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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

【103】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以上一段话出于记述唐代科举制度的书,里头指的“上”是唐太宗,说的是皇帝某次私自视察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列队而出,便高兴地说:“天下的有为之士,都进入了我的圈套!”

唐太宗这句话其实很有先见之明,洞悉科举考试的弊病。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代开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被废除,在中国施行了约1300年,影响深远。

科举的原本目的是让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材。相对于先前的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它无疑是比较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唐代延续隋代的科举制度,但做了更细的分类,“唐制……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新唐书》)可见,不管是人才的等级,考试的范围,成绩的级别,唐代科举都日渐完善。

若按这种趋势发展,民间各种人才都可以通过考试得以进入官府,一展所长。这是积极的、公正的,可以激励人民努力读书,追求知识,以图“学而优则仕”。

可是,当时候的皇帝却发现科举也可以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方法,有助于巩固其统治。所以唐太宗才会冒出“天下英雄入吾彀”的狂言。

果不其然,到了明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走向僵化。读书人为了应考,思想都受四书五经影响,作文也走向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无论是眼界、创造力、思考力都受到限制。渐渐地,为求功名的读书人,都按统治者的意愿死背经书,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这种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苦读、应考的风气,怎能不使一代代的读书人思想僵化?科举于是成了为统治者量身打造思想单一的人才的工具。

到了清末,社会日渐开放,西学入侵,学校教育被引进,传统的科举制度下的求学方式,自然要受到淘汰。

《台湾通史》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省思:“科举非能得人才也,又且抑遏之、摧残之,蔀其耳目、锢其心思,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而精捍者亦不敢与我抗,而吾乃可无忧。故学校之设,公也;科举之制,私也。以私害公,霸者之术也。”

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制度终究要淘汰,为公而设的学校教育要取而代之。
历史走进了新纪元,社会是越来越开放了,人们可以接触的信息已经是近乎于无孔不入的程度。可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摆脱唐太宗的魔咒,不入皇帝老爷之彀?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7/2009

2011年4月25日星期一

【102】 曹参碌碌无为么?

曹参,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

司马迁记载了这样的事迹:汉惠帝埋怨曹相国不治事,于是密令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劝谏。岂知曹窋才开口劝父亲,竟然被鞭打了二百下,还被令回去宫里侍候皇帝,不准谈国家大事。汉惠帝知道后,只好自己出面劝曹参。君臣于是展开了这样的一番对话:

“论圣武,陛下自觉和高皇帝比起来如何?”
“朕怎能和先帝的功绩比?”
“论贤能,陛下认为臣和萧何谁胜?”
“你看来比不上他。”
“陛下的判断是正确的。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既然已经明布法令,我们现在守着职责,遵循他们的道路,有什么不妥?”
汉惠帝因此无话好说,只好打发他下朝而去。(《史记•曹相国世家》)

是的,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朝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看起来的确像是碌碌无为。司马迁还有更绝的描绘:

曹参在任时“日夜饮醇酒”,卿大夫看不过眼,要来相劝,但是每次去见曹参,还来不及说话,就被曹参给灌醉了。某次,与曹参后院临近的官吏宿舍,白天也传来饮酒唱歌的欢乐声。府中的从吏深感厌恶,将计就计把曹参请到后院去,让他听听这种醉言疯语,希望他从而省悟。岂知,曹参听到后,反而在后院摆酒作乐,与对方唱歌应和。

一国之相竟然有此荒唐行径,岂不叫人扼腕,乃至担心汉朝江山?

偏偏历史却不是这样发展。民间歌谣赞扬曹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朝之所以可以稳定下来,除了萧何的贡献外,曹参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司马迁其实对曹参的功过非常清楚,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这是赞扬曹参懂得看整个局势,知道百姓在秦朝的严酷刑法的压迫,以及其后常年的战乱之后,最需要的是“休息无为”,自然地投入经济生产之中,寻求安定。所以,曹参的“无为之治”是恰到好处地让人民得到重新整顿生活的机会,让大汉江山稳固下来。

  “举事无所变更, 一遵萧何约束”的政策,使刘邦与萧何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下去。这不像一般继任者那样甫一上台,就要急着表现,不但一改前任之所为,甚至还反其道而行。曹参继任后,想到的不是显现自己的形象,而是谋求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确保百姓的安宁。即使是用人,他也是招收那些“木诎于文辞”的“重厚长者”,这是为了避免激进和夸大的行径,破坏了稳健的发展。所以,曹参的无为,反而赢来历史的正面评价,功绩反而在无为之中表现出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7/2009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

【101】孝顺的黄香

小学二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题为《孝顺的黄香》的文章:

“黄香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又得了一场重病,不能起床。黄香整天都小心地照料父亲。白天,黄香忙着烧饭,喂父亲吃清淡的食物。晚上,他为父亲盖好被子后,便坐在床边扇扇子,赶走蚊子和别的害虫。父亲病好后,紧紧地抱着黄香说:‘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小朋友看了后问老师:“老师,黄香的爸爸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要病好了才会抱着黄香说他是孝顺的孩子?”呵呵,真棒的孩子!黄香的父亲生病时是不省人事么?要不,何以要等到病好了才抱着黄香表扬一番?

