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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

【94】母语之争议

我们在推行母语教学的时候,总会有人跳出来说:“我们的母语是广东话,如果要推行母语教育,应该用广东话教学。”

这不禁让我想起郑良树教授某次无限感慨地说:“在香港,众多广告不断浮现,提醒港人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这是有意要阻挠中方推行普通话的动作,英国人居心不良啊!”这是97香港回归前的事。

为了提高粤语的地位,网络还流传:孙中山先生让议会投票决定“国语”,结果是粤语以一票之差输给北京话。由于清朝政府的封闭,广东是当时外国人接触中国人的主要地区,粤语也因此成为主要沟通语言,以致流传上述说法。倘若从使用人口来说,使用粤语的不过是4千万人,和闽语的使用差不多一样,远不及使用人数达7千万的吴语,更不说占据人口逾七成的北方方言了,粤语怎么会成为国语?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使用共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使用共同语言,并不等于否决掉方言。中国地辽人多,历史悠久,走过数千年后,共通语言始终存在,方言也并存,争什么?

中国文学体裁中占主流地位的是诗歌。诗歌讲究韵律,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十五国风、乐府、唐诗、宋词等如何流传?古籍还保留大量的韵书,从现存的《切韵》《广韵》来看,汉民族在中古时期便有标准、规范的共同语言。

已经过岁月考验,历史熬出来的共同语言,我们当然要珍惜和发扬。这不是什么政治因素、权威学者可以断定的,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继续说方言,但是在学习“中文”时,就要有“普通”的标准,如果聒噪不休,就要原地踏步,障碍学习的发展了。

提出问题,该要考虑问题的重要性。母语的争议重要吗?中国和印度各有13亿人口,印度的发展却面对较多障碍,其中一大原因就在官方语言超过20多种。当年我有幸得到奖学金到中国深造,大陆任何一所大学我都可以报读,语言不造成障碍;我的印度同事说他也要到印度深造,但是泰米尔文却只能到三两所大学去而已。

我尊重方言,我学习方言,但放在整个族群看待时,我更尊重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捍卫一个标准的、规范的、普遍使用的一个共同语言(普通话)。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5/2017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93】普及母语教学法

“母语教学法”是我在大前年提出的主张。其后,我获得马华公会的支持,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七站的教育研讨会,宣扬“回归母语教学”的主张。

不过,效果并不理想:掌握权力的政党头儿,好些都没有聆听,还是唱着旧曲,以为保住华小就是保住母语教育了;一线老师大多抱着观望的态度,期待上头的新指示,有些则以学生程度为由认为难以实行。

我并不因此气馁。我继续到处宣扬这个主张。

有一回,我参与审核伊班文和卡达山文的师范课程。十五门课之中,有八九门是关于语言学知识的,我很纳闷。我问他们是否有民间文学,民族之中是否出过优秀的作家,为什么不选择他们的作品让学生读?通过阅读自家的优秀作品,岂不是更有助于掌握自身的语文精髓?语文是一个媒介,通过它认识自身的文明,才是母语教育的意义。为什么舍此就彼,把语文当成学术科目,去钻研其文法结构?他们若有所悟地表示赞同,但却又无奈的表示他们是根据马来文编写课程的。

果不其然,马来文师范课程之中,有七门是语言学的知识课。我询问我的同事,他们也表示这样学习语文太乏味,硬邦邦的难以开创新格局。但是,他们却不想去改变,他们认同这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普遍模式。

其实我下了不少功夫去探讨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差异。二语教学才需要那么科学、有条理的学习,母语教学不应该是知性的,要更重视感受、体悟、审美。让孩子接受母语教育,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语言精华,觉得母语很棒,可以通过它认识世界和人生。

最近我有机会和几位大学语文系的教授共事,我提出我的主张。他们深表认同,认为是时候改变了。要不然我们的新生代继续在语文科考到好成绩,语文能力却始终不强,无法为自己的语文开创新生命。

我因此感触: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对母语的教学要听官方来指示,告诉我们该怎么教母语?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5/2017

2017年5月7日星期日

【92】关键是不信任

杭州街道斑马线会横跨大马路,司机一定要让路给行人。据说这是新任市长的点子。我问开车的朋友,他说按理应该多建高架行人道,不过既然画了斑马线,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开车,看到有人用斑马线就要停车,在城市公路基本上不能开快车。

类似的政策是否可在我国实行?问了好些人,都说不行。原因是马来西亚人是不会奉公守法的。

我国人民不奉公守法?我不禁想起当年政府推行自行添油政策,民间也是一片哗然,最终强行实施,如今人人都习以为常。我更相信关键点是在我们缺少信任别人的胸怀,总是假想他人是必然会造恶的。

犹记得约二十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中分析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如何选词教学,这是常态教学,教科书已写明的。我因此建议给教师自由选词,不要在每篇课文底下规定要教的词语。我自觉分析得体,说服力强,没想到同事一句话给否决了。他说:“理想归理想,你不知道我们的教师很差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抉择能力,不明文规定,他们就不会教了!”

