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他们不在同一高度上

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过后各作诗一首。

这一次的同题共作，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例如清代王世祯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可见渔洋先生对文坛的这桩盛事是多么向往。

除了薛据的诗以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下来。由于是同题共作，后人在评述时，必然会将他们的作品作比较。在各家的评论之中，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压倒群贤、独擅胜场。

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于1986年在《名作赏析》中发表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的文章，评述了这几首同题共作的诗篇。这篇文章贯彻了程千帆先生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的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文献是基础，根据文献说话，论点有凭有据，立于不败之地；文艺是创见，表现出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艺评论如果站在文献的基础上，说服力就比较强，稳健若两条腿平实踏在地面上走路。

这篇文章先分析了五人登慈恩寺塔的时代背景，说明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朝廷由李林甫、杨国忠专政，安禄山的威胁又日愈加重，皇帝却还在内宫中过着淫乐的日子。史书记载：“（玄宗皇帝）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像这样的背景，诗人即使结伴出游，又有何乐可言？再说，五人的际遇也相似，在那个时候都是贫困潦倒，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心境上应该也相差不远。

然而，大环境和小环境虽然雷同，但是四人写出来的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什么原因？

从诗作的思想倾向看，岑参和储光羲都着重描写佛塔的高耸与景物的广远，都是为了突出佛教的伟大，缺乏面对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的勇气，在气魄上明显逊色得多。高适的诗虽然说希望有机会再为朝廷效力，但是着眼点却偏向个人的前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痕迹。杜甫的诗则不同，他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的忧虑，充分表现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为大唐帝国的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而忧虑。

再从创作手法看，杜甫的诗歌通篇环绕着慈恩寺塔而写，重点写的是登顶后所见，由上而下，层次分明。杜甫写塔顶所见，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有意忽略视力所及，而将塔下景物缩小为不可辨识的凄迷一片。在这个意象下，我们感受到诗人对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存有的压抑与苦闷。

莫老师的文章因此提出结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作者的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这方面，杜甫和其他几人虽然同站在高塔之上，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在同一高度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