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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301】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在1927年应广州市教育局邀请,在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经几度修订整理,成为研究文学史的一篇重要文章,被视为是魏晋文学史的一种研究观念。

其中,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个观点更对日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研究,起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确是十分精当的。直至近年出版的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更加是“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

所谓“自觉时代”,是说文学摆脱各个学科合一的状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从作家创作的角度看,则是指作家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创作,把文章视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被视为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再从作品来看待,骈文的倡导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性成果。

骈,本义就是两马并行。在文学上,骈文指的就是注重语句结构的平行和对偶。由于常见的是四字或六字,或前四后六,前六后四的相对,所以骈文又称“四六文”。四字相对的如“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六字相对的如“山顶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四六相对的如“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六四相对的则如“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样的写作方式,作者非得有很强的语文基础,充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不可。

创作骈文,肯定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所以我们说是“自觉的”创作。“自觉”的从事创作固然很好,但是过度标榜之后,问题也跟着产生,成了重视形式多于内容的创作。就像魏晋时期的名士那样,本来为了摆脱世俗,形成“清流”,但是自觉的“清流”之后,许多过度的行为便产生。

鲁迅评述得好,他说:“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

《世说新语》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脱衣裸形还不以为然,人家责备,还大言不惭说“我以天地为家,以衣裤为房间,你为何跑到我的裤子来干什么”?

如果这种“清流”你也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政坛上说“我爱取悦谁就取悦谁,干卿何事”就有市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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