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佛学研究和佛教信仰

佛学研究者要探讨的是真相。真相不一定美，也不一定善。例如未成佛前的悉达多，其太子身份是众多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仿佛“放弃荣华富贵去修道”就是释迦牟尼佛伟大之处。孰不知当时的迦毗罗卫并非“国家”，释迦族更是个末落的统治阶级。在摩羯陀和憍萨罗东西二强的环顾下，其国势岌岌可危，随时被灭。虽说太子被预言可成“转轮圣王”，在政治上可有一番作为，但这并不能挽救释迦族的命运，所以太子得“另辟蹊径”，谋求新的出路。其时印度东方新兴民族都酝酿着反吠陀的情绪，太子的出家修道亦有“乘时而兴”之势，所不同的是，他开辟了一条更为正确的修道之路，协助众生脱离烦恼，趋向涅槃。这样的一种观念，对很多重信仰的佛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佛教信仰者要的是善。善一般上是美的，但却不一定真。不重视真相的信仰者，会很执着。他们抗拒种种真相，只求信仰；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分析，他们的信心就是不动摇。但是，信仰总该有个依据，也就是说该以谁说的为准。这往往便造就了问题。因为佛陀已经涅槃两千多年，不会再亲口说法，还能开口说法的是活生生的宗教师。于是，重净土的一切以净空法师为准，重慈善的以证严法师为依归……大师就是佛陀的代言人。

由于两者的立场有异，需求不同，结果便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互不相容。研究者一向以真理为依归，站在理性的角度思考，是不会理会他人的恶意抨击（如果他是真学者，就会毅然捍卫其学说）。反之，信仰者往往处于感性，甚至会寻求其他途径来非议研究者。历史上便有一个苏东坡广为汉语佛教界所嘲笑。

我也有个小经验。在一次研讨会中，我发表了一篇《从史传记载的演变看鸠摩罗什形象的转变》，谈到《晋书》记载罗什“吞金针”以制止当时僧人效仿他不住僧寺的做法。正史记载的神话，反而不见于辅教的僧传，这不是耐人寻味么？正史不会无中生有，史家必然有所根据。《晋书》是唐代写成，鸠摩罗什则是晋朝人物。这样的一种时空转变，不正好说明罗什形象的转变么？后世对鸠摩罗什的敬爱只有与日俱增，不惜美化他曾有妻室的污点。我的这番说话，便引来不少抨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一位法师说的：“圣人的言行是不为凡夫所理解，我们不该亵渎圣人的言行。”

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是禅宗。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此对于学理的探讨是不感兴趣的。实践和实证才是正道。胡适不识趣，1926年在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亲睹了敦煌遗卷后，发表了数篇禅宗史源之作。其主要思想是“只有把禅宗放在历史的确当地位中，才能确当了解”。结果引发许多的抨击。铃木大拙便直接批判他“对于历史可能知道很多，对于幕后的角色却一无所知”，因为“禅是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显然，后世支持铃木的观点的人要多于胡适。

研究和信仰真的是对立的么？我们真要像当今一些研究佛教的大陆学者那样，急于和佛教划清界限么？信仰者就不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信仰，去从事理性的研究？对于胡适的研究，印顺法师反而认可，“胡适所作的论断，是应用考证的，有所依据的”，这是何等胸怀？不过，法师还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对中国文化如何贡献，更不能作人身攻击。唯一可以纠正胡适论断的，是考据。检查他引用的一切证据，有没有误解、曲解。”（《神会与坛经》）印顺法师这种态度岂非正道？

我是佛学研究者，也是佛教信仰者。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2/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