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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304】又回到原点

我在整理中国儿童文学观念的转变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绕了一个大圈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付出的代价就是100年。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步,是在于人们对“儿童”的新认识而决定。直接影响中国人的儿童观的是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他的“儿童中心主义”提出:“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这是有针对性的说法。过去,我们的教育往往跟着某些特定拥有权力的人转,让儿童的命运交给“权力”;也有的是跟着教材转,让儿童的命运交给那些看不见的“幕后黑手”,也就是教材的编撰者;也有的就索性交给老师,老师的优劣决定着孩子的前途。杜威的“一切措施围绕着儿童转动”,的确堪比哥白尼的“日心说”。

最早响应杜威的说法,并积极推动着新时代儿童观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倡导儿童文学之本意在于“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和趣味”,儿童文学只是儿童“可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这种观点认为儿童文学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其艺术构成都必须以儿童心理特征为依据和标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

周氏兄弟的积极推动,加上当时文人的响应,“儿童本位”的观点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依据。可是,一种学说受到过度的吹捧,往往就要被不同的接受者所扭曲,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和走样。“儿童本位”论的建设进程也免不了产生极端化的理解、接受和发挥。当“儿童本位论”被理解和解释为任儿童的喜好“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的“撒手主义”时,它必然受到了后来人们的尖锐抨击和批判。其中,受到最大攻击的代表是胡适和周作人。

胡适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这段话:“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类似之处,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

周作人受到攻击的话则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 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由于“儿童本位论”受到了质疑,于是便有新的观点的提出。最有力的就是强调儿童文学应该以教育为目的,蒋风教授给儿童文学下的定义,便是“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鲁兵也说:“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概念又受到了质疑,刘绪源说:“儿童文学也是一种文学,它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审美是一种情感的活动;爱也是一种情感,它可以转化为审美。教育从整体上看却不是一种情感”。朱自强则依然强调儿童文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他重新强调“儿童文学”即“儿童本位的文学”,将儿童性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本质的属性,无疑是对上述以教育性为主的儿童文学的一种驳斥。

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毕竟“继往开来”才是王道,一味否决过去只会导向冤枉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13

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

【303】发人深省的譬喻

“譬喻”是佛经文学的一种呈献形式,也是佛说法的善巧方法之一。

在佛典中,譬喻屡见不鲜。例如大家熟悉的“瞎子摸象”就是一个譬喻。这个譬喻本来是佛陀对弟子们诠释“涅槃”的境界而设的。常人修学,都是瞎子摸象,只在一隅,不该以偏概全。像瞎子摸到大象身体的某个部分,误以为那就是大象的整体,就要闹笑话。如果固执不服输,还尽量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如把象脚摸遍摸透,连象脚有几根毛发都摸出来了,这种争辩变得更无意义,徒费心机。

苏东坡早年写过一篇修道的文章,可是文章题目却不写“道”,而作《日喻》。我们推测苏东坡是以自设譬喻为荣的。这个譬喻是这样的: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譬喻的设置和《瞎子摸象》有很大的相似处。盲人不知道什么是太阳而求问于人,人们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铜盘,也告诉他太阳的“光明”如蜡烛,可是他却没有听清楚“形状”和“光明”,“以偏概全”地直接把太阳当铜盘,也把太阳当蜡烛。在敲打和触摸之后,日后听到钟声和笛子,难怪要误以为是太阳了。摸象的瞎子也是犯上同样的错误,他们不知道自己摸到的是象的局部,却错误地把“大象的脚像柱子”变成“大象像柱子”,以偏概全而又不自知,难怪要争论不休了。

苏东坡的《日喻》说明他发现佛经文学的“譬喻”的巧妙,也有意效仿释迦作譬喻说法。宋人好发议论,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很大关系。苏东坡的“日喻”是否在暗示着新法的执行者的偏差,这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约一千年后,中国五四运动时,又有一个大文豪倾注在佛经的譬喻文学中,他就是鲁迅。1914年9月,鲁迅出资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了100本《百喻经》;1926年5月,他又出资赞助王品清校点《百喻经》,自己亲自作了题记,交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视“敢于拔神像胡子”为英勇和先进的鲁迅,竟然出资流通佛教经典,这是耐人寻味的举动。追根究底,我觉得还是因为鲁迅发现佛教譬喻手法的巧妙,短小精悍而又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我们以《百喻经》开卷的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个譬喻叫“愚人食盐”。原文作:

“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空食盐。食已口爽,反为其患。譬彼外道,闻节饮食,可以得道,即便断食,或经七日,或十五日,徒自困饿,无益于道。如彼愚人,以盐美故,而空食之,致令口爽,此亦复尔。”

这个譬喻说明有些人不知道因缘的奥妙,而独立看待某个条件。结果把盐本身当美食,独自享用,自然苦不堪言。

小学阅读教学强调朗读,希望学生通过朗读体会文字的内涵。可是一些老师却误以为新式阅读教学就是要朗读,不断让学生反复朗读,读到小学生都要出声抗议。这何尝不是现代版的“食盐”譬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9/2013

