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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

【273】我选择研究僧人传记

我在上一篇谈过环境对我们成长的重要性,今天续谈掌握方法的重要。

莫砺锋教授给博士生上课时,做了这样的开场白:“过去,程千帆先生只为我们开过两门课:校雠学和杜诗。前者指导我们如何收集和整理资料,后者则具体教导我们如何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我觉得这两门课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我也讲杜诗,功力当然无法与程先生媲美,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指导大家如何开展一个课题的探讨。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课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要学习方法。”

校雠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如何整理的学科。程先生的治学之道是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兼顾文献学和文艺学。其中,文献学是基础,因为只有在充分掌握文献的流变下,才能正本清源,客观准确地分析古代文史问题。要掌握文献,还得先学校雠。

我辈生得晚,无缘承受程先生耳提面命,但程先生留下的《校雠广义》却让我们有幸接受先生的熏陶教诲。《校雠广义》分为校勘编、典藏编、版本编、目录编四部,是当今古代文史研究的入门必读著作。

只有掌握足够的文献知识,我们才有发语权,说话才不流于肤浅空洞,论述也不至于主观武断。由于重视文献的缘故,师门训导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要加以铺陈排比,夸夸而谈。

我的博士指导老师这样教我:“不要急着发表文章,没有足够的材料,不写文章也没关系,先重视阅读,掌握学术的渊源与流变为是。要探讨一个课题,先了解其背景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同期的相关文献一定不可以放过,以免影响对课题的理解程度。横向的功夫做足以后,还要纵向探讨,了解相关课题的探讨中,前人说过什么话,后人又做了什么评论。占据了充分的材料,一个人才有发语权。”

这是老师给我的导航。可是,叫我纳闷的是老师却又以我是“外国人”为由,给予通融同情,在协助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竟然建议我做“梁启超的小说”。老师如此设想的原因是考虑到我的古文基础,以及我对古代文献的掌握程度。

在多番衡量后,我拒绝了。因为我很希望自己也可以跻身成为程门第三代弟子,学习师门的治学方法。梁启超是近代人,其“饮冰室”留下的材料虽也不少,近世更有不少人研究和评述其著述,在材料的掌握上或许不是问题,但我觉得我即使充分掌握梁先生的学术渊源,日后我依然不是称职的“古代文学博士”。

我向老师表达了我的想法。老师又给我另外一个建议,研究古代小说中的因果观的演变。这是因为老师知道我对佛学有涉猎,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比较容易切入。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内容恐怕流于空疏,自说自话,很难避免生搬硬套的庸俗做法。我一向以学界评论《金瓶梅》是“阐述佛教因果的小说”为耻。

老师对我的宽容,更加激化我要学习从文献入手学习的意愿。

后来,我选定了研究专书梁代的《高僧传》,以不预先设想结论的方式去探讨这部书的作者和内容,对比同期或较早的僧人传记,并与当时流行的传记撰述做比较,以说明此书的价值。

欣慰的是,完成论文后,我看到老师满意的笑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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