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语文教学,我们最关心的两个课题是:一,教什么;二,怎么样教。前者是教材,后者是教学法。孰者为重?我觉得是教材。
良师难求,明师更难遇。如果没有遇上好的老师,学生面对着优秀的教材,至少还可以自学。
唐代,李翰编了一本《蒙求》,是给小学生的识字课本。编写的方式是四字一句,各带出一个典故,如:“桓温奇骨,邓艾大志。杨修捷对,罗友默记。杜康造酒,苍颉制字。”一句一个典故,信息量是过高的,儿童恐怕负荷过重。
后世论及中古童蒙书籍,《蒙求》与《千字文》往往并提,可见其重要性。李翰之后,“蒙求”的体制影响甚大,纷纷编撰的书籍有《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等。
南宋教育更加普及,蒙书走入了村学。当时的教材除了《蒙求》以及失传的虞世南编写的《兔园册》之外,还有《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太公家教》与《三字训》等。《杂字》以学习单字为主,通俗易懂;《百家姓》以姓氏编篡为主,类《蒙求》;《千字文》取材广泛,有若干历史知识;《太公家教》讲述人生哲理;《三字训》后世的《三字经》一脉相承。
到了清代,西式学堂还没有兴起之前,童蒙教育以“三百千”为主。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还有为了习写诗文而学习的《千家诗》和《幼学琼林》,前者有助于帮助熟悉诗歌的格律,后者可助熟悉对仗及成语、典故。《幼学琼林》的编撰,使童蒙教育除了识字外,也注重灌输常识。
封建帝国被推翻后,教育也迎来了西式的学校式教育。这时候的语文课本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使用白话文固然是当中最主要的变化,借用教材教育儿童的用意也很明显。例如《衣服要常洗》:“我的衣服常常洗,所以很清洁。”又如《湿衣服不能穿》:“湿衣服,不能穿。穿了湿衣要生病。”《吃饭有一定的分量》:“我吃饭,有一定的分量。不多吃,也不少吃。”读起来索然无味,像《每天大便一次》就叫人发笑了:“我每天起身后,大便一次,所以身体很强健。”
不过,民国课本有好些文章写得很美的,遣词用字很讲究,读起来琅琅上口,如《秋天的野外》:“秋天的野外,杂草很多,有的开着花,有的结着果。”《秋天的鸣虫》:“翟翟翟!唧铃铃!到处有虫叫,声音很好听。”《纺纱织布》:“弹棉絮,搓棉条,纺纱、织布、做衣料。”《邮差送信》:“一个邮差,穿了绿衣,背了信袋,忙着送信。”《水和雪》:“空中的水气,遇着大冷,就变成雪。地面上的水,遇着大冷,就结成冰。”
当中有些是政治色彩过重的,如《国旗和党旗》写:“青天白日是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旗。”又如《十一月十二日》写:“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各处都开会纪念他。”更有的是企图影响新一代的,如《都买国货》:“你也买布,我也买布。不买洋货,都买国货。”类似这些把政治带入课堂的做法是引人诟病的。
走入现代,语文教材不再只是为了识字而设。您是否满意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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