我的教育观不是这样保守的,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人的小孩。一旦考虑成熟,我是敢放胆放手放心去做,哪怕付出代价也无所谓,重要是从做之中吸取经验,不断调整。太多的防范,只会限制一个人的发展。教育本来就是予人信心、予人动力,前提就是要相信他人。

我们是不是太不信任人,所以不但给自己设了限,还平添了不少的烦恼。例如学校老师要求校长减少课间休息时间,因为太长时间休息,学生会乱跑,容易受伤;假期一定要学生回来补习,不然学生会太放纵,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官员要求老师做这做那,以便落实上头的教育政策,做后还得保留证据,以便核查。结果反而是学生失去了自我管制和独立学习的能力,教师也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指示,忙得失去了方向。

要相信自己,那是发展的动力;要相信别人,那才能制造无限可能!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5/2017

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

【91】狗能成佛吗?

《五灯会元》有个精彩的故事:

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从谂)师曰:“无。”僧曰:“上自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性在。”又有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否?”师曰:“有。”僧曰:“既是佛性,为什么撞入这个皮袋里?”师曰:“为他知故犯。”

禅宗典籍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打破有无之执”,我从教育的角度却看到赵州禅师的言语智慧。我们都知道,说出来的语言都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性的正确。面对什么人,身在怎样的环境,处在哪种情况,我们说话的内容都可能有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说法。旁听的人不要主观的臆断,以为说话的人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立场不坚定。

举个例子:有老师告诉我标准课程(KSSR)不好,因为大多数学生只会读书,不会写字。我问他何以如此?他说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华文科科长在推介新课程时就是这样说,要老师给学生“多读少写”。可是,我常和科长一起主持课程,我听到科长说的是“写”很重要,他还常指导大家如何教学生写呢!

科长的“多读少写”其实并不是不要写,而是作了有针对性的说明。过去,我们的阅读教学基本模式是:引起动机——默读——生字新词教学——口头造句——写字。一堂阅读课,耗在写的时间不少,而且写的往往是与阅读力的培养无关,只是为了识字。为了纠正这种偏差,科长在演讲时就特别强调“多读少写”,让阅读课回归到阅读力的培养上面。

这和小和尚问禅师狗能不能成佛,结果得到两个孓然相反的答案的情况一样。禅师擅以观颜察色,相机说法,面对理解力是这样的人就这样说法,面对理解力是那样的就那样说。从第三者眼光看,禅师的答案是自相矛盾的,或许会因而堕入迷雾之中。但是,如果明白相对的道理也就解除迷思了。

不要执着在说了什么,辨清为什么这样说来得更重要。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4/2017

2017年4月23日星期日

【90】听余秋雨先生演讲

       有幸在杭州聆听余秋雨先生演讲。讲题是“中华文化之美”,听众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近三千名小学教师。

这样的讲座不容易拿捏,说得太深,听者藐藐;说得太俗,听众又很不以为然。因此我不敢不以为然,虽然讲座内容不切合主题。例如余先生谈到元朝,极力推崇它的政治武功,翻案似的说明元朝的贡献大。若非元朝铁骑,中国现今版图不会建立,西藏新疆就是那时候划入版图。但,这和文化之美有何关系?

所幸后来的问答时间,让我见识到一个被誉为文化学者的长者的智慧。余先生很懂教师的心态,能够为他们解惑,且激励他们传递文化香火。

有人问小学语文教师该如何提升文化素养,他劝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包袱,因为素养本来就不是技术性的,是自然生成。背后最重要的动力是热爱,只有做自己喜欢的才会积极。

有人感叹生活太忙碌,无法阅读,请教余先生如何在忙碌中依然不断阅读?余先生自诩陶渊明,喜欢淳朴的民生,所以退出了官场,也辞谢了许多的节目。他劝大家要给阅读做减法,不要一直逼自己阅读。阅读的收获不是靠数量来衡量的,更不要把精力消耗在无聊的文字当中。

有人为了贴近余先生,搬出他的许多著作来,洋洋洒洒说了一些好话,并问他何以说现代人把白话文搞得太复杂。余先生否认他出版过诗集,许多挂名是余秋雨的文章也不是他写的。他自喻为山谷,谷中有白云、乌云、彩云飘浮,他不会抗拒,也不会留恋。他说冒他的名发表的文章,有些写得很好,他本人也写不来的。至于白话文越搞越复杂,他否认他说过。相反的,他劝大家不要抗拒语文的变化,因为如果拒绝语文的变化,那么一个语言的生命就要枯竭,难以创新了。

他特别提醒教师要训练学生写简单,不加修饰的语言,因为那才是孩子们最诚实的话语。不要习惯性地用成语和形容词,因为那些都是他人的语言,背出来的,没有真感情。

听善于思考的人的话语,如沐春风!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4/2017


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

【89】从“念念”到“速速”

车上听电台节目,不管是儿童节目,点播节目或叩应节目,我一直听到麦克、罗伯、安琪丽娜等名字。这是中文电台,听众群主要也是华裔,为何名字却是那么的别扭?小明、大华、志平不好听吗?

