星留下的记忆大都是课堂外的事儿,课堂上学习的还真是雪泥鸿爪。

唯一有印象的是蔡麒麟老师的一堂课,大概还是代课之类的,他让我们到黑板上写字,然后指出大家写错的地方。例如“别”字的第四笔是撇,然后跟着才是横折弯钩,并不是“力”字(当时我们的华文教育是根据台湾的,旧字形的“别”字写法确实如此)。会记得这堂课,大概是因为它带有批判性,激发我去留意平时没有留意的,不要只做个学习的消费人,照单全收。

上了中学,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特别是华文课,我只记得老师会用很标准的读音朗读课文,记得老师在念文言翻译白话……我依然是个学习的消费人。

中二那年,被一位同学拉到太平佛教会上华文课。这是生平第一次听和尚讲课,天花乱坠,如沐春风。老师这堂课讲的是古诗词,但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哲学都来了,听得我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咋舌连连。

上完这堂课,老师便到台湾进修去了,我却因此和太平佛教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我三两天就往那边跑,和法师的学生交流。他们带我去图书馆,给我介绍法师留下的书,并诚意跟我导读推荐。什么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还有诸如梁启超、唐君毅、方东美、梁漱溟、张曼涛、蓝吉富、陈晓林、圣严法师……都是前所未闻的。这位打开我学习的视野的女孩儿,比我还小,叫黄淑清。

那么巧妙的一个因缘,让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遇到一些外星人,还有非常珍贵的宝藏。于是,我开始看书了,看那些硬得肠胃消化不来的书。我竟然可以在看不懂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遨游书海。阅读,真是学习最重要的途径。

再见法师,是我踏入中五那年。虽然是会考年,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位法师可以亲近,他会引导我学习更多东西。果不其然,从台湾学习回来的继程法师引领我走进印顺导师的浩瀚佛学论著,还有圣严法师深邃的禅门意境。虽然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年时间(法师又闭关进修去了),可是我已经从一个学习的消费人变成一个会主动探索和思考的拓荒者了。

回顾这段陈年旧事,我还是深深感恩当年的因缘,如果不是有人引领我走进书的世界,我真不敢想象今日的面目何其可憎。

当老师的您,该想尽办法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给他介绍好书,让他以书为师,与您为友,这样他才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星洲日报·东海岸》25/02/2018

2018年2月21日星期三

【133】儿童需要文学

这个话题实在不新鲜。

曹文轩写过<儿童需要文学的六个理由>,列举了:
一、树立正确的道义观;
二、培养审美能力;
三、丰富情感;
四、文学有时比历史记载更真实;
五、保持想象力;
六、培养说事的能力。①
曹文说理很充分,不过一些老师喜欢说其他国家的文章不接地气,不符国情。

战友陈诗蓉讲师写过<为什么儿童需要文学>②,陈述儿童需要“情感教育,满足其精神需求,打下精神底色”。我现在狗尾续貂写多几句。

我们推动儿童文学已经20多年,2012年更成立了“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将有心人凝聚在一起,在国内各地推动儿童阅读。我们办过百余场的讲座和儿童阅读营,参与的老师和家长有数千人,小学生则超过万人了。活动后的反馈显示,成人之中有逾九成赞同我们的做法,小学生则近乎百分百喜欢儿童阅读营。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儿童都爱阅读!只要大人扮演好角色,给孩子们介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陪他们聊书,孩子们是会养成阅读习惯,并逐渐提高能力,做到爱阅读、勤阅读、会阅读的。虽然资源匮乏,我们依然锲而不舍去做,只因看到儿童的改变。这番努力,若再持续几年,我们有信心可以改变我国的教育生态。

让儿童“读起来”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对此却视若无睹,依然秉持着上个世纪的看法,反对儿童文学,认为儿童该学习的是“语文”,不是“文学”。最近听到一位官员说:“为什么要写小鸟唱歌?国语都不这么说,他们只说小鸟啁啾。”还真哭笑不得。

我们必须纠正两个过去的误解:一是文学课既不是按照“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中心思想、修辞手法”的模式教的,也不是老师先准备好标准答案再进行解读,让学生明白和记得自己教的内容。这是强迫性的教学,和文学的美感和领悟是南辕北辙的。二是文学和语文本来就是一体的,不该把它划分为两个学科。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字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当然不只是那一堆符号起作用,而是文字组合后传情达意的生命力所促成。英国人提到英语(English)就包含了文学,中国的学术自古以来更是文史哲一体。把文学和语文分科是近代的事,而且是个不高明的做法。