黄香,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人物。迩来小朋友多有背诵《三字经》的,该背过“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里头的“香九龄”指的就是九岁时候的黄香。

黄香,《后汉书》有传,列在“文苑列传”中。根据范晔的记载,黄香字文疆,江夏安陆人。九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思慕憔悴,殆不免丧”,因此乡人都称赞他 “至孝”。黄香家境虽贫困,但是却好学不倦,“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所以当时被尊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香长大后,曾受皇帝肃宗召见,并特许他在东观(当时的史馆)读“所未尝见书”。其后,多有官职,最后担任的是魏郡的太守,都有功绩。

范晔是晋朝人,在他的《后汉书》写就之前,东汉已有《东观汉记》的流传。《汉纪》第17卷也有黄香传。所载与《后汉书》的事迹大同小异。黄香受表扬的重点有两个:孝顺、博学。可是,如何孝顺,两部史册都没有详细记载。
今本《东观汉记》增补了一行比较具体的写法,说黄香“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特别是《二十四孝》的图片与故事流传后,小黄香“扇床枕”更是孝行的代号了。上面说的《三字经》提到的“温席”,指的也是这回事。

这段文字的增补是有根据的。唐代李瀚的《蒙求》有“暑则扇床枕,寒则以身温席”之说,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七收录“扇枕”一条,并载:“《后汉•黄香传》不载扇枕事,陶渊明作《孝士传赞》曰:‘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所辑的《士孝传赞》写的与李瀚《蒙求》的一样。其它如《类聚》《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都有类似记载。《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的古类书写的则是“冬温席,恐其寒,夏扇枕,恐其热”,意思更明确。

总之,古书的记载,在在说明黄香在热天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冬天时在父亲就寝前先睡暖床席。这早就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孝行,何以我们的课本却来个大突破,变成小黄香用扇子赶蚊虫?然后再来个父亲病好后,紧紧抱着小黄香的感人画面?

中国儿童文学家最近反对世界名著简写后编入教科书,因为这会破坏名著的可读性,误导儿童。古人的事迹,若要改编,是不是也应该更谨慎,不要让儿童当着荒谬的笑话来读,侮蔑古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7/2009

2011年4月15日星期五

【100】《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以上这首词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老一辈的人还会哼上几句“怒发冲冠……”,然后告诉您这首歌叫《满江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写的。

其实《满江红》不过是词牌,并非词作的题目,像大家熟悉的苏东坡名作《念奴娇》也是词牌,真正的题目是《赤壁怀古》。宋人以《满江红》写词的很多,《全宋词》收录的名家之作包括刘克庄30首、辛弃疾10首、苏轼6首、柳永4首、文天祥2首等,即使是岳飞本人也有两首,一首题作《写怀》,就是“怒发冲冠”这一首,另一首是《登黄鹤楼有感》。

近世学界对于这首词的作者却提出质疑。最早提出的是余嘉锡先生,他编《四库提要辨证》时辨析了明人徐阶为岳飞所编的《岳武穆遗文》。因为徐阶在岳飞逝世 400多年后才收录《满江红》,其根据的碑石不是岳飞本人亲题,而是赵宽所书。赵宽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材料判断是岳飞作品,因此余先生认为“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此外,这首词不见于宋元人之书,就连岳珂搜集祖父岳飞的作品编成《鄂王家集》时,也没有收入这首,余文怀疑这首词或是明朝中叶的伪作。

余先生如此质疑,有其明确的立场:“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这是站在学术立场探讨,不是要否定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的价值。

其后,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首词的作者,或是明代武将王越或其幕府文人。其主要的论证是根据“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因为按照贺兰山是在西北,而岳飞伐金攻打的黄龙府却在吉林境内,这不符合地理常识。再说贺兰山在南宋时属于西夏,金人攻打西夏,才说“踏破贺兰山缺”,不该是宋人岳飞所说。夏文进一步根据明朝面对鞑靼人在西北的骚扰,推测“踏破贺兰山缺”是明人抗战的口号。末,夏文还引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为证,因为这出杂剧四折都是岳飞一人所唱,没有一句引用《满江红》。

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写了两篇《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反驳余、夏两位先生的论点和论据。例如邓先生引述证据说明岳珂编《家集》是“不够辛勤认真的”,因此不能这首词不被他收编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此外,邓先生也引用其它碑文说明《满江红》一词有比赵宽写的刻石要早的根据。

针对“贺兰山”之辩,邓先圣认为南宋斗争的对象是金人,不是匈奴。岳飞《满江红》却提到匈奴,因此,贺兰山和匈奴一样,是泛说,不是实指。就像稍晚的辛弃疾也有“西北洗胡沙”,“他年要补天西北”等诗句,都是泛指。邓文认为单凭“贺兰山”一句来论证是明人作品,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靖康耻,犹未雪”等句,都是南宋抗金时期的特有语境。

