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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20] 屈原之死

梁启超先生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不只在于他是第一位具名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倘若屈原不沉江,他的诗作便缺少了几分悲壮,他的生命历程便少了悲剧色彩,那么其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如此魅力倒难说了。搞不好还要落个自我吹嘘的自恋罪名。

“以自杀作为出发点”,可探讨的课题包括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屈原的死是否应该?其价值和意义何在?

屈原有篇短文《渔父》,颇带有寓言的味道。司马迁给屈原作传时,把全文都摘录了进去,当着史实看待。文章很短,就只有两百字,但却勾画出自己处世的立场。文中的渔父当是虚构的人物,由他来衬托作者的生活态度。作者说他被流放时,遇上一位渔人,渔人认出他是当朝的官员后,非常惊讶,便问他何以到这个地方来?屈原的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个人与社会不能协调的哀叹,也是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若再往深一层想,屈原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自古以来,士人都有忧患意识,对于时局总较常人敏感,仿佛具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异能。在屈原之前的孔、孟是如此,在屈原之后的杜甫、苏轼也是如此。若不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看,我们恐怕要误解屈原不过是个自视过高的狂人。其实,当时屈原所处的楚国,是可以一统中原,与强秦相抗衡的。屈原有过人的政治视野,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主导着他的政治观念。可是历史残酷的告诉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最孤独的。悲剧就是由此产生。

渔父当然不能理解屈原的想法。不但要否定屈原的清醒,还要教他怎么做。于是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是要他同流合污,向世俗看齐,对现实妥协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伟人以天下为己任,凡人但求能自保。儒家虽然着重“兼善天下”,但是孟子尚言“穷则独善其身”,留住有用之躯,尚有发挥自己的理想之日。无怪乎当时的士人“东家不打打西家”,穿梭于诸侯之间但求施展自己之长。我们的屈原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明确地对渔人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说明他的死并非是对楚国或楚王愚忠,而是因为士人的特殊傲骨。

屈原并非在见过渔父之后便自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回到朝廷,然后又面对二度流放的打击。可见他最终的死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否则这种灵魂便太脆弱,不值得歌颂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不协调,观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制造了系列的矛盾,迫使诗人得面对“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的死给我们诠释了重于泰山的死法,所以为后世所歌颂。当然,凡歌颂的必会走调,但云屈原爱国忠君,显然是不能反映屈原的品质。端午与屈原扯上关系,可以让我们省思的不只是爱国,而是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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