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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124】避讳还真累人

《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有老师看了就直接对学生说,陶渊明,另外也作陶深明,他本名元亮。从表面上看,这位老师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是根据正史材料说话。可是,这偏偏是错误的。

比《南史》较早的《宋书》如此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南史》的材料取自《宋书》,这段话当然也是抄来的。有了标点,其意思甚明白,就是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姓陶名潜,字渊明,又有人说他另有字元亮。后人校对《南史》时不小心,没留意到避讳学中的“渊”(避唐高祖李渊)被改为“深”,以致让陶潜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字”。

避讳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从狭义来说,避讳是指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的名号而用其它方式代替的现象;从广义来说则是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而避免使用某些字眼的做法。

孔融曾说:“尊卑有序,以讳为首。”避开直呼尊长的名字,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可是这种尊重有时要给后人留下很大的麻烦。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把张孟谈的名子改为张孟同(《赵世家》),把赵谈改为赵同(《佞幸传》),就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后人不知就里,就要错判古人的名字了。

不过,司马迁这种避讳的做法,是出于自觉性的。在一些情况下,他却没有避讳,例如“与宦者韩谈”(《李斯传》),“谈言微中”(《滑稽传》)等,却没有避“谈”字。

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写过一部小书《史讳举例》,提供了很多关于避讳学的知识。陈先生在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见避讳学的产生很早。“制度化”的避讳,可见于汉代典籍。例如《后汉书》就有“丞选晓讳,掌知非法”(《百官》二),就是说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留意该避讳的字眼了。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曾下诏令说:“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这个材料固然说明当时避讳已经成了天子颁令施行的事了,不过,我们还应该留意宣帝宣布的是更改避讳的字眼。汉宣帝改名叫“询”,所以颁布要避讳的字是“询”,之前的一概取消。原来宣帝幼时寄养民间,取名“病已”以避难。“病已”这两个字列入避讳,则民间容易犯讳。宣帝大发慈悲,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其实,“诸触讳在令前赦之”的反面说法则是因为“病已”二字已使不少人“触讳”犯罪了。

因为避讳反而造成帝王不自在,要放松条例的例子频见。例如武德九年(636)六月,唐太宗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旧唐书•太宗纪》),也就是说若不是世民两字连续的,可以不必避讳。如果太宗不如此下令,要避开“世”和“民”这两个字,还真不容易。

从自觉的尊重,到制度化避讳,引申出来的问题也就跟着加剧。当然,因为避讳的关系,也给后人在理解古书时,经常会出现错误的理解。可见避讳之学给人带来的是诸多的不便与麻烦。

不再避讳应该是历史的进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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