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巧合的，这两部书的作者的生活际遇有很多相同点。
第一，两人都是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史书。司马迁的父亲是司马谈，是汉武帝时候的史官，临终前握着司马迁的手，希望他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即继孔子著《春秋》之后，把期间五百年的历史写出来。班固的父亲是班彪，是东汉光武帝时的史官，曾“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年仅25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
第二，两人都莫名其妙地“犯法”入过狱。司马迁是因为给李陵辩解，得罪汉武帝，被关进大牢里，最后选择接受宫刑才脱离牢狱生涯。班固是因为撰写《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而被捕下狱。后来得到弟弟班超的上书辩解，才免于难。不过，班固后来又因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兵败受牵连而死于狱中。
若比较两部史书，我还是比较喜欢《史记》。因为《史记》不但是历史丰碑，还是文学巨著；它不但记载了历史的进程，还写活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以人物传记为骨干的写法。
司马迁著史不尽然“实录”，还夹杂着许多合理的想象，像项羽临死前认输而不服气的数场战役，尤其是乌江渡口与亭长的对话，显然都不是史实，但是司马迁加插这些细节，使项羽作为“失败英雄”的形象更为丰满，留给后人更加深刻的印象，为后世所称颂。
司马迁的成就是很高的，形成了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
班固写史记后传，也就是后来的《汉书》，显然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现实中，也是如此。
省视历史，我们的确很难搬出历史中留名的“父子兵”，更莫说是“三代豪杰”了。尤其是“子继父业”又有高成就的，更是鲜见。父亲有高成就，儿子就要面对一座高山在前，想要跨越，谈何容易？父亲即使不给孩子施压，其成就也自然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让孩子活得尴尬、困难。这是比想要跨越没有血缘关系的前人，来得更加困难的。
高山无法跨越时，我们就要另辟蹊径，寻求突破。跨越不了，横渡总行吧？
像班固，其文笔无法像司马迁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是他选择用简洁规范，韵味悠远的文笔著史，自有一种妙处。给《汉书》在史学上占一席地位。
《汉书》的体例承袭《史记》，但班固却将“书”改为“志”，放弃“世家”，官民传记皆并入“列传”。这是体例上的创新。尤其是其《艺文志》，更为后世称颂。
《汉书》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是今天所谓的“抄袭”，但仔细阅读，又会发现班固的局部修订，有好些都是合乎历史写作的规范的。
因此《汉书》被誉为“学者”之著，《史记》则是文人之笔。简而言之，班固是在高山底下小心翼翼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这种另辟蹊径，另求出路的做法是我非常赞赏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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