上述官员误以为文学就是要用修辞手法写作,并非语文最基本的表达功能,所以抗拒。可是,好文章不一定用上修辞格,有效的传情达意才是文学。人要学习的不是修辞格而是如何表达美。文学就是美的表现,兼顾了读者的兴趣与接受能力。皮亚杰说儿童的学习是由兴趣唤起的,如果我们的阅读教材都是没有趣味的,想让孩子产生语文学习的动机和兴趣,那是很困难的。

有句巴利文叫Ehipassiko③,意思是“来看看”。我们希望掌握决策权的人抽空来看看我们的努力,再给我们提供意见。你们的决定影响着众多的莘莘学子。推广阅读的工作,我们依然会坚持,只是政策的不一致,会使我们的努力倍感困难。在儿童教育的工作上,我们要的是合作,不是对抗。

注:
① 曹文发表于2017年4月21日的《教育·读写生活》。可以点击链接下载:
https://www.dropbox.com/s/24nckbwohs5cahs/%E5%84%BF%E7%AB%A5%E9%9C%80%E8%A6%81%E6%96%87%E5%AD%A6%E7%9A%84%E5%85%AD%E4%B8%AA%E7%90%86%E7%94%B1_%E6%9B%B9%E6%96%87%E8%BD%A9.pdf?dl=0
② 陈文发表于 2017年09月28日的《东方日报·龙门阵》: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17/09/28/214393
③ Ehipassiko 是巴利文,源自梵文词根ehi和paśya,意思是 “来看”。佛教常用这个词语,要你自己来看、来了解佛法、体证佛法,而不是只靠信仰,只相信佛所说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2/2018
(此文因为过年,报章稿挤而延迟下版)

2018年2月11日星期日

【132】教师是一门专业

有人在社交媒体询问“笔画递增法”是不是一种良好的写字指导方法。一位老师凭经验说是,另一位老师则列举许多理论反驳,结果惹恼了前者,狠狠地回复:“请不要挑战老师的专业!”吓得后者不敢(或许是不愿)再回应。

我看了不禁莞尔,这是哪门子的专业啊?老师的专业不是表现在身份,而是表现在知识结构和言行举止上。如果不允许别人质疑我们的说法,这和蛮横的家长常对孩子说“你不要挑战爸爸的威严”如出一辙,孩子或许会在爸爸的淫威下乖乖就范,但内心却是不服的。

我始终相信教师是一门专业的工作。这可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是职业本身的专业,二是教师个体的专业。

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曾是全球的一个热门课题,引发热议的背景是教师的社会地位日渐低下。要回复教师的社会地位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改善教师的工资,使它与其他专业待遇相近。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教师的工资和福利比过去要好多了。与此相应的是,教师的任职要求和训练要求也有了改变。小学老师必须拥有学士文凭,要当老师得接受的培训课程的录取要求也不断提高,从过去的SPM五科优等变成了五科特优,培训时间也拉长到五年。这一改变,教师这份职业跟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一样,是一门专业了。

比较重要的还是教师个体的专业化。作为专业人士,该具备一定的素养,包括与时并进的教育理念,专精和广博相结合的知识结构,扎实的专业能力,高标准的道德修养,良好的专业态度,积极进取的自我职业发展和意识等等。大众评定教师是否专业与官方的标准有异,他们不只是看学历和资格,更多时候是看教师在职场上表现出来的操守与素养。

遗憾的是,不管是官方、大众,还是教师本身,对教师的专业化还常有不太尊重的表现。例如师资不足而允许未经训练的人当临时教师,仿佛告诉大家教师不必训练也可以当;大众则认为教师工作轻松,假期多,理所当然应该把教育工作做好,一旦有违反己意的便兴师问罪,要教师折服;至于个人,遇到工作上的困扰便在社交媒体宣泄,还义正言辞地认为这是正当的管道。我们不妨与其他专业对比:如果医生不足可以聘用临时医生吗?(有人说不行,因为医生要专业才能医好人的身体。可是老师医心啊,不是比医身体还重要吗?)大众接受教师教学有自由和自主的权利吗?医生受到上司刁难、遇到难搞的病人和家属,会在大众媒体宣泄吗?

俗话说“物必先腐而后生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如果我们尊重教师是一门专业,我们便得努力提高教师的个体化专业素养!

