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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5日星期一

【283】我反正是信的

我的学生在讨论《离婚》时,先说明鲁迅的创作动机:“在辛亥革命那么多年后,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并没有成功被解开。”又说:“五四运动过后, 妇女在解放运动过程中,面对几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向前突进时的困顿与艰难。”

显然,这是因为他们认定《离婚》是鲁迅要展示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可是,他们往下评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时,却说:“表面上看,《离婚》描写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妇女悲剧命运,但实际上这部小说是通过爱姑的悲剧,说明辛亥革命后虽然推翻了清朝帝王专制制度,但还是没有完全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又说:“爱姑的悲剧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改革者不彻底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束缚,不打碎精神枷锁,抗争必然失败。”

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却不察觉。这就是典型的“拿来”做法——看到资料便引为己用,不管出处,不管前言不对后语,反正能够讲出个“模样”就是。

其实,后面那几句话相当能概括鲁迅创作《离婚》的动机——改革者不彻底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束缚,不打碎精神枷锁,抗争必然失败。这不是铿锵有力的评论么?

所谓“爱姑的悲剧”,指的就是小说里头所描述的主要情节。爱姑是农村的一个妇女,由于丈夫另结新欢要和她离婚,她敢于反抗。三年来,不知道闹了多少回,劳动多少人出面斡旋,事件还是僵持着。最后,夫家请出城里的“七大人”,在一次见面中,事件竟然草草落幕,爱姑一家接受九十元的赔偿,同意离婚。

爱姑的坚持象征着一种“抗争”。何以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和“不打碎精神枷锁”。易言之,就是本身还带有奴性,屈服于权威之下,加上对抗争的意义和目的不明确,脑子里还是拥有封建的糟粕思想。

从这样的角度思考,小说所嘲讽和谴责的,就不只是爱姑,而是里头的每一个人了。爱姑和站在她身边的人,并不是在争取什么新时代的女权或人权,他们只是在争一口气。气出了,心也就平,所以九十元便可以妥协。

爱姑被震慑而屈服的一节写得尤其精彩。她本是“不管七大人、八大人”的,有苦就说,有冤屈就申述,但是七大人突来的一句“来——兮”却叫她不敢再说话,从最初表态要“拚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的,变成了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这不正是“奴性”的最佳写照么?这样的人如何抗争?

七大人解决纠纷的方法,竟然是一句毫无意义的“来——兮”。这样“无厘头”的话语,依然发生在许多掌权者身上。例如在中国大陆,常发生嫌疑人在看守所突然死亡的事件,而官方给的解释,越来越有“创意”,成为人们调侃的话题。例如把看守所的死法说成“躲猫猫”、“发狂死”、“如厕死”、“呼吸死”、“抽搐死”、“床上摔下死”、“噩梦死”等等……何以给出这样荒谬的理由依然有恃无恐?温州快车出事时,铁道局发言人的说法透露了玄机。他说:“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

主子的“来兮”固然荒谬,拥护者却“我反正是信的”,这便使封建统治者的束缚持续,人们的精神枷锁依旧。

七大人会不会长命活下去,关键就在你我愿不愿意做爱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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