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修顿悟”系列之155
31/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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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华文教材)
对华文教材的讨论,不只是民间,也包括学术界。最近我就听了三份研究华文教材的报告。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探讨儿童教材中的成人观那篇。我一向推崇杜威的童心论①,相信儿童的教育该回归儿童,从儿童本位思考,所以对这课题特留上了心。
研究者发现我国华小华文课本的选文内容是很丰富的,不过大多都经过修改。他提出我们的教材有四个倾向:课文主题的成人化、叙述视角的成人化、童话语言的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原因是:课程标准的要求、华文儿童文学缺少关注、儿童观念上的偏差。
我不否定上述的说法。不过,自2007年开始,我们的师资培训课程内容是包括儿童文学的。“儿童观”则是我们在探讨儿童文学时必须深究的课题。确立这个观念后还可延伸到教育领域,像教材的编写,也需要有正确的儿童观,要不然就会出现像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成人为本位去教训儿童了。确立儿童观,对儿童文学的审美意识也跟着提升,对教材的编选就更到位。
关于主题成人化的问题,其实过去的教材更严重。课文常常出现一条尾巴,就像《伊索寓言》被编撰后加上的“这故事告诉我们”那样多余②。这种“只注重成果,不注重过程”的编写方法,是基于对儿童的不理解,不相信儿童在阅读中会得到启发,硬要作者跳出来点破主题③。
研究也发现我们的教学过于注重孩童对字词句的认知,忽略了内容的整体把握。这是阅读教学上的问题,间接影响了我们教材的编订,把教材当成是语言教学的材料而已。
我很欣赏这样的探讨,对教师很有启发。相对的,“研究”若只发现我们的教材选文太过偏重国外的,缺少本地作品;发现我们的教材过于以男性为中心,忽略两性的平衡等,就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核心议题了。
教材要编得好,就要回归儿童,多注重语文的元素,不要用非语文因素干扰。多用本地作品,多写女性,恰恰是成人本位的增强,不但无助于教材的编写,反而添加了更多的行政干预。
注:
① 杜威在其著作《学校与社会》第2章第51节提到学校的一切措施应该围绕着儿童设置,这就好比银河系的行星是绕着太阳转一样。他强调“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同等重要的。原文可看链接。
② 我们今天看的《伊索寓言》,故事结束后都有“这个故事教训我们”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这是比较后期的版本才出现的。伊索寓言本就记载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可参看John Horghan 的 Aesop's Fables
③ 我称这种结尾为画蛇添足,可参阅我2013年写的文章的结尾。
《星洲日报·东海岸》27/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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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教材的争议)
以前课标说“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认识字词……”,所以教课文就是教字词。
我在90年代培训师资也是根据这项指南。每篇课文先教生字新词,力求学生做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用。具体操作是:出示字卡、根据汉语拼音朗读、讲解词义、构词造句、习写生字,最后交待学生默记,明天听写。
这套教学模式把阅读当手段,识字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当时,我们都相信学语文要先打好基础。“先识字后读书”,字词就是读书的基础;这好比盖房子要用到砖瓦,字词就是砖瓦。我们深信只要学生多积累字词,就会学好语文。
阅读若是手段,教材就不过是个例子①,用以教词语。因此课文写什么,怎样写,不是重点,规范就好了。有些教师会教学生赏析课文,不过大多限于欣赏优美的句子。只要用上积极修辞的,就是含金量高的句子,值得传颂,有感情朗读、誊写、背诵是必须的。
这一套教学横跨近三十年,影响了几代人。我们该反思的是这样的教学是母语教学吗?学生的语文能力就此而提高?语文基础就此扎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爱上华文吗?上了中学,去除了“必修”的镣铐,他们还会继续修华文吗?
再说,多少位被如此训练过的学子还记得中小学读过的课文写些什么?还能够背诵以前背过的句子?
KSSR做了调整,强调“尽快认识一定数量的字”,以便“实现独立阅读的目标”。识字成了手段,阅读才是目的。因此,课文的内容和写作手法,必然更加受到重视。“我家前面有什么,后面是什么”般的课文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了。篇章的可读性优先受考量。
当阅读成为目的,学生在阅读中得到什么就成为焦点。阅读不再只为获取知识,还得感受不同的人文情怀,去认识大千世界,感受心灵的悸动。能激发儿童主动阅读,就等于培养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识字将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生成。
注:
① 这句话原出自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见附图),流传之后,往往被误解。
《星洲日报·东海岸》19/1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