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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86】惩罚没有犯错的人?

一位活跃于政党的朋友跟我分享他的经验:大多数的社会课题讲座,诸如反毒、反暴力、反贪污等,听众都不对版。每每办这类讲座,反应不佳,但是又不能不向上头交待,于是主办方会千方百计找来听众,就算听不懂华语的也无所谓,只要填满讲堂就好。

他显得很无奈,因为数据人生的游戏规则就是要看到“成绩”——有数字依据的量化成绩。组织有没有能力承办,能办多少场,可以吸引多少人,这是组织成功与否的指标。我比较另类,办活动从来不关心人数,我更加关心的是讲座内容是否契合听众的需求,他们是否消化得来,对他们是否有实际的帮助等。

就如上述的情况,我更加关心的是坐在讲堂里面的听众所耗费的那两个小时。官方在检讨会中常说:“我们的讲座是要针对那些可能会犯错的人,不要只召集那些不会犯错的人来听。”确实,我们的反毒讲座都是对着不会去吸毒的人讲,真正吸毒的人压根儿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努力,为的是哪桩?

不说那些“被请来”的听众,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得到他们想要的;我更加 关心是那些不会沾毒品而又因种种原因被逼支持讲座的人。两个小时何其珍贵,没有理由叫他们牺牲掉这宝贵的时间。

细想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犯上这样的错误:惩罚那些不该被惩罚的人。例如老生常谈的宴会,常常是那些守时的人被惩罚,去等候那些不守时的人。教师谴责学生,往往是对着那些没有犯错,甚至不会犯错的学生责骂,那些犯了错的学生反而不在场,结果浪费掉的是那些想学习的学生的宝贵时间。

因此,我在“生命教育”中常强调,我们要学习多尊重人。迟到的人,总会有他的理由,该给予尊重,不必严加责备;但尊重这些人的当儿,也不该牺牲掉那些早到或守时的人,他们早来就是因为他们想学习更多,我们没有必要让他们坐着枯等。我办活动,时间一到就开始,迟到的人我从不责难,我只是更加尊重早到的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3/2017

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

【85】奖助学金的作用

我的一位学生去世了。这突然的消息,给我更大的感受是遗憾。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古灵精怪的,在校不讨老师欢心。这样的学生,更懂得生存之道,不管校方如何惩罚他,他都可以应对。在一场全国统一考试中,他扫获五个特优,都是全客观选择题的答卷。老师们分析原因,发现他在考场中的坐位,正是全科特优的考生旁边。

尽管如此,成绩放榜了,没有人会追究。自古以来,英雄都不被问出处,披上黄袍就是皇帝,接受万众膜拜。于是,各种奖励金纷沓而来,证书奖状也拿到手软。从一个不受欢迎的“坏”学生,摇身一变成为聚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成功人士”,造就他错误的价值观念。

他往后的生涯规划,就是奉行“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观念,认定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能赚钱就有地位。其后传来关于他的音信,大多是坏事,警方扣押、上庭、定罪……

多少年过去,我发现民间社团依然故我,照旧募资奖励成绩优异的考生,倡导应试教育,助长社会的拜金主义。

全国统一考试的目的是要区分学生的能力,从中挑选拔尖分子。成绩优异的,国家都会给予各种资助。成绩放榜时,我们会看到数百个官方机构提供奖助学金,条件都是成绩要尖端的。

民间团体从民间募资,是不是也要参与这个行列,锦上添花?为什么我们不关心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统一考试不该成为淘汰制度,那些无法应付会考的,前途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资助他们去上技职课程,获取一技之长不是更重要吗?还有那些成绩中等的,不也需要资助,以便完成大专课程?

在别有居心者不断渲染华文难考的情况下,报考华文的学生人数不断下降,为什么我们的社团不能扮演角色,奖励报考华文的学生?遗憾的是,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颁发子女奖励金,也只是锦上添花的看优异成绩,不是鼓励学生报考华文,或者资助那些想继续用华文深造的毕业生。

华文教育的前景,民间团体可以贡献一分力量。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3/2017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84】尊重在乎的人

我国教育部副总监慨叹:教育发展蓝图勾画出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我国教育按计划转型,将利惠新一代,富国强民。可惜的是,大部分人还是过于重视考试,造成了一股难以抵抗的洪流,挫败有心人的努力。

我同意这种说法。大众的意愿是我们共同的业力,这共业起着一种约束力,牵扯着想改变的人,使他们的努力仿佛是逆流而上,倍感困难。即使是拥有权力的人,也不一定可以改变格局。他们若强使权力想逆转一切,也许可以看到表层效应,不过这只是暂时性的,最终还是要被洪流所淹没。

在洪流的冲击下,顺流而下是最容易的。顺流是认命,选择不对抗,向现实妥协。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的做法。

