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一定要当愤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英国有一批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对当时西方社会的种种现象感到不满，于是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他们的批判性强，言论对于社会主流语言而言相对极端，甚至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以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和肯斯理•亚弥斯（Kingsley Amis）为代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的文宣推荐奥斯本的新著时，引用了1951年出版的列斯里•保罗的书名《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an）来形容奥斯本。自此，“愤怒青年”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在网络时代开始后，“愤青”一词也流传开来。最初这个名词用在网络的论坛上发表激进文字的少数人群，随着互联网的扩展，这一小部分人招引了网民的目光，逐渐壮大了队伍，产生“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的扩大化趋势。

网络还诞生了“中国愤青史”网站，把愤青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走上街头的行为愤青；一种是摇动笔杆的文化愤青。他们发布宣言说：“这是一个精神失语的时代。因此，愤青行为也显得尤为可贵。其实当愤青并不难，只要进入了青春期，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感到自己的幸福愿望没有满足，愤怒了，就会成为愤青。”

我国近年来也因为网络普及，以及对国事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于是在网上也诞生了不少愤青。

愤青不是贬义词，言论自由更加不是坏事，但我们还是要关心这种自由发言所衍生的问题。

六四刚过，1989年的事故再次引起讨论。我在社交网上看到几乎都是批判中国政府的，要他们道歉，更有把中共妖魔化的，如“和一个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工作多年的朋友提起我国一些华人对巫统和中共的矛盾态度，我对他说我觉得中共比巫统‘可恶’得多……云云。我不知道这样的发言，目的是什么。

老报人张木钦先生也凑热闹，他说：“又是六四，转眼25年。一个中国人挡住坦克车的照片，传遍世界，把六四事件定格。这张照片可以两边看。这里看去，那个中国人有惊人的勇气，敢以肉身挡坦克。从那边看来，军队很克制，看到有人就停车，没有碾过去。支持民运的肯定夸大，官方肯定淡化。真相什么时候才出来？”这样的言论反而让我会去思考问题。

史学家傅斯年曾说：“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其实，岂止是历史研究该如此？我们治学也是被这样训练出来的：“治学要符合科学，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可是，在言论极端自由的今天，人人都有对群众的发语权，我们是不是也该坚守“一分材料一分话”的精神？说自己经过求证的话，不说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做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人。

说是很容易的，但误导群众，迷惑群众，哪怕是有心或无心，我想这都是一种过错。何以我们不能采取更谨慎、更科学的态度发言，让网络的言论净化？

再者，我们也该注意我们的言论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就很佩服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如何看待那凄风苦雨的文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叫做安心立命，什么叫做对自己对社会负责，更体会到学者何为！何必一定要当愤青？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