我教过一班从北京留学回来的马来学生,他们都很高兴自称沙祖安、扎一德、沙飞克等,亲切得很。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很有意思,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你不要以为他和费玉清有关系,他的本名是John King Fairbank。其他如法国的马伯乐、美国牟复礼、瑞典高本汉等,在汉学界都是响当当的。

周润发进军好莱坞影坛,坚持用本名,他说:“我是香港人,我的名字叫Chow Yun-Fat,如果改名什么布鲁斯周、杰克周,人家还以为我是美国华侨。”这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

现在有人倡导马来西亚人不必分民族,我是反对的。就如当年华人填表格,都要写籍贯,后来受新加坡影响,造就了许多“华语人”,籍贯反而不必再分了。是福还是祸呢?

在国小教华文的老师告诉我,忘了籍贯事小,现在很多一年级学生连自己是华人也不知道了。郑、张二教授的影响力还真不小。

我一直引以为荣的是马来西亚的多元特色。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各自的语言。在国外,会讲多种语言绝对是一种优势,一种足以让我们自豪的优势。

马来谚语说“语文是民族的灵魂,失去语文一个民族也就消失了”。这说得很对,该见贤思齐。就像我们常听到“为宗教、民族和国家”一样,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做出贡献。

不止名字放弃用中文,商店的招牌也不写中文了,这叫我担心我们是在逐步放弃学习母语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然察觉母语学习的重要,也在大力倡导母语学习,但自古以来学习母语都是靠民族自身争取得来的,不是政权所施予。

我们的孩子还是在讲“念念”的时代,如果我们一直在放弃,讲“速速”的年代恐怕就要到来。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4/2017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88】身份认同有错吗?

中学时常听到或看到“为民族、宗教和国家”这么一句话。老师口头说,阅读的文章如此写,我们考试写文章也这样写。国文老师补充说:这是要你们不忘记自己的身份,时时肯为自己的民族、宗教和国家做出奉献。

为国献身,天经地义;为哪个“民族和宗教”奉献,大家理所当然认为是各自的民族和宗教。接受这样的教育,我和苏莱曼、木都都是好朋友。同学们相处的时候偶有争执,不过都是些兄弟间也会吵的琐事,不会牵涉到民族和宗教的问题。

近年来,情况一直逆转。我邀学汉语的马来学生新年上家里做客,他们的直接反应是很高兴,过后却得开会讨论作出决定;我带小孩儿去公园玩滑梯,有四五岁的小朋友告诉同伴远离我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吃猪肉的。

是不是强调“为民族、为宗教”出了问题?我问光宏在学时看过“为民族、宗教和国家”这句话吗?他说没有。我端详国家教育哲理,发现最后一句写的是“为社会与国家的和谐”,看来有人意识到“为民族为宗教”这说法是不好的。

某次会议结束前,院长拿出一份文件说:“应届毕业生提呈计划书,要办叙别会,可是名单上全都是印度人。你们觉得妥当吗?”与会者多表示不赞同,院长顺势要敲定今后不准办单一民族的聚会。我说:“这不是单一民族的聚会,是泰米尔文组的聚会,只是恰巧学泰米尔文的都是印度人。他们聚在一起是有作用的,大家学同样专业,面对相似的学习状况,学长可以向在学的传达他们五年来学习的经验。”

院长没料到我这么说,愣了一会儿才说:“是啦,不过,我认为要办这样的聚会,就办给全部的毕业生。”果然,一周后,全体讲师和毕业生一起用了丰富的一餐,会上大家听了一些精彩的演说,也抽了不少的幸运奖,高高兴兴回家去。另一天,泰米尔文组全体师生到50公里外聚餐,据说气氛感人,离别时,大家还掉了一公升眼泪。

哪个聚会比较有意义?为自身的民族宗教奋斗,等于侵犯别人?强调自己的身份有错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4/2017

2017年4月2日星期日

【87】不当母语消费人

彭州教育厅与拉曼大学签订一个合作项目——向州内中小学推介思特盟教育。思特盟教育源自美国,是STEM的音译,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于2006年由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在推介《美国竞争力计划》(ACI)时提出。

思特盟教师的培训计划首站在我们学院举行。我们有幸聆听了两位专家——洪礼璧院士和李仕伟教授的演讲。他们给我们报告如何在中小学推介思特盟。我感觉他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努力相似,同样的是南上北下四处奔波,直接面向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在推广数理,我们在强化母语的学习和应用。

我尤其赞赏他们的一句话——不要只当个数理和科技的消费人。诚然,大多数的科技产品使用者都只是“消费人”,他们不追求开创,只是跟随和服从。许多高中毕业生,因为善于玩各类电子游戏,便以为自己是科技人才,选修电子或软件工程专业。孰不知,玩只是消费,消费本质上是与教育所强调的身心发展相背离的,其消费活动只会导致个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甚至自身相矛盾,无法看出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倾向。结果,这些高中生往往无法完成所选修的专业。

母语的学习,不也正是如此?我们也拒绝让学生只当母语的消费人。以阅读而言,不管是一篇课文或者一本书,如果我们一定要学生读后说出感想,他们必然赞美一番,抑或说出什么微言大义的话,假话、套话充斥其间,仿佛所阅读的都是美文。这样的母语学习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对个人的身心发展,或者审美的心理都无建树。

我们在母语的阅读中倡导文本对读,以一篇带多篇,乃至进行群文阅读。我们冀望学生在比较中看出价值,感受语文自身的魅力。语文是有生命的,如果作者写不出其生命力,文章就成了干瘪的符号,即使多接触也是索然无味。只是听任支配的消费观,无法让学习者走进语文的奥妙殿堂。

一般消费人,买了东西是要物尽其用;精明消费人,他会多做比较,知道哪个产品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当不了开创者,至少也该当个精明的消费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4/2017

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

【86】惩罚没有犯错的人?

