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表扬国中华文老师

近十年来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小学语文教育。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兼顾中学？我说有啊！我每个星期可拨出两个小时给中学生上课呢！此外，我也应邀给中学老师讲课，也上过示范课。只是中学老师给我的反馈是：“我们也想这样教学，只是现实不允许。”

我同情他们的处境。过去是华文老师难求，现在不但老师难求，学生也难求。教育政策的改变，中学华文课已经成了“选修科”，加上“难考特优”的课题被放大，使更多中学生放弃了华文。中学老师因此更是步步维艰，鼓励学生报考华文之后，还得使尽浑身解数帮他们考获特优。层层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用那仅有的每周三节课教学生应试。

上个周末（7-8/3/2020），有一群不认命的中学老师邀请我去演讲，还要我上公开课。我抓紧这个机会传递我最近的一些思考面向。

去年中，我开始冒充行家讲人工智能。我的讲座内容还真另类，我提倡逆向思考，不倡议跟随科技走，而是学习科学家如何回到人类的头脑学习，以人脑的神经网络探索为枢纽。我紧抓着IBM时代的编码（programming）科技已转向深度学习的处理（processing）信息的做法，希望教育也如此转向。①

年初，听真正的专家尤芳达校长演讲。谈到未来的教育注重智慧，而智慧是不断增长的，其过程一定是从接收数据(data)开始，然后处理成信息(information)、吸收为知识(knowledge)、发展成智能(intelligence)，最后才能转化为智慧(wisdom)。②我更加确定学习应该是如此层层递进的。

因此，在相信学生有无限的可能（我的儿童观）的基础上③，我倡导海量阅读（Big Data,大数据），我鼓励启发式教育（教师只是点拨，让学生学会思考Critical thinking），我纵容学生说话（脑中分层思考后才可以做到的表达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我不但提出了我的理论基础，也在我的公开课按着这样的思路展示我的教学。我相信这是与传统老师牵着学生走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辩课时，我发现吉隆坡国中华文老师看懂我的课。至于是否采纳这样的做法，还待更多的交流和实践才好定夺。

感谢吉隆坡国中华文教师给予这样的机会切磋教学，他们长期来都保持队形，不但经常集体备课探讨教学，也定期办课程自我增值。他们的不认命和使命感，叫我深深钦佩。我国华教生命力的延续，就是要靠这些热心和热情兼备的老师担当。

注：
① 豪坤仁者看了这段文字，提醒我processing也得站在programming的基础上。这是肯定的，不过如果只是锁定在programming，会忘了Big Data的重要，也忽略了Deep Learning的特色。我是偏向Deep Learning的发现后，才提出这个主张。
② 下表就是尤教授的学习层次划分。
③ 大数据取得突破的关键点表现在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上，而这两者都是科学家回归到人类的视觉和听觉上的操作的出来的。但是人类对头脑的运作还是似懂非懂，电脑的计算模式则暸若指掌。我相信人脑的自然操作，前提是头脑得有足够的数据。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3/2020

【佛61】防疫和恐慌那一线之别

“渐修顿悟”系列之61
13/03/2020

【240】习惯不一定正确

清朝的刘蓉写过一篇散文谈论习惯。他说少年时喜欢窝在房里读书，每至深思处更是来回踱步。有次惊觉地上有个窟窿，踩上去很不舒服。日子一久却又习惯了，便不以为意。后来父亲到来，很生气地训他：“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马上叫人来填补。

刘蓉因此感叹：人是很容易适应外在环境的，适应了后，不习惯的反而成了习惯。更糟的是习惯一旦养成，外在事物是否合理，是非对错似乎都不重要，可以不再追究了。父亲的教训，让他感受到“君子之学，贵乎慎始”，最初的信念很重要，不要让后来的习惯改变了我们的初心。

刘蓉的这番体会也可以推广到我们处世的观念上。习惯一旦形成便是一种观念，这观念会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判断。

好些教师教学也是落在习惯之中，逐渐成了他们的教学观。例如对考试的认识，似乎便是衡量学生学习成果唯一的方法。一旦教育部废除考试，便乱了阵脚，觉得教学失去了着力之处，甚至会判断学生学习会因此失去动力，变得懒散。考试是否合适，能否有效测试学生的学习能力，他们一概不问。就连考试有多种形式，多种目的，他们也不愿意去探索。考得好就是学习有成，考试是他们测量学生的唯一指标。

