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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81】孔子与关雎

《诗经》的研究有几个问题是聚讼难决的。其中以孔子是否曾经删诗为最。这些问题的争论已久,在没有更新的资料出现之前,问题恐怕都无法解决。我们称这类问题为“公案”。

最早说“孔子删诗”的是司马迁。《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其后的文献多附和此说。例如赵歧说:“孔子自卫反鲁,……乃删诗定书……”(《孟子题辞解》);郑玄说:“孔子删诗”(《诗论》);杜预说:“诗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 (《左传注》)等等。

本文志不在辨惑此说,只是让读者知道有关孔子删诗的说法曾经风行,直到初唐孔颖达才提出质疑。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说法与西汉的学术背景有关。当时儒家思想被奉为绝对的权威,孔子从此步上了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古籍被他老人家编纂修订自然不出奇。

孔子以《诗》为教材是确定无误的。《论语》谈到《诗》的有很多处,除了说诗用雅言,而肯定“不学诗无以言”之外,孔子也谈到诗的其他功能,例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确定这点的前提下,我们再审视孔子与《关雎》的关系。

《关雎》作为“风”的第一篇,应该有其特别意义。古谓《关雎》是“风之始”,其价值自然也非一般。如果我们按今人诠释,认定《关雎》是情诗,这与孔子列为教材之始是说不通的。宋儒严格重视纲常礼教,乃至认为《诗经》有很多“淫诗”,从而提出“代圣人删诗”之说。朱熹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他对《关雎》的诠释,依然是认定“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依然是附和毛诗序“美诗”之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尚学锋教授根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梳理《关雎》在流传中阐释的流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他以竹简中的“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既不否定《关雎》是情诗,又说明孔子借男主人公对窈窕淑女的思慕最终以琴瑟之悦、钟鼓之乐等符合礼的方式表达,从“好色”以致“纳之以礼”,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说孔子以道德的角度诠释《关雎》是合理的,从文献中我们也看到孔子评论《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正是孔子以此诗作为教材的目的。这种说法要比“刺康王”、“美后妃之德”、“美周文王”之说较有说服力。

至于为什么西汉三家诗派为什么会把它解释为“刺康王”、“美后妃”,这是因为他们在“以色喻于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他们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把《关雎》解释为“刺诗”,这种诠释已经夹杂了政治用途,与今文学派“经世致用”的立场一致。

这样的一种诠释流变史,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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