一位活跃于政党的朋友跟我分享他的经验:大多数的社会课题讲座,诸如反毒、反暴力、反贪污等,听众都不对版。每每办这类讲座,反应不佳,但是又不能不向上头交待,于是主办方会千方百计找来听众,就算听不懂华语的也无所谓,只要填满讲堂就好。

他显得很无奈,因为数据人生的游戏规则就是要看到“成绩”——有数字依据的量化成绩。组织有没有能力承办,能办多少场,可以吸引多少人,这是组织成功与否的指标。我比较另类,办活动从来不关心人数,我更加关心的是讲座内容是否契合听众的需求,他们是否消化得来,对他们是否有实际的帮助等。

就如上述的情况,我更加关心的是坐在讲堂里面的听众所耗费的那两个小时。官方在检讨会中常说:“我们的讲座是要针对那些可能会犯错的人,不要只召集那些不会犯错的人来听。”确实,我们的反毒讲座都是对着不会去吸毒的人讲,真正吸毒的人压根儿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努力,为的是哪桩?

不说那些“被请来”的听众,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得到他们想要的;我更加 关心是那些不会沾毒品而又因种种原因被逼支持讲座的人。两个小时何其珍贵,没有理由叫他们牺牲掉这宝贵的时间。

细想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犯上这样的错误:惩罚那些不该被惩罚的人。例如老生常谈的宴会,常常是那些守时的人被惩罚,去等候那些不守时的人。教师谴责学生,往往是对着那些没有犯错,甚至不会犯错的学生责骂,那些犯了错的学生反而不在场,结果浪费掉的是那些想学习的学生的宝贵时间。

因此,我在“生命教育”中常强调,我们要学习多尊重人。迟到的人,总会有他的理由,该给予尊重,不必严加责备;但尊重这些人的当儿,也不该牺牲掉那些早到或守时的人,他们早来就是因为他们想学习更多,我们没有必要让他们坐着枯等。我办活动,时间一到就开始,迟到的人我从不责难,我只是更加尊重早到的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3/2017

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

【85】奖助学金的作用

我的一位学生去世了。这突然的消息,给我更大的感受是遗憾。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古灵精怪的,在校不讨老师欢心。这样的学生,更懂得生存之道,不管校方如何惩罚他,他都可以应对。在一场全国统一考试中,他扫获五个特优,都是全客观选择题的答卷。老师们分析原因,发现他在考场中的坐位,正是全科特优的考生旁边。

尽管如此,成绩放榜了,没有人会追究。自古以来,英雄都不被问出处,披上黄袍就是皇帝,接受万众膜拜。于是,各种奖励金纷沓而来,证书奖状也拿到手软。从一个不受欢迎的“坏”学生,摇身一变成为聚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成功人士”,造就他错误的价值观念。

他往后的生涯规划,就是奉行“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观念,认定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能赚钱就有地位。其后传来关于他的音信,大多是坏事,警方扣押、上庭、定罪……

多少年过去,我发现民间社团依然故我,照旧募资奖励成绩优异的考生,倡导应试教育,助长社会的拜金主义。

全国统一考试的目的是要区分学生的能力,从中挑选拔尖分子。成绩优异的,国家都会给予各种资助。成绩放榜时,我们会看到数百个官方机构提供奖助学金,条件都是成绩要尖端的。

民间团体从民间募资,是不是也要参与这个行列,锦上添花?为什么我们不关心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统一考试不该成为淘汰制度,那些无法应付会考的,前途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资助他们去上技职课程,获取一技之长不是更重要吗?还有那些成绩中等的,不也需要资助,以便完成大专课程?

在别有居心者不断渲染华文难考的情况下,报考华文的学生人数不断下降,为什么我们的社团不能扮演角色,奖励报考华文的学生?遗憾的是,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颁发子女奖励金,也只是锦上添花的看优异成绩,不是鼓励学生报考华文,或者资助那些想继续用华文深造的毕业生。

华文教育的前景,民间团体可以贡献一分力量。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3/2017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84】尊重在乎的人

我国教育部副总监慨叹:教育发展蓝图勾画出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我国教育按计划转型,将利惠新一代,富国强民。可惜的是,大部分人还是过于重视考试,造成了一股难以抵抗的洪流,挫败有心人的努力。

我同意这种说法。大众的意愿是我们共同的业力,这共业起着一种约束力,牵扯着想改变的人,使他们的努力仿佛是逆流而上,倍感困难。即使是拥有权力的人,也不一定可以改变格局。他们若强使权力想逆转一切,也许可以看到表层效应,不过这只是暂时性的,最终还是要被洪流所淹没。

在洪流的冲击下,顺流而下是最容易的。顺流是认命,选择不对抗,向现实妥协。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的做法。

