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货殖列传》开篇引录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來。”过后司马迁评论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塗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马迁的评论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为：“如果一定要按照这样的理想做事，那么，在近代就要堵塞老百姓的耳朵眼睛，那几乎是无法实行的。”换句话说，司马迁的意思当是：“若欲使老死不相往来，则必涂其耳目乃可耳，岂能行哉。”（凌稚隆《评林》引赵恒语）
的确，一般的解释都是如此。例如《古文观止》说：“史公将伸己说，而先引《老子》之言破之。”这是根据明代第一才子杨慎的说法。杨慎说：“《传》云：‘《老子》曰： 至治之极’云云，将信己说，而先引《老子》破之，以为必不然。”（《升庵外集》卷四）
梁启超为此还详细做了说明，说老子的“至极之治”只适合用于上古，因为“上古道路未通，所至闭塞”，所以“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饮冰室文集》）
今人肖黎在《司马迁评传》中也说：“司马迁对老子宣传的无欲、寡欲的义利观以及他向往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认为是行不通的。”
果真如此？
我读《货殖列传》，觉得司马迁的想法，与老子的那种“至治之极”是很接近的。譬如说，司马迁强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的最高统治境界不是“因之”么？因就是因循，就是任由人民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必加以管束。人民做不到，才用“利诱”，再下用“教育”，再不行就用“法律”，最糟糕的是和人民同争利益。其下，司马迁说得还更加彻底，他说如果一切进入了轨道，人民各别从事他们的经济活动，那么一个地方的统治就会达到“（民）不召而自來，（财）不求而民出之”，所以司马迁总括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的“道”，岂不就是道家之道，老子的“无为”之“自然之治”？
再说，司马迁一向推崇老子，在他的《史记》中就处处透露这点。汉代的班固早就下定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司马迁传》）。这么一来，说司马迁开始引述《老子》，是要“破之”，“批判之”就难以自圆其说。
司马迁推崇汉文帝，处处歌颂他的无为之治，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例如他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这是因为“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律书》）
因此，我相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引用老子的章句，的确是导入之正面语，而不是要加以破斥否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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