《星洲日报·东海岸》11/02/2018

2018年2月4日星期日

【131】主攻教师心态

朋友批评我写文章避重就轻,不谈行政,不骂掌权者,处处要求教师,他说这很不公平,给人捡软柿子捏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观点不同所致,更何况我是激励教师,而非骂他们。

我高举“我亦在其中”的旗帜,表明我也是一线老师,和他们同舟共济。我并非行政人员,所以对事情的看法必然是从一线老师的角度看。在前线经历的,是职场积累下来的智能,并非冷气房想出来的智慧。我不和掌权者对着干,只是因为体会到这是于事无补的,且会让自己更起烦恼。我们要学会尊重,尊重职权。各部门长官都各司其职,不要用下线的眼光衡量他们,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也有他们的局限。看到一些人总是认为校长是绝对恶的,学校一有事情就把矛头指向校长,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尊重不等于盲从,不是说一切都要听掌权者的指示。我始终相信良好的沟通,可以化解很多问题。关键是,自己会不会据理力争,是否擅于表达观点,有没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如果没有,那就多要求自己改进。真的沟通不来,我们还是在适当的场合把话说清楚,决策权还是留给当事人,不要越俎代庖。每个人有他做事的方法和准则,不能强求一致,我们该尊重掌权者的决策权。

组织工作有两种常见的思维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前者是指决策权落在组织的最高层,由他们发出指令,下面跟从;后者正好相反,决策权下放给中下层,最高层只负责协调和编拟战略。

我的思维偏向“自下而上”。经验告诉我:再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下层的支持和响应,一切还是无法顺利开展的。例如最近热议的“作业簿”问题,决策者说不准用,执行者却照用不误,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者总有办法巧妙应对。结果,“政策”最终变成一种大而空洞的口号。

自上而下的思维,制造不出教育家,也无法有效进行创新改革。自觉才能让一个人自动自发,这样的动力才强大。我不是否定政策的作用,而是认定讨论和决定政策有它的场所,要给教育带来新局面,还得靠一线老师的自觉和自发。

我更喜欢启发一线老师的自觉,所以我以主攻教师心态为我的工作重点。

《星洲日报·东海岸》04/02/2018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130】两代人的观点

最近一位杏坛前辈写文章评论当前的教育,强调了“应试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考试可以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只有吃得起苦才能成才①。一位同侪表达了他对前辈的支持,并以“管制中学”为例,认为一些特定的中学定下入学的最低要求,才会促使众多小学生有奋斗的方向;自小有斗志,成功便有希望。

他们论述的主要依据是——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且依据这样的思路提我的看法:犹记得我升中学时,是被“管制中学”遗弃的,遗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政策的改变。那是1975年,我小六毕业,县教育厅不再依据五年级检定考试成绩分派毕业生的去处,而是根据住家地址调派学校。获悉将到一所被标签为“没有人要去”的学校升学,我犹如面对世界末日,哭了好长一段时间。若当年就此自暴自弃,还真不知是谁的错!

被遗弃反而给我走出另外一条路。反思这段路程,我深觉我并非什么出淤泥的莲花,而是荒地中的野草,凭着坚韧的斗志,与朋友们共同打造一片草原。我们一批成绩优异的学生到了非管制学校②,给老师们注入了新的斗志,重燃他们的教学热情。可见早前的制度对这些老师是多么不公平。再从学生的角度看,由于没有“名校”的压力,我们不需要拼成绩,一切就在自然的教与学中成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之中不乏教授、教员、专科医生、工程师、企业家、成功商人……

长大后回顾,这样的学习背景,反而更加契合诸如皮亚杰、杜威、维果斯基、佐藤学等教育家的观念,尤其是杜威的“教育意味着成长”、“教育是目标而不是手段”等观念,更是这种不被过早定格定性,让孩子在环境中成长的真实写照。所以,我后来读到洛克、卢梭、蒙特梭利、朱自强等的儿童观,我更是心有戚戚,绝对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绝对可以造就,不要过早给孩子下判断。

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发现“读来的学识”和“靠自己的经历”来行事,还真是两代人的教育观。上一代希望通过教育改善生活,十年寒窗的努力就是他们坚守的原则,因此学校拼成绩,他们觉得是合理且有效的。教育因此成了一种手段,是为未来而做的准备。我的年龄虽然也该归类为“上一代”,但因为阅读,因为不断反思不同的做法带来的不同结果,总觉得教育应该还有更好的出路。社会不断复杂化,人心也不停地转变,我们将面对的未来是更为严峻的,功利的教育观是否还合时宜?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需要更大的转变?

注:
① 王介英《大马教育正走向世界前列》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171229/%e5%a4%a7%e9%a9%ac%e6%95%99%e8%82%b2%e6%ad%a3%e8%b5%b0%e5%90%91%e4%b8%96%e7%95%8c%e5%89%8d%e5%88%97%e7%8e%8b%e4%bb%8b%e8%8b%b1/
② 1975年小六毕业的华联二校学生,蔡绣丝是全级第三名,潘强华第四名,我第七名,都被派到SM Puteri就读。1976年预备班的成绩,各非管制中学名列前茅的都是我班的同学。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1/2018

