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相对于零散的原始歌谣，《诗经》文本是较完整的传承下来。因此，对古代文学、历史、社会、哲学、文字训诂等的研究，《诗经》始终成为重要的对象。于是有人说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学，就不可以绕过《诗经》，就像要理解西方文学，不得不先读懂《圣经》一样。
可是，《诗经》所收录的诗篇，却是不好理解的。不管是诗歌的主题，或是词语的解释，都出现许多异说，使它成为先秦典籍之中最难读懂的。这是因为《诗经》用的是上古语言，反映的又是上古的社会生活，在古文献与相关材料的相对有限下，许多问题都无法确认，这就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再者，诗本就是文学当中最简练的一种表现形式，读者之心未必就是作者之意，因此在理解《诗经》内容上，往往出现莫衷一是的说法。
曾经有位诗人说：“《诗经》的注释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该统一其说法，定格在一点上？”我是反对这一种做法的。我们何德何能，能给《诗经》不同的解释来个定论？
古人对《诗经》的解释与研究，往往因为切入点与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例如汉代经学家注重“微言大义”，宋代“尚义理”，清代“重考据”，近代胡适、闻一多等还主张“以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看《诗经》，这些不同角度的诠释，反而使《诗经》更为丰富多彩、更加绚烂夺目。
根据张树波先生的统计，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不论从时间之长、队伍之大还是从成果之丰上看，都是其它文学作品的研究所不能比较的。“就拿成果之丰来说，仅《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62种，存目84种，共计146种。而《古今图书集成》所列《诗经》著作，则多达600种以上，其中注明佚失者300多种，注明尚存或未见者300多种，清代雍正以后乃至近现代的大量著作还未包括在内。”（《国风集说•序》）可见，自汉代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治《诗经》，早已形成一种专门学问，我们现在称之为“诗经学”了。
虽然说这种情况造成现代人的困惑，各家陈说各有其学术根据，何者为准？上面提到的诗人的主张，应该就是出于这种困惑，所以他希望通过多人的意见从纷乱之中找出统一来。可是这么一来却要破坏了《诗经》的价值，更何况古人都统一不来的东西，我们却要靠我们渺小的权力去强求一致，这实在是不智的。
对《诗经》作品的理解，我主张保存多样，不过在看各家的说法时，必须辨清其源流，理解诸家诠释诗经所站的角度与其学术根据，如此才能彰显这部古籍的价值。知其然而亦知其所以然，是要比只通读一家的说法要明智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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