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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0日星期二

【171】佛学研究和佛教信仰

佛学研究者要探讨的是真相。真相不一定美,也不一定善。例如未成佛前的悉达多,其太子身份是众多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仿佛“放弃荣华富贵去修道”就是释迦牟尼佛伟大之处。孰不知当时的迦毗罗卫并非“国家”,释迦族更是个末落的统治阶级。在摩羯陀和憍萨罗东西二强的环顾下,其国势岌岌可危,随时被灭。虽说太子被预言可成“转轮圣王”,在政治上可有一番作为,但这并不能挽救释迦族的命运,所以太子得“另辟蹊径”,谋求新的出路。其时印度东方新兴民族都酝酿着反吠陀的情绪,太子的出家修道亦有“乘时而兴”之势,所不同的是,他开辟了一条更为正确的修道之路,协助众生脱离烦恼,趋向涅槃。这样的一种观念,对很多重信仰的佛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佛教信仰者要的是善。善一般上是美的,但却不一定真。不重视真相的信仰者,会很执着。他们抗拒种种真相,只求信仰;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分析,他们的信心就是不动摇。但是,信仰总该有个依据,也就是说该以谁说的为准。这往往便造就了问题。因为佛陀已经涅槃两千多年,不会再亲口说法,还能开口说法的是活生生的宗教师。于是,重净土的一切以净空法师为准,重慈善的以证严法师为依归……大师就是佛陀的代言人。

由于两者的立场有异,需求不同,结果便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互不相容。研究者一向以真理为依归,站在理性的角度思考,是不会理会他人的恶意抨击(如果他是真学者,就会毅然捍卫其学说)。反之,信仰者往往处于感性,甚至会寻求其他途径来非议研究者。历史上便有一个苏东坡广为汉语佛教界所嘲笑。

我也有个小经验。在一次研讨会中,我发表了一篇《从史传记载的演变看鸠摩罗什形象的转变》,谈到《晋书》记载罗什“吞金针”以制止当时僧人效仿他不住僧寺的做法。正史记载的神话,反而不见于辅教的僧传,这不是耐人寻味么?正史不会无中生有,史家必然有所根据。《晋书》是唐代写成,鸠摩罗什则是晋朝人物。这样的一种时空转变,不正好说明罗什形象的转变么?后世对鸠摩罗什的敬爱只有与日俱增,不惜美化他曾有妻室的污点。我的这番说话,便引来不少抨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一位法师说的:“圣人的言行是不为凡夫所理解,我们不该亵渎圣人的言行。”

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是禅宗。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此对于学理的探讨是不感兴趣的。实践和实证才是正道。胡适不识趣,1926年在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亲睹了敦煌遗卷后,发表了数篇禅宗史源之作。其主要思想是“只有把禅宗放在历史的确当地位中,才能确当了解”。结果引发许多的抨击。铃木大拙便直接批判他“对于历史可能知道很多,对于幕后的角色却一无所知”,因为“禅是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显然,后世支持铃木的观点的人要多于胡适。

研究和信仰真的是对立的么?我们真要像当今一些研究佛教的大陆学者那样,急于和佛教划清界限么?信仰者就不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信仰,去从事理性的研究?对于胡适的研究,印顺法师反而认可,“胡适所作的论断,是应用考证的,有所依据的”,这是何等胸怀?不过,法师还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对中国文化如何贡献,更不能作人身攻击。唯一可以纠正胡适论断的,是考据。检查他引用的一切证据,有没有误解、曲解。”(《神会与坛经》)印顺法师这种态度岂非正道?

我是佛学研究者,也是佛教信仰者。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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