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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

【109】他们不在同一高度上

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过后各作诗一首。

这一次的同题共作,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例如清代王世祯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可见渔洋先生对文坛的这桩盛事是多么向往。

除了薛据的诗以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下来。由于是同题共作,后人在评述时,必然会将他们的作品作比较。在各家的评论之中,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压倒群贤、独擅胜场。

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于1986年在《名作赏析》中发表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的文章,评述了这几首同题共作的诗篇。这篇文章贯彻了程千帆先生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的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文献是基础,根据文献说话,论点有凭有据,立于不败之地;文艺是创见,表现出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艺评论如果站在文献的基础上,说服力就比较强,稳健若两条腿平实踏在地面上走路。

这篇文章先分析了五人登慈恩寺塔的时代背景,说明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朝廷由李林甫、杨国忠专政,安禄山的威胁又日愈加重,皇帝却还在内宫中过着淫乐的日子。史书记载:“(玄宗皇帝)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像这样的背景,诗人即使结伴出游,又有何乐可言?再说,五人的际遇也相似,在那个时候都是贫困潦倒,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心境上应该也相差不远。

然而,大环境和小环境虽然雷同,但是四人写出来的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什么原因?

从诗作的思想倾向看,岑参和储光羲都着重描写佛塔的高耸与景物的广远,都是为了突出佛教的伟大,缺乏面对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的勇气,在气魄上明显逊色得多。高适的诗虽然说希望有机会再为朝廷效力,但是着眼点却偏向个人的前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痕迹。杜甫的诗则不同,他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的忧虑,充分表现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为大唐帝国的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而忧虑。

再从创作手法看,杜甫的诗歌通篇环绕着慈恩寺塔而写,重点写的是登顶后所见,由上而下,层次分明。杜甫写塔顶所见,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有意忽略视力所及,而将塔下景物缩小为不可辨识的凄迷一片。在这个意象下,我们感受到诗人对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存有的压抑与苦闷。

莫老师的文章因此提出结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作者的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这方面,杜甫和其他几人虽然同站在高塔之上,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在同一高度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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