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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75】让世人监督的古帝王

《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番说法常为后世所引用,并认为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完整的史学体制。
然而,古代帝王当真委任史官来监督自己,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活起居都一一记载下来么?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便提出质疑。他认为左史、右史等官职,并不见于《周官》,只见于《礼记》。即使出自《礼记》,他也认为不过是礼家的衍文。所以他认为是后世的儒者不细心,造成的误会。(《文史通义》)

当代历史学家汪荣祖则认为:“按禹域史纂,始自史官,以天子诸侯之尊,置左右史,分掌言行,事属可能。”(《史传通说》)他尚引金毓黻的考证说明。

我们同意史官在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性,不过却不认同“君举必书”,以至帝王因此要“慎言行”。金毓黻说:“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中国史学史》)因此,中国的历史取决于史官,上古的史官对史学未必有自觉的认识,当然也谈不上史观。

汉人戴德说:“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吏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大戴礼记》)意思是说天子就像一个“御者”,内史、太史是其左右手。注释引《书》曰:“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可见当时的“左史、右史”之说,不过是君主的左右手的通称。

“左右手”当然是重要人物。原来周代史官掌管国家礼仪典法,上至天文历法、下至礼仪制度,他们都要通,以为君王提供有效的服务,使社会按照“礼”的规范运行。就因他们常伴在君王左右,得以参与国家机密,传达王言、王命,因此,记录君王的言行在案,以备后考,实是工作的需要。至于保存国家重大活动档案和君王政令文献,并将其整理成册,以形成新的典法,则是派生出的另一种史官职能。因此,后代才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

后来“礼崩乐坏”,史官的地位下降,才“沦落”到纯粹记言记事。魏晋时期有著作郎负责记事,隋代的起居舍人、唐代的起居郎掌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这都是后世史官的演变。

“君举必书”恐怕是个美丽的误会。

章学诚另有一段话评析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史学很值得玩味,他说:“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文史通义》)史官撰史的自觉意识越强,“以伪乱真”、“文胜其质”的作风反而更强,历史的真伪则有待考证辨析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6/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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