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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127】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史记》最后一卷(130)是《太史公自序》。

在这篇自序中,司马迁先介绍了他的家世背景。有趣的是,对于他父亲的生平,司马迁只是这样写:“(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然后就是誊写了一千一百字的《论六家要指》。

用老爸的一篇文章来代替他的生平,司马迁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有人把这篇文章当成大学教材,用以传授先秦六家思想,这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先秦六家(儒、法、墨、名、道、阴阳)各有思想体系,要在千余字的文章把它们的思想精髓勾画出来,很易犯上“大而化之”的毛病,以偏概全地阐述某家的哲理。例如论述儒家的部分,司马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如果这个评论可以作为对儒家的功能的概括,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各家的思想哪个不是“经传以千万数”的?是不是每家都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了?

明显的,司马谈写作《论六家要指》,另有目的;司马迁摘录这篇文章,也有他的意图。司马谈在文中找以较大篇幅阐述道家思想,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篇鸿文肯定不是为了客观阐述六家的要旨而写,而是要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之治才是政治的正轨。

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谈的创作动机,我们有必要考证这篇文章作于何时。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此文于元朔五年(前124),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前139),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则系此文于元狩元年(前122)。我们倾向于张先生的说法。这是因为汉武帝登基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司马谈胆敢在火势正紧的时候提出新的政论,则他不可能在“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110)任职太史令。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而探讨司马谈的写作动机。文章开宗明义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可见司马谈的立场是兼容并包的,所以他才能归纳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结论。

《要指》还阐述了“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原则,要人们“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进而坚守“无成势,无常形”的原则,在认识事物时不抱任何主观成见,如此才能“究万物之情”。这个思想与司马迁撰史的目的就很接近了。
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谈开始著史时,得要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由此看来,司马迁引述《论六家要指》,是要表示他的著史思想深受其父亲影响,《要指》则促成了《史记》的创作宗旨,是他考察历史、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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