2018年1月21日星期日

【129】全国教学革新展

2018年1月16-17日,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总校(IPGM)在吉隆坡马来文师范学院(IPGKBM)举办了“教学革新展”(Hari Inovasi IPG 2018),主题是“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教育革新”(Inovasi Pendidikan Ke Arah Revolusi Industri 4.0)。全国师范学院皆参与,展出各自的教学革新项目。立卑师范学院派华文组参与其盛,展出的是“群文教学”(Article Clusters Reading Class)的概念。

教育部非常注重创意,强调教学要注入创新(Creative)和革新(Innovation)的元素,创新是"无中生有"的创造,革新则是从原有的进行变革改造。主办方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是敏锐的,主题也定得很好。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当今世界所关注的重大课题。去年的WEF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便以“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支柱议题。回顾历史,工业革命的确改变了世界,第一次革命的蒸汽机等创造了机器生产(mechanize production),第二次的电力开创了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第三次的信息科技和自动生产(automate production)。这一回的焦点则落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已经走过60多年的历史,现今冬发展已经走向第三波,也是最有突破性的一波。划时代的里程碑该是2016年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李世乭的围棋赛。1997年IBM公司创造的深蓝(Deep Blue)机器就打败了俄罗斯国际象棋棋手,引起举世瞩目。但国际象棋和围棋不在同一等次,围棋的变化和下棋的需求远胜于象棋,所以阿尔法狗的胜出,引发更大的关注,也让人工智能引发人类更深刻的思考——机器在哪方面将取代人类?

这次展览会,我发现大部分还是把焦点放在机器的操作、电力的使用、电脑新软件的开发等,少有针对两个焦点议题思考的: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教师会被机器取代吗?学生学习的重点项目该是什么?

我们的“群文阅读”倒是歪打正着契合主题。我们尝试以麦克富兰(Michael Fullan)的“新教学法”(New Pedagogies)来诠释教学,说明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深度阅读”(Deep Learning)并以6C为学习目标(6C是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Citizenship, Character, Communication)。群文阅读并不是一次过读多篇文章而已(不明所以,只会加重负担,也忽悠了文本),而是要训练师生如何搜集有用的相关数据、逻辑地分析数据、寻找数据分析的焦点以作为思考议题等。

得以参与这样的盛会,与各族交流教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师范总校开创这样的平台,我是深表赞许的,并希望华社也会注重这样的活动,激发大家对教育工作做更广泛、更深度的思考,引领老师们向未来挺进,而不是把时间耗在无谓的内耗之中。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1/2018
(注:报章刊载的文章,我没有写上英文词汇)


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

【128】不能缺失的价值观

开学才一周,孩子们就忙着写课业。一位家长在脸书这样描述:老大忙着写课业,连澡都急着洗以赶着回房闭门用功;老二写得发慌,家长劝他运动放松去,孩子却怪责家长想害他。家长实在忍不住看孩子拼命地写课业,想出手帮他们,孩子说:“你当老师傻的,分辨不出?”

以上是针对孩子行为的刻画,家长看到的还不止于此,他继说:“让孩子们忙碌之后一有机会就疯狂解放! 这种弥补的心态真让人畏惧。”我为这句话而沉思:多么深刻的体会,多么无奈的呼告啊!值得老师们反思。

诚然,我们对孩子的理解往往不足,总站在大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为他们设想安排,认为他们该这样该那样,没有认真考虑孩子们的需求。更糟糕的是,大人想见到的,一旦孩子做到了,双方都有“完成任务”的解放感觉。大人会用一种纵容的方式来嘉奖他们,任由孩子做他们想做的,例如电玩;而孩子则选择放纵的方式“庆祝”,与学习无关。孩子“忙”些什么,是否忙得有意义,反而被疏忽了。“学习”是这么一回事吗?

追寻一个短期内便可以落实的“理想”是不太难的,例如完成课业,例如考好成绩。过程中的用心和努力固然值得嘉奖,但过后采取的“弥补”或“平衡”的做法,却破坏了之前的付出。长期下来,孩子得不偿失,成长过程中让三观缺席了。三观指的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才是教育的实质内涵。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中国某酒店清洁工人被发现用马桶刷洗玻璃杯,叫人震惊!工人是如期完成了工作,如果事后检查,说不定还会表扬他的尽责。可是,这样做显然不道德,是三观缺失的一种行为表现。

教育要传达的,不是只掌握某项技能,更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三观是值得思考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生活中什么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怎样才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避免局限在一个小格局里?

要培养三观,不能只作为知识传授,流于口耳之间的“学问”,最终学生只会说,却不能转化为一种力量。唯有通过感受与实际体会,才能内化为一种实力。要加深感受和体会,除了让学生多接触优质的读物之外,学校还得创造机会让学生在群体生活中实践,学习生活与处事。

教育该有更明确的方向,才会有正确的做法。让学习对象过度劳累,然后再给予弥补的做法不但会抵消教育的目的,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1-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