其实,在洪流之下,还是有逆流而上的少数人的。按照历史学家汤恩比的精神力量论,这少数人才是文明的缔造者。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并不卑贱。如果可以坚持,哪怕是少数人,还是会带来希望;而希望来自于行动,而不是期待救星的出现。

美国作家史梯曼写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暴风雨后,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卷上岸来的小鱼。这几千条小鱼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用不了多久,水被太阳蒸干后,它们都会干死。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弯腰捡起小鱼,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有人看了劝阻道:‘这水洼里有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我知道。’‘哦?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小男孩应成为我们的楷模。如果在一股洪流中大家都选择放弃,忽略了那些依然在乎,想要继续生存的人,“希望”就要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只要还有人在乎,我们就要坚守和努力。人,本来就因为怀抱希望而伟大!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3/2017

2017年3月5日星期日

【83】忽略了论证法

议论文教学一定会提到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论点是我们对论题的主张,论据是支持我们的主张的依据,论证则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逻辑。论点和论据在文章中是看得到的,论证则是抽象的,不能直接从文章摘录出来,因为它是一种辨证的逻辑关系,是一种方法。

举个例子说,学生在阅读了一篇文章后说:“这篇文章的论点是珍惜时间才能换来成功,论据是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是珍惜时间的,例如祖逖和爱迪生便是。作者用了举例法来论证他的主张。”这样的阐述是正确的。

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需要很高的理性思维才做得好,小学生的思维偏向感性,辨析力还不强,所以中国学生是进入中学后才学习议论文。我们这边则是小学阶段就训练学生阅读和书写议论文,不过教材往往混淆了论据和论证,把论据错当成论证。

即使上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理性思维依然不强。我们发现,我们的大学课程大多都忽视了方法的指导,表述能力比论证能力强。所以,一些本科毕业论文只是在阐述一些事实,没有辨证,甚至最后无法提出论点。

某次听一名博士演讲,我对她的论证法也深感错愕。她的论点是喝水可以使一个人更聪明,论据是她女儿的成绩。她阐述道:“我女儿上了中学,便到全寄宿学校去。第一个月的考试成绩,竟然全科表现下滑。我平时观察到华小学生比较聪明,也注意到他们大多都带着大水壶去学校。我因此推测,多喝水可以使一个人聪明。于是我做了一个行动研究,我每天打电话提醒女儿多喝水,一个月后,她的成绩明显上升。”

我摸不透她的论证法,只能猜测那是掉入过于相信数据的迷思之中。论点鲜明,有论据,但是因为没有论证法,所以论据根本不能和论点构起逻辑关系,不能说明问题。要知道,孩子的成绩进步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多喝水。每天打电话带来的效果更加值得探讨。

要加强论文的写作,我倡议一定要加强论证法的学习。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3/2017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82】宣誓的背后

报载某校要六年级考生宣誓在会考中要考获8科A,引起各界议论。

一如既往,好事者在社交媒体讨伐肇事者。所幸好些老师挺身出来说这个仪式在他们学校也进行,不是新鲜事。可见这个问题不是个别的事件,学校不该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我们不要习惯性的找祸首,该思考事情背后的一些事情。

教育是服务工作,要考虑我们的服务对象,不能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而已。当然,上级会要报告,以交待工作的进展,我们不能违背,但执行的过程却有很大的自由度。一位退休校长说:“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官员一意孤行,并且发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服从,不要质疑,有做就好,做错了不算错,没有做才是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回到岗位应付着了。后来官员凭着优异的数据升级了,事情也就告一段落。现在是死灰复燃。”这点出我们的教育生态。

我们更关心的是,要孩子们这样宣誓,会起着什么效果。我尝试引导大家易位思考,在网上发布说教师也来宣誓,如何?许多人马上反弹,说这是羞辱教师,打击教师的专业,增添没有必要的压力。宣誓到底是激励还是施压,马上辨明。

成人和儿童的心理承受力是不一样的。真要老师宣誓,老师可以不当一回事遵照指示做;儿童则不然。一位朋友看到宣誓画面,很激动,扬言“谁敢这样对我的孩子,我跟他闹上报章头条”。有贤人劝告说没有必要搞到这样,却不知道动怒者是有感而发,他的一位朋友就是因为儿子因考不到A自杀死亡,让这位朋友一直无法释怀。

如果我们把宣誓当一回事,搞得越像样,给孩子增添的压力就会越大。考不好自杀是极端的表现,更多的孩子会在失败后有挫折感,犹有甚者,孩子们会因为添加在他们身上的无形压力而逃避厌学。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把宣誓当一回事,做了就算,也是不对的。难道我们要灌输孩子可以随便宣誓,日后一纸婚书、一张合约,都可以随便?

