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有老师看了就直接对学生说，陶渊明，另外也作陶深明，他本名元亮。从表面上看，这位老师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是根据正史材料说话。可是，这偏偏是错误的。
比《南史》较早的《宋书》如此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南史》的材料取自《宋书》，这段话当然也是抄来的。有了标点，其意思甚明白，就是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姓陶名潜，字渊明，又有人说他另有字元亮。后人校对《南史》时不小心，没留意到避讳学中的“渊”（避唐高祖李渊）被改为“深”，以致让陶潜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字”。
避讳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从狭义来说，避讳是指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的名号而用其它方式代替的现象；从广义来说则是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而避免使用某些字眼的做法。
孔融曾说：“尊卑有序，以讳为首。”避开直呼尊长的名字，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可是这种尊重有时要给后人留下很大的麻烦。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把张孟谈的名子改为张孟同（《赵世家》），把赵谈改为赵同（《佞幸传》），就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后人不知就里，就要错判古人的名字了。
不过，司马迁这种避讳的做法，是出于自觉性的。在一些情况下，他却没有避讳，例如“与宦者韩谈”（《李斯传》），“谈言微中”（《滑稽传》）等，却没有避“谈”字。
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写过一部小书《史讳举例》，提供了很多关于避讳学的知识。陈先生在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见避讳学的产生很早。“制度化”的避讳，可见于汉代典籍。例如《后汉书》就有“丞选晓讳，掌知非法”（《百官》二），就是说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留意该避讳的字眼了。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曾下诏令说：“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这个材料固然说明当时避讳已经成了天子颁令施行的事了，不过，我们还应该留意宣帝宣布的是更改避讳的字眼。汉宣帝改名叫“询”，所以颁布要避讳的字是“询”，之前的一概取消。原来宣帝幼时寄养民间，取名“病已”以避难。“病已”这两个字列入避讳，则民间容易犯讳。宣帝大发慈悲，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其实，“诸触讳在令前赦之”的反面说法则是因为“病已”二字已使不少人“触讳”犯罪了。
因为避讳反而造成帝王不自在，要放松条例的例子频见。例如武德九年（636）六月，唐太宗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旧唐书•太宗纪》），也就是说若不是世民两字连续的，可以不必避讳。如果太宗不如此下令，要避开“世”和“民”这两个字，还真不容易。
从自觉的尊重，到制度化避讳，引申出来的问题也就跟着加剧。当然，因为避讳的关系，也给后人在理解古书时，经常会出现错误的理解。可见避讳之学给人带来的是诸多的不便与麻烦。
不再避讳应该是历史的进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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