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在1927年应广州市教育局邀请，在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经几度修订整理，成为研究文学史的一篇重要文章，被视为是魏晋文学史的一种研究观念。

其中，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个观点更对日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研究，起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确是十分精当的。直至近年出版的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更加是“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

所谓“自觉时代”，是说文学摆脱各个学科合一的状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从作家创作的角度看，则是指作家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创作，把文章视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被视为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再从作品来看待，骈文的倡导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性成果。

骈，本义就是两马并行。在文学上，骈文指的就是注重语句结构的平行和对偶。由于常见的是四字或六字，或前四后六，前六后四的相对，所以骈文又称“四六文”。四字相对的如“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六字相对的如“山顶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四六相对的如“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六四相对的则如“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样的写作方式，作者非得有很强的语文基础，充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不可。

创作骈文，肯定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所以我们说是“自觉的”创作。“自觉”的从事创作固然很好，但是过度标榜之后，问题也跟着产生，成了重视形式多于内容的创作。就像魏晋时期的名士那样，本来为了摆脱世俗，形成“清流”，但是自觉的“清流”之后，许多过度的行为便产生。

鲁迅评述得好，他说：“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

《世说新语》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脱衣裸形还不以为然，人家责备，还大言不惭说“我以天地为家，以衣裤为房间，你为何跑到我的裤子来干什么”？

如果这种“清流”你也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政坛上说“我爱取悦谁就取悦谁，干卿何事”就有市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