邓先生也用了内证法说明。他引录了岳飞的其它诗句,证明岳飞是念念不忘报君仇,雪国恨的,如“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 “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强调“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看学者辩证,不只是要看结论而已,其辩证过程更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6/2009

2011年4月10日星期日

【99】会写诗的武将

谈到辛弃疾,我们自然想到他那豪迈的词作,想到他与苏东坡齐名的文学成就。可是,辛弃疾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不全然只是一名文学家。邓广铭先生便曾说:“我一向认为,辛稼轩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人物,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爱国词人看待,那是不够全面的。”(《辛弃疾词鉴赏•序》)

邓广铭先生早年就以编著《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奠定辛弃疾研究的基本定位,他的话语当然有极大的分量。

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刘扬忠先生,便曾在“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时呼吁:“改变几百年来把辛弃疾视为仅仅是一个 ‘词人’、一个文学家的惯性思维,对其人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还其人以历史的真面目,给辛氏进行充分的历史地位。”

是的,研究辛弃疾的人都知道,辛弃疾的志向本来就不是在文学,他是在政治、军事上无法成功,才将一腔怨愤寄托在文学之中,创作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

古代文学家,并不一定把自己的人生志向放在创作上面。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志向。但是,由于文化内涵深厚,心里有话想说时,还是会用上了当时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或许因此而阴差阳错地被后世冠于“文学家”的高名。

早辛弃疾不久的岳飞,是军事天才。他是北宋众多将领之中最为金兵所害怕的一名大将。岳飞虽不以词章名世,但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写得慷慨激昂,传诵千古。这阕词虽然被学界怀疑是明人的伪作,但在情感上更多人还是倾向他是岳飞的作品。当然,岳飞还有其它作品传世。

具备文学修养的武将,还有南北朝时期的曹景宗。有一次曹景宗带兵打了胜归来,梁武帝设宴庆功。席中武帝命沈约分韵给诸文人赋诗赞扬这次战役。景宗当时是庆功的主角,没有被分配到。也许是喝多了几杯,特别兴奋,坚持要分个韵赋诗。梁武帝还劝他,说他才能多,不必强要赋诗。可是他却坚持要。当时只剩“竞”、 “病”二韵,难度比较高。岂知他一提笔,却完成了“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诗,令沈约惊呆了。诗中说的是他出征时,年轻一辈都悲痛送行;等他打胜归来,钟鼓齐鸣,热闹非凡,所以他得意地反问,我与汉代名将霍去病相比又如何?

可见,要提高文化素养的又岂仅是文人?写诗,又岂仅是读书人的专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6/2009

2011年4月5日星期二

【98】辛弃疾的村居

那天观赏了一则中国教师的示范课,教材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其词曰:“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脍炙人口的诗作。
教学对象是小学生。教师很有条理地讲解,把教学重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对其中的两点是质疑的。其一是老师说词作描绘了农村的一个五口家庭的和谐生活。二老带点醉意地坐在门前彼此“媚好”,大儿子在溪东豆田里锄野草,二儿子在编织鸡笼,小儿子最潇洒,躺在溪边剥莲蓬。其二是老师说:“这首词描写了农村的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这是作者所向往的生活,因此更会激发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

我对这“五口之家”的怀疑是因为“翁媪”是否还有稚龄儿子?辛弃疾或许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写作,没有把自己写入里头。虽然写的不是作者本人的家庭,但却勾画出“老有所养少有所依”的温馨场景。作者自小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生活正是他所向往的。因此,文中所写的老人与小孩儿,当是相隔了两代的亲情。

“醉里”的解释也待斟酌。老人家何故无端喝酒?辛弃疾的词作常出现“醉里”,例如名句“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等,就是那么一个“略醉的人”听到吴语的温馨,看到老有所养少有所依而感欣慰。

至于说这是辛弃疾的理想生活,也得仔细讲述。这种温馨的场面也许不过是个苟且偷安的写照。若说这样的场景可以激发他抗金复国,这是有点牵强的。但若说这样的温馨场景使他向往和平,厌恶战争,倒是顺情顺理。可是,这绝非辛弃疾的性格和理想。要知道,辛弃疾自幼怀抱恢复大志,一生戎马中度过,希望的就是能够一洗靖康之耻,回复大宋河山。他和主和派水火不相容,是不会苟同于偏安的局面的。

为什么他又会写如此的农居生活?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六百二十多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都是两宋词坛中的佼佼者。其中,抗金复国是辛弃疾的作品的主旋律。至于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的作品,数量也不少。何以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会集中出现在一个文武全才的爱国诗人身上?

这恐怕是时代的局限了。南宋偏安苟且的政局,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朝野上下的疲弱无能,使作者的满腔热血难以舒展。因此,南归后的辛弃疾其实是苦闷的,所以常会抒发类似“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满江红》)的情怀。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6/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