犹记得友人曾经告诉我中国的综艺节目很不好看，用中文主持节目，远远比不上用香港话。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20年后的今天，年轻人首选的综艺节目，却是中国大陆的。我们对那些标准的普通话，感到万分亲切；我们为主持人的话语而倾倒，甚至把节目主持人当偶像。为什么？这也是习惯使然。

因为习惯，我们会把不对的合理化，变得理所当然；因为习惯，我们丢失了自己最初的判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也因为习惯，我们有时变得墨守成规，不思改变。如果看向今日政坛上政客们毫无原则的做法，但求权势和利益在斗争，若我们也因此习惯起来，悲剧将无止境。

习惯不一定正确，要勇于在习惯形成前，就逆向挑战，坚持正确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3/2020

【佛60】哎呀，素食也有大鱼大肉？

到素食馆用餐，友人常会问：“怎么素食的人要搞那么多绰头？吃素就吃素，还要来什么糖醋小排骨、八宝鸡、糖醋素鱼、咖喱羊肉的，真是口清心不清。”

我说：“素食有多种，按照流传，有纯素派和以荤托素派；按形式也有宴席素菜、寺院素菜和民间素菜。寺院素菜必定是纯素派，不但不会搞这些花样，就连鸡蛋和葱蒜也不吃。以荤托素派则在民间流传，一般不忌五荤和蛋类，有些甚至还用海产品及动物油脂等。民间流传得高档一点的，就是宴席素菜。如果现在设个素的婚宴，我们就来个清炒瓮菜、水蒸豆腐、豆芽炒咸菜、包菜熬汤，你吃吗？就算客人不介意主家也会不好意思。民间推广素食是为了普及素食，让更多人可以接受，花点心思托荤做菜，有什么好批评？你若有心素食，到佛教会来，或到我家做客，不会这样款待你的。”

友人又说：“呵呵，现代人真是……”

我说：“不对，素菜荤作由来已久。佛教传到中国，是梁武帝才开始规定寺庙一律‘断酒肉’。僧人不肉食直接影响着在家信众，吃素的人增加后，素肴便有了新的发展。宋代已经有素食谱出现，我早期写过一篇文章考证过素菜荤作的历史，可以参看。素菜荤作和采用面筋做菜有关。面筋不会溶解，可塑性很高，可变化出各种‘加工’菜肴，早期的素鸡、素鱼都是面筋制成的，现在则有用大豆、蘑菇茎等制成。”

“其实啊，若根据文献，早在苏东坡的时代，就已经批评这种素菜荤作的做法了。他写过《僧自欺》，批评宋代僧人为荤菜取‘雅名’，说这是‘自欺而已’，是要教人见笑的。可见，素菜荤作早被古人骂了整千年，我们还要骂吗？”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一个枝末问题便可困扰千年，岂不表示我们不分轻重，不知往前进的重要？再说，苏东坡文章结尾说：“然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与此何异哉？”这不是更加值得关心的吗？就像现在政棍明明是违背民意，为私欲而夺权，却要美其名说是“救国”，这种美化不义行为的做法，不是更加可耻吗？

还是喝多两碗家乡素鸡汤吧！

“渐修顿悟”系列之60
06/03/2020

【239】教是为了不教

“教是为了不教”是叶圣陶先生的教育箴言。

叶老在一次语言学科的座谈会上说：“教师教任何功课，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吗？”①

这确是叶老主张的语文教改之道。他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这些话很白，不必再赘述。理解后若能实践，便是教学的大智慧。那些常投诉“这些我都没有教过，学生哪里会作答？”或说“那么多工作，哪来时间教书？吃亏的还不是学生？”更需要好好思考叶老的话。

最近我们把叶老的主张化为更浅白的语言——教着教着，老师不见了！

师生的学习关系不是单向和终生的，正所谓“师父引入门，修行看个人”，老师不必一辈子带着学生学习。唐代韩愈在《师说》强调“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便是要说明老师的角色，并非是永远不变的。

教师若有“教是为了不教”的观念，就会尽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他们会主动学习。学生有能力学习后，教师的角色便不再是“独一无二”般吃重了，即使“不见”也无所谓。

不过，倘若功力不够，对教材吃不透，教着教着，教师恐怕自己要迷失其中，这是另一层次的“老师不见”。更糟的是，自己吃不透教材，又错误引导学生，那就要落个“老师和学生都不见”的窘境。

庆幸的是，近年来儿协冒出了许多杰出的老师，他们能言善辩，擅于引领学生学习。他们之中，好些是我早期的学生，现在却成了我学习的对象。我的幸福，不只是“老师不见了”，更是“老师被取代了”。

注：
① 《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载叶圣陶先生于1978年3月在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淡会上的发言《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