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不但文笔受人称颂，其独到的选材眼光也叫人惊叹，例如《货殖列传》就是奇文一篇。
“货殖”本指经商营利，汉代人多用以指经商的人，例如班固的《西都赋》：“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货殖列传》，就是司马迁笔下的商人传记。
在学界，《货殖列传》的研究是多向的，有对一些难解词句作考释的，有探讨其体例归属问题的，也有深入分析其地理学、伦理学、文化、文学及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的，当然重点还是分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商人观。
有学者统计，自宋代赵访撰写《读货殖传》起至今，共有研究论文224 篇，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研究数量最多的。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
何以司马迁的这篇传记会那么受注目？如果我们熟悉历代儒生所高唱的“君子安贫”、“君子固穷”、“富贵浮云”的价值观，或熟悉历史论著往往将“富商大贾”与豪强地主并称为“工商奴隶主”，把他们的富裕视为给社会带来灾难，造成农民贫穷的主因，我们就会感受到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卓越见识。
在秦朝和西汉初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有“滴戍制度”，商人被编入特殊的“市籍”，如果犯罪，将随时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高祖不但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加倍交税；汉武帝恢复秦朝的“滴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的对象。可见，当时的社会，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所以处处“崇本抑末”，商人自然成了从事“末业”的“贱民”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也就是说社会的健全是在良好的分工之下，农人、渔樵、工人、商人各有任务，所以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能够如此满足各自的需要，则“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约束。在司马迁眼中, 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的分别。
司马迁在文中还以大量的事例说明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被司马迁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的巨大财富，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皆诚壹之所致”才获得成功。所以司马迁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可惜的是，司马迁对商人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回响。反之，汉武帝还颁布了“算络”和“告络”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使许多商人破产，国库却忽儿充实。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恶法，是统治者打击商人的例证。即使是班固，谈到司马迁为货殖列传时，还指责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好文章是不会被彻底否定的。近代钱钟书就将此文誉为“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管锥编》）的创新之作，媲美西方史家巨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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