其实,在洪流之下,还是有逆流而上的少数人的。按照历史学家汤恩比的精神力量论,这少数人才是文明的缔造者。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并不卑贱。如果可以坚持,哪怕是少数人,还是会带来希望;而希望来自于行动,而不是期待救星的出现。

美国作家史梯曼写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暴风雨后,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卷上岸来的小鱼。这几千条小鱼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用不了多久,水被太阳蒸干后,它们都会干死。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弯腰捡起小鱼,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有人看了劝阻道:‘这水洼里有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我知道。’‘哦?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小男孩应成为我们的楷模。如果在一股洪流中大家都选择放弃,忽略了那些依然在乎,想要继续生存的人,“希望”就要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只要还有人在乎,我们就要坚守和努力。人,本来就因为怀抱希望而伟大!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3/2017

2017年3月5日星期日

【83】忽略了论证法

议论文教学一定会提到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论点是我们对论题的主张,论据是支持我们的主张的依据,论证则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逻辑。论点和论据在文章中是看得到的,论证则是抽象的,不能直接从文章摘录出来,因为它是一种辨证的逻辑关系,是一种方法。

举个例子说,学生在阅读了一篇文章后说:“这篇文章的论点是珍惜时间才能换来成功,论据是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是珍惜时间的,例如祖逖和爱迪生便是。作者用了举例法来论证他的主张。”这样的阐述是正确的。

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需要很高的理性思维才做得好,小学生的思维偏向感性,辨析力还不强,所以中国学生是进入中学后才学习议论文。我们这边则是小学阶段就训练学生阅读和书写议论文,不过教材往往混淆了论据和论证,把论据错当成论证。

即使上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理性思维依然不强。我们发现,我们的大学课程大多都忽视了方法的指导,表述能力比论证能力强。所以,一些本科毕业论文只是在阐述一些事实,没有辨证,甚至最后无法提出论点。

某次听一名博士演讲,我对她的论证法也深感错愕。她的论点是喝水可以使一个人更聪明,论据是她女儿的成绩。她阐述道:“我女儿上了中学,便到全寄宿学校去。第一个月的考试成绩,竟然全科表现下滑。我平时观察到华小学生比较聪明,也注意到他们大多都带着大水壶去学校。我因此推测,多喝水可以使一个人聪明。于是我做了一个行动研究,我每天打电话提醒女儿多喝水,一个月后,她的成绩明显上升。”

我摸不透她的论证法,只能猜测那是掉入过于相信数据的迷思之中。论点鲜明,有论据,但是因为没有论证法,所以论据根本不能和论点构起逻辑关系,不能说明问题。要知道,孩子的成绩进步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多喝水。每天打电话带来的效果更加值得探讨。

要加强论文的写作,我倡议一定要加强论证法的学习。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3/2017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82】宣誓的背后

报载某校要六年级考生宣誓在会考中要考获8科A,引起各界议论。

一如既往,好事者在社交媒体讨伐肇事者。所幸好些老师挺身出来说这个仪式在他们学校也进行,不是新鲜事。可见这个问题不是个别的事件,学校不该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我们不要习惯性的找祸首,该思考事情背后的一些事情。

教育是服务工作,要考虑我们的服务对象,不能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而已。当然,上级会要报告,以交待工作的进展,我们不能违背,但执行的过程却有很大的自由度。一位退休校长说:“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官员一意孤行,并且发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服从,不要质疑,有做就好,做错了不算错,没有做才是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回到岗位应付着了。后来官员凭着优异的数据升级了,事情也就告一段落。现在是死灰复燃。”这点出我们的教育生态。

我们更关心的是,要孩子们这样宣誓,会起着什么效果。我尝试引导大家易位思考,在网上发布说教师也来宣誓,如何?许多人马上反弹,说这是羞辱教师,打击教师的专业,增添没有必要的压力。宣誓到底是激励还是施压,马上辨明。

成人和儿童的心理承受力是不一样的。真要老师宣誓,老师可以不当一回事遵照指示做;儿童则不然。一位朋友看到宣誓画面,很激动,扬言“谁敢这样对我的孩子,我跟他闹上报章头条”。有贤人劝告说没有必要搞到这样,却不知道动怒者是有感而发,他的一位朋友就是因为儿子因考不到A自杀死亡,让这位朋友一直无法释怀。

如果我们把宣誓当一回事,搞得越像样,给孩子增添的压力就会越大。考不好自杀是极端的表现,更多的孩子会在失败后有挫折感,犹有甚者,孩子们会因为添加在他们身上的无形压力而逃避厌学。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把宣誓当一回事,做了就算,也是不对的。难道我们要灌输孩子可以随便宣誓,日后一纸婚书、一张合约,都可以随便?

至于那些习以为常,认为都做了那么多年,没有什么关系的,更要警惕。柔佛州少年骑士八人被撞死事件,并非偶然,事件早就该引起关注,可以预防。常态不一定就是对的,习惯更可能会付出代价。

教育该人性化一点,物化儿童、数据化成绩,是摧毁人性的工作,不是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