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经》篇章的解读，我们的学生往往还是停留在看现有的“赏析”上。
中学生如此阅读古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只需知道文章内容写些什么，作者如何写就可以了。但是大专生若如此阅读古籍，则妄称大专生了。因为这样的阅读方法无法训练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无法培训一个人查找资料、利用资料的能力。无法转换为一种能力的学习，不算真学习。
前些时候，我写了两篇关于《关雎》的小文，我的一名学生因此很感兴趣地另外找资料探讨《关雎》的诠释法。结果他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柯马丁（Professor Martin Kern）的《从出土文献谈〈诗经•国风〉的诠释问题：以〈关雎〉为例》，深感震撼！我对他的震撼深感赞许。
柯马丁的文章主要是通过出土资料论证传统的《诗经》诠释法。通过上海博物馆藏的《孔子诗论》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等资料，柯文阐述了在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对《诗经》的解读，与两汉的《毛传》和《三家诗》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一方面批评了《毛传》和《三家诗》对《关雎》解读的历史和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批评今人把《关雎》读作青年恋爱或求婚和成婚之歌是“过于简单，并且十分不恰当”的。柯文以诗中的“窈窕”为例，详细论述在不同版本中不同词汇的出现所带来的意义，从而加强《孔子诗论》认为《关雎》是“以色喻于礼”的说法，认定孔子教诗与道德教化相关。柯文最主要的观点是吁请学界不应该只是摒弃《毛传》的《小序》，却对其文本注释照单全收，因为这样还是难以看清诗的本义。
柯马丁研究的方法，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期王国维（静安）先生的“二重论证法”。静安先生的方法不能单纯解释为出土文物和文本对读而已，而是强调了一种更为科学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提倡了利用两种不同的资源来思考课题，互相对证，以求更能说明问题。
对于“二重论证法”，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有很好的论述：
“（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反观我们看古籍，若只是取现成的评述，看他人的赏析文章，充其量只不过是吃别人嚼碎的饭菜，绝不像我们自己细细品尝，慢慢咀嚼般，即使不是满口芳香，也有吞下自己嚼碎的东西的满足感。我们或许碍于资源的有限，无法作更多的对读，但是却不能因此而把自己局限在只消化一两篇评论文章。多读几篇，还是可以收到 “双重保护”之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1/2009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