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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0日星期一

【254】历史还待文献来说明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3.09)

要了解孔子这句话,几个关键词语得先参透。

先秦有三代:夏、商、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周代,前有夏和商,商又叫殷,孔子向来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常引述前代的学术来说明问题。

汉代的注释就有“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後”的说法,也就是说杞和宋都是孔子所处的时代存在的“国”名。所谓“国”当然是周朝分配的诸侯的封地。周灭商之后,采用怀柔政策,封“夏”之后代在杞,商之后代在宋。孔子要了解夏和商的礼乐制度,便到杞和宋去。

“征”,原文作“徵”,汉代包咸说是“成”的意思。所以他把孔子这句话解释为“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这明显有贬义,孔子是在骂夏、商的后代不肖,无法保存祖先的礼制。郑玄的注释说得更彻底,他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所以,梁代皇侃直接点明这一章是说明夏殷的后代丢失了先人的“礼”。

这里还须注意郑玄说的“献,犹贤也”,可见这是通假字,两字通用。即使到今天,李零教授也接受此说,“‘文献’,与今人理解的‘文献’不同,不光指档案,还包括遗老遗少。”所以,“文献”不单指文字材料,还包括“贤人”。

皇侃接受汉人的解释而说:“夏礼谓禹时礼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时》之书也。杞,夏之后所封之国也。徴,成也。夏桀失国,周封其後东娄公於杞,当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礼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与共成其先代之礼,故云杞不足徴也。殷礼,殷汤之礼,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书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国也。纣失国,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汤之礼吾亦能言,但于时宋君昏乱不足以与共成之也。”皇侃所谓的《夏时》《坤乾》之说,是根据《礼记•礼运篇》的说法。

北宋邢昺也接受这种说法,并说:“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可见到了北宋,人们理解孔子说句话还是一致的:杞、宋之君没有文章、贤才,所以不能展示先人的礼制。

南宋朱熹的说法有了不同,他说:“征,证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把“征”解释为“证”,后人多有采纳。例如清代刘宝楠就说:“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征验。”近代钱穆也说:“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 钱穆还把这句话当成是孔子的历史哲学,他说:“然虽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说,则不能不有憾于文献之不足。”虽然知道,却无法证明,的确是历史的一大缺憾。

李零、李泽厚都是从史料角度看待孔子这句话。这该是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收录这段话,编排在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中,也就是孔子在整理古籍,写序文时而作的慨叹。我支持这种说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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