至于那些习以为常,认为都做了那么多年,没有什么关系的,更要警惕。柔佛州少年骑士八人被撞死事件,并非偶然,事件早就该引起关注,可以预防。常态不一定就是对的,习惯更可能会付出代价。

教育该人性化一点,物化儿童、数据化成绩,是摧毁人性的工作,不是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2/2017

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

【81】是人不是神

除了授课以外,我的教育工作还涉及多个层面。教育部各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我几乎都参与了,例如课程评价、课程编写、课程推演、教材、考试、培训、研究……

除了官方的以外,如果有学校邀请,我也会应邀过去主持课程或演讲。课程最少六小时,例如关于阅读教学、合作学习、专案式学习等的研习;讲座则是三两个小时的,如语文教学、阅读教学、生命教育等专题。此外,我自己也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其他管道邀请海内外明师来主持课程,并开放给全国教师参与。

除了口头传授的,我还书写。我给师范院校主持课程的编订工作,给其他大学中文课程编写纲要和教材,给报章写专栏,写论文,写研究报告。这一些大多都已经结集出版。进入信息时代后,我也充分利用网络,通过博客、微博、脸书等社交媒体传播教育信息,绝不用这些平台发泄个人情感。

朋友因此很好奇,怎么我会有那么多时间?上帝很公平,授予每个人一天24小时。可是,人也不赖,有些人24小时可以做48小时才可以完成的工作,有些人却用48小时来做24小时的工作,都是违背上帝意旨的奇才。我属于前者。

能够如此,一方面是个人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后天的锻炼得来的。我没有兴趣旅行、没有兴趣逛街走商场、没有兴趣在茶档口聊是非,这为我赚取了更多的私人时间。我对人生短暂的感受是深刻的,我认同普贤菩萨警众偈所言“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因而确定了自己的生活观。

中学时期,为了确保自己懂得利用时间,我每天都带着555的小笔记本,每隔半个小时就记录自己所做的东西,临睡前分析检讨,看看一天里头自己做了多少事,又浪费了多少青春。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转个念头,把握时间,你也会是忤逆上帝的奇才。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2/2017

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

【80】我亦在其中

这一两年,我和光宏频频应邀到大陆上公开课。中国曹爱卫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评语:“你和光宏的课,都有这个特点——平等地对待学生,充满爱意地看着他们,至于知识本身,并不是你们的课堂里要急于传授的。”

在杭州上公开课后,当老师们获悉我并非一线老师,都很惊讶,他们说:“不是一线老师,怎么可能有这种教态,可以和初次见面的小学生达致这样融洽的交流?”

我对他们的惊讶颇惊讶,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察觉。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人们见了觉得鱼潜水技能特好,鱼儿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

回想我的教学生涯,我的确是常和学生一起的。中学教学时,我和学生一起合作办活动,打球跑步,假期一起出游参学,亦师亦友。即便是在课堂里,我也不颐指气使,用长辈的口气和他们说话。我们比赛作答往年试题,一起讨论时事,气氛总是融洽,学生上课趣味盎然。

离开中学时,罗江副校长不忘提醒我,到了师范学院,这种师生融洽的情形不会再现。可是,我到了师范,并没有感觉不同。我们还是一起办活动,一起学习。

究其原因,相信与我学佛背景有关。佛说“我亦在僧中”,他也是僧团的一份子,一切遵循僧团的戒律生活,抱着共同的信念过日子。不管面对学生还是教师,我都抱着同样的态度:我们是平等无二的,我们都在学习生活,都在开创自己的人生,在学习道上,我们是同路人。我不过是痴长几岁,积累了较多经验的导航人,并不是辈份高高在上的尊者,得在上面如臂使指,要大家听从指令。

因此,在我培训教师的过程中,我会强调学生先建立起这种观念,保持着终身学习的概念与大伙儿一同成长。在课堂做报告,或者给学生上课时,不需要改变语气,使用“专业”教师用语,变成另一番发号施令的语气,学会用平常的语气和学生交流,将会达致更好的效果。旧时王谢堂前燕,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学习共同体更可促进大家的进步。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1/2017


2017年2月5日星期日

【79】教总该做的事

报载华小入学新生的数字降低,并归咎华裔生育率降低所造成。

我感到困惑的是,人口应该是历年增加而不会减少的,除非有重大灾难提高死亡率。何以说华裔生育率降低,导致人口减少,并进一步造成入学新生锐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总人口是28,334,135人,华裔占6,392,636人,百分比是22.56。2015年的人口预测是30,995,700人,华裔占6,620,300人,百分比是21.36。可见华裔人口降低的是百分比,也就是说增长率不比其他民族高,但人口总数还是提高。即使说华裔死亡率最低,人口的增长还是表示出生率并不低。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倒是很有趣。1970年,城市人口和郊区人口的比例是26.9对73.1,可是到了2010年,比例变成70.9比29.1,完全是成反比。数据告诉我们,人民大多移居城市,居住在郊区的华裔只占总郊区人口的6.4%。

我国近1300所华小,许多是建在郊区的。过去报章报道,华教面对的问题是城市华小不足于容纳众多的新生,郊区华小却没有这个问题。如今的情况如何?媒体报道华小入学新生减少,是指城市还是郊区?

如果是郊区的华小新生数字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我国华教单位要协调的事务,该是如何规划“迁校”的问题。华社不能抱着“一所也不能少”的心态看待问题,要知道学校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让学生学会群体的生活,是青少年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前要面对的“小社会”。过少学生的学校,将无法落实这个理想,对小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

如果城市的华小新生数字也下降,那就迫切需要探讨原因了。近二十年来,华小的入学率都提高。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大多都把孩子送到华小,加上非华裔也纷纷把孩子送到华小的趋势,华小新生数字如果不增反减,我们岂能等闲视之?

