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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

[8] 解读古文的两大方法

历来阅读古文有两种方法:一是古为今用,二是知人论世。

古为今用者,是借助古文来论述自己的观点。观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古人的言论只是配角,只为了论证他的观点。至于古人的意思是不是如此,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搬得出名家就是一个论据。这种做法起源很早,早在汉代就有人这样做,我们且称他们为“今文学派”,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六经注我”,也就是引用古人的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后一直都有人这么做,像清末康有为就是这方面的大家,当然你我身边也有。

知人论世者,相对就拘谨得多了。他们不敢乱说话,甚至坚守有话才说,否则就放弃发语权。怎样才叫“有话”?就是有所发现,有所根据,而且必须是确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才会谨慎说话。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愿意说别人说过的话,坚持有了新的发现才发言。这种做法的起源也很早,“知人论世”本来就是战国时代孟子所提出的。我们且把这类学者称为“古文学派”,他们用的方法是“我注六经”,小心翼翼去研读古文古书,站在古人的时代、古人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清代从事考据的学者很多,但是民初闹革命,可怜这些学者被判为老学究,食古不化,从此没有了市场。今天,你我身边就比较少见这些人。

今文学派的做法,是有其时代的针对性的。他们能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让古人复活,甚至让他们来拯救世人。当然,如果他们发挥得好,或说或写,自会造成一种风潮,引导世人革新。古文学派则不然,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敢随便代古人发言,更不敢说古人也有预知今世的能力,早就洞见当世的弊端。这类学者在当世往往被忽略,共鸣者寥寥无几。不过,如果用历史眼光看,却只有他们的成就会受器重,他们的贡献将会传世,并且绵绵不断地持续下去。

虽然我们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二者结合,既能古为今用,又能知人论世。但是,历史却残酷地告诉我们,能如此超越的人寥若晨星,二分法仿佛就是历史的必然。聪明的你,是否有信心创造历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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