作为华教核心组织的教总,应该积极收集数据,让华社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并谋求对策。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2/2017

【78】老师没有下班

中国朱西润老师说:“在授课之外,大学老师最主要的工作是知识创造与生产,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永远没有上班、下班。”他举例说半夜里醒来,还没有完成的文章有了思路,当然就会挑灯夜战,不再睡了;大年初一,收到审稿人的电邮,还不是赶紧打开电脑着手修改论文?他因此总结说:“大学老师的身体很少加班,因为他们的大脑从来不下班。”

是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没有下班这回事。据报道,中国土壤学奠基人侯光炯院士终年在实验室工作,一年就只有年初一休息一天,一直到他91岁去世。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时,老师们几乎都是如此。某个大年初一,一位同学在古籍所碰到程章灿老师,感觉很惊讶,程老师却淡淡地说:“回来查找一些要用上的资料……”

大学老师如果真是奉献给学术,他们就像修行人一样,没有上班下班这回事,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毕生才可以成就的事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若说沉浸在虚拟世界的现代人是宅男,那么学者肯定是宅男的始祖。

学者如此,同样劳心的教师,其实也近乎于此。如果教师把教育当成工作,准时上班下班,下班后完全不理会教育(不是学校)的事务,那会是一场灾难。

上课本是厚积薄发的工作,这和演员在台上演五分钟,台下却不知道要琢磨多长时间一样,需要时间准备。上课不等同表演,演出后鞠躬下台就了事,课间教师还要布置练习,让学生操练。这又是搬石子砸自己的脚的傻事,学生做一份作业,教师却要批改全班学生的作业,如果是四十人一班……

敬业乐业的教师,除了上课以外,还要为学生的成长设置更多的学习环境。可见,一旦投身教育工作,为人师者,大脑就不会休息。脑子里时刻为学生的成长盘算的,是明师;常为工作而费神的,是良师;只挂心薪金酬劳的,则要愧为人师。

《星洲日报·东海岸》


2017年1月22日星期日

【77】有麝自然香

“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是清代杜文澜整理古代歌谣和谚语时辑录的一句话,出处不可考。

这句话可以开展出很多类似的话语,例如:有麝自然香,不必迎风扬;花香自有蜂蝶恋;花若真盛开,蜂蝶自然来;山高自有神仙在等。谚语在在提醒我们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只要真有本事,即便不张扬都会广为人知。

教师其实也是“有麝自然香”的工作,因为他散发出的魅力,足以感召众多的学生。他们散发的香各有特色,有些是入室自成芳的兰花,有些是冰雪熬就葩的梅花,他们也可以是灿烂如锦色鲜艳的杜鹃,抑或清新脱俗香远溢的丛桂。

小学生入学后会以教师为第一偶像,因为教师是大多数儿童最初接触的“最有知识权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辨识能力也增强,一些老师不再是他们敬仰的对象,花香失色了。花儿若不开,蜂蝶不再来,教师如果失去了感召的力量,其影响力也必然有了很大的局限。

在我求学的生涯中,见过不少尊师重道的例子,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学界对程千帆先生的敬重。追思程先生治学的文章不断编辑成书,即使单篇文章也常有感人之作。年前有幸参与了南京大学办的程先生百年冥诞,众多一流学者齐聚追悼先生的事迹,发人深省。

我在南京受业期间,师辈对程先生的敬重,也让我感受到远溢的清香。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贵为程先生大弟子的莫砺锋教授在讲述程先生的一篇论文时,对其治学法的严谨和独到见解的拜服神态。莫老师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讲完课后却仰天深情地吐出一句:“程先生可说是古今第一人!”这一幕叫我毕生难忘。

是什麽原因叫一位老师可以长久受学生爱戴?肯定不是身份,也肯定不只是学识,而是他们治学的精神和人格的魅力,让你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崇拜感。

要当老师,就立志当一位有麝的老师,有麝自然香。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1/2017

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76】单纯的奉献

朋友问我出外演讲,一场收费若干。我说我不收费,不过会要求主办方给我车资津贴,数额多少则看他们的能力。多年来,收过的津贴从100-1000令吉不等。

朋友说:“你不可以这样,要知道现在你有名气,还是博士,哪里可以这样贱卖知识?”

我不置可否,因为我从不以学历为荣。我自小受佛法熏习,只知道为众生而学习,学习更多则可以做得更好,一步步向前,并不是为了要更高利润。至于名气,那是他人给予的,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也不会蓄意回避。我背后还有团队,有点小名气可以帮助团体的建设。

朋友又说:“学校有钱办活动的。你不要,反而利惠了有心人。有些人给你一百,报上去却写一千。你的清高反而促成人家的贪污,造业啊!”这一点我归予因果。记得我工作的第二年便买车,那是一位朋友无条件借的钱。我每个月通过银行还债,有时候因故会断期,便要向朋友道歉,他总不在乎地说:“那是阁下的事。”好一个学佛人,因果本来就是要自己负责的,学佛的重点之一就在这儿。我愿意向这朋友学习。

朋友再说:“不要抱着以前免费弘法的想法,过时了。”是的,三十多年前,一位名律师就在媒体讨论过演讲费这回事。我很认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为我的服务标上价码。我当老师,政府给薪水,理所当然;倘若薪金是按我的工作量来算,上几堂课给多少钱,我想我早就离开。

我虽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奉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价值观。多少年来,我除了工作,余下时间都奉献社会——佛教和教育。有次给佛教会洗肾中心的病黎家属作说明会,一位女士一直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最终她忍不住举手问我从中拿多少钱。我说我们管理委员会是无偿奉献的,一分钱也不拿。怪异眼神霎时不见。

有人通过组织获取回扣,有人用组织之名赢取他人的信任,“这是阁下的事”;我参与公益事业,只想献出我的力量,动机再单纯不过。正因如此,我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也走得更远。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1/2016

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75】不要只提概念

中国特级教师蒋军晶讲课时,点出教育界的一种现象,老师们就是爱谈概念,缺乏实际的操作思考。过后,在一场座谈会中,以蒋老师为首的与谈人大谈他们对语文、语文教学、语文测评的看法。一名与会者在发问时间,不忘调侃蒋老师,说他怎么也只是谈概念,不谈操作。

我觉得这是犯上概念混淆的错误。蒋老师谈的“概念”,并非指专业术语而已,老师要做的并不只是实践,也要懂得教育理论、语文理论,也就是说必须读通许多专业领域里的“概念”。这是基础,不搞好,难以走远。至于蒋老师所谓的“爱谈概念”,指的是一种类似口号的术语。被一些专家或官方引用后,铺天盖地成为流行语,仿佛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必须挂在口中才算入流。早期的如“素质教育”、“语文素养”等,现在的如“翻转教育”、“微课堂”、“学习共同体”、“教室革命2.0”等,泛滥不已。

这种爱谈概念的陋习,我们似乎也不落人后,官方和民间都喜欢。本来这些概念是专家的思想结晶,是一种智慧产品,可是沦落到只剩口号的时候,就成为一线教师的紧箍咒,一听到就要头痛。例如90年代教育部从美国引进思维技能教学(KBKK),推介了十多种思维技巧以及思维图。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每堂课的设计,都要注入思维技能元素,才算达标。可是,真正掌握这种技能的内涵的有多少人,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吗?最终演变成清单式的教学,只要有进行貌似的活动,就算过关。

为何会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培训人员本身对概念认识不够,只是鹦鹉学舌般地传达指示。我曾问过培训官,他对某个思维技能的理解还真限于官方提供的材料,莫说不能举一反三,就连多一个例子他也说不出来;另一方面一线教师也有责任,大家已经习惯了“喂养式”的教学,总是期待官方提供完整的讲义(最好还是课件)以便应用,自己反而不下功夫跟进探索,搞清楚新的概念。

蒋老师批判的现象——只谈概念的确是陋习。一个概念提出时,最初一定是热腾腾、火辣辣,你说我说大家说,最终却难逃冷却的结局。可是,像KBKK这样的概念,真的是一无是处,只是口号吗?有必要像一般事物求更新,而用新的爱丁(I-think)来取代?又或者是我们对这些概念消化不来,不懂如何加以贯彻使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1/2017

2017年1月1日星期日

【74】教育欠缺些什么

华社普遍上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不太敏感。比如师资的培养,自教育大蓝图公布以来,教育部是依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录取师范生。当局划定的标准是只录取成绩前30%的优质生,因此若非考上几个特优的成绩,在网上申请时就被淘汰。

这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师资不足时,当局会开办假期师训班。假期班是特别的课程,录取门槛比较低,主要还是看有关临教的服务经验。自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后,其课程必须符合国家品质机构(MQA)拟定的标准才能受认证,入学有一定的标准必须遵循,不能再随意破例。

针对这种改变,有人认为不妥,因为会考成绩优秀的,不一定会成为好教师。可是,教育界前辈告诉我,以前大英帝国统治的时代,洋人就是挑选会考成绩的尖子当教师。可见,挑选适合的人当教师还是要优先考量的。

说成绩优异不一定有好的表现,这是有道理的。教师长期面对活生生的人,除了知识要好之外,还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处事能力、交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一样不可缺,不然很难把教育工作做好。这些条件都是会考所不考的项目。

有位医生向我吐苦水,他说现在的年轻医生缺少医德,上班时间竟然可以集体去喝早茶。对他们来说,吃早餐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何错之有?偏偏这个行业是强调服务的,岂可如此任意而行?他们可能拥有很好的医学知识和能力,可是过去的学习生涯,并没有教他们奉献的精神。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教育圈子里头。

我觉得这样的欠缺是整个社会作茧自缚的。君不见各个单位都很注重考试成绩?大学录取标准要看成绩,官方颁发奖学金看成绩,就连民间募资的奖学金也看成绩。这么一来,怎能责怪学校竞逐排名,老师不断努力培养考试机器?考试毕竟讲究技巧,如果只是专注考试,聪明的学生学会的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技巧,然后用这种本领去开创他的人生。这过程,也许有更多重要的事项是他们忽略掉的。一个越注重考试的教育制度,就要欠缺更多的精神素养。

教育走向功利,一旦病态浮现了,还可以怪谁?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