2014年3月20日星期四

【302】明通三教的苏东坡

苏东坡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豁达的人生观。历数文人的一生际遇,少有东坡那样坎坷多变的;纵观面对多舛命运而依旧坦然,并且贬居各地又有贡献的,更是罕见。

苏东坡命运的大转折是在贬官黄州期间。莫砺锋教授说得好:“五年的黄州生涯不仅为东坡的诗文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毅、沉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东坡居士’这个别号产生于黄州,连东坡这个人物也是诞生在黄州。”

贬谪黄州是“乌台诗案”之后的事。他因作诗讽刺新法而锒铛入狱,百余日后虽被释放,却带罪赴黄州任无薪酬的小官。苏轼到了黄州,最大的困扰是如何养活一家大小。豁达的他,可以亲自下田垦荒,开创新生活。“东坡居士”便是他开垦东边的田地后自取的别号。在这时期,他也写作,《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都出自此时。

何以生活的不如意击不倒这位才华洋溢的书生?我觉得是其深邃的哲学思想所致。苏东坡是精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读书人,造就了他比较“随性”的个性。韩愈“古文运动”要明道,明儒家之道;苏轼“古文运动”也要明道,但是他的道却是生活之道。举凡有用于生活的道,都可为我所用,何必在乎其姓孔姓李姓释?

乌台诗案前,苏轼曾作《日喻》,主题是阐明如何学道。可是他修道的原则是“道可致而不可求”,这就与道家的无为而治,崇尚自然,以及佛家的空性哲理相近。他在文中强调只有置身其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积累,才可以得“道”;道是无法通过“问”和“理解”得到的。

然而,这篇文章何以又不以“求道”命名而称《日喻》?可见他本人对于“日喻”是情有独钟,颇为自豪的。所谓“日喻”是文章一开头所讲述的一个譬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盲者不懂太阳是什么,求问于人,结果就闹了以为铜盘、笛子是太阳的笑话。

苏东坡因此做了结论:“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何以苏东坡以此为豪?盖因他创造了一个很妙的譬喻。譬喻本是佛经文学的类型之一,是将义理寄寓在生动有趣的故事叙说之中。类似寓言却比寓言要真实,因为直接引用生活事件来说道理。例如盲人摸象,空中楼阁,傻瓜吃盐等都是。

李最欣的《苏轼诗文创作与佛经譬喻——兼论日喻之佛典渊源》一文指出苏轼此文的创作有迹可寻,因为他在此前的《跋赤溪山主颂》《胜相院经藏记》二文引用了佛典的“与无舌人说味”的譬喻,如何告诉无舌人“甜”的味道实在是一大难事。而在判断苏轼“日喻”的渊源上,李文判断出自《大般涅槃经》卷14的譬喻是颇有说服力的。

从这里可以旁证苏轼思想的复杂性,是明通三教而又能贯彻三教思想的大学者。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9/2013

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301】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在1927年应广州市教育局邀请,在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经几度修订整理,成为研究文学史的一篇重要文章,被视为是魏晋文学史的一种研究观念。

其中,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个观点更对日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研究,起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确是十分精当的。直至近年出版的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更加是“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

所谓“自觉时代”,是说文学摆脱各个学科合一的状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从作家创作的角度看,则是指作家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创作,把文章视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被视为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再从作品来看待,骈文的倡导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性成果。

骈,本义就是两马并行。在文学上,骈文指的就是注重语句结构的平行和对偶。由于常见的是四字或六字,或前四后六,前六后四的相对,所以骈文又称“四六文”。四字相对的如“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六字相对的如“山顶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四六相对的如“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六四相对的则如“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样的写作方式,作者非得有很强的语文基础,充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不可。

创作骈文,肯定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所以我们说是“自觉的”创作。“自觉”的从事创作固然很好,但是过度标榜之后,问题也跟着产生,成了重视形式多于内容的创作。就像魏晋时期的名士那样,本来为了摆脱世俗,形成“清流”,但是自觉的“清流”之后,许多过度的行为便产生。

鲁迅评述得好,他说:“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

《世说新语》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脱衣裸形还不以为然,人家责备,还大言不惭说“我以天地为家,以衣裤为房间,你为何跑到我的裤子来干什么”?

如果这种“清流”你也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政坛上说“我爱取悦谁就取悦谁,干卿何事”就有市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13

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

【300】拿自己开涮的韩愈

韩愈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的大师级人物。他不但要负起文章改革的使命,对抗当时盛行的、重形式多于内容的骈俪文,还要通过文章宣扬儒学,重振日愈走向低靡的儒家学说。

也就因此,韩愈的文章“说道”的味道很重,往往好为人师。

不过,作于元和七年(812)的《进学解》倒是一篇奇文。

根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段文字让我们知道韩愈频频被贬官,元和七年二月再次被贬为太学老师,心里充满郁勃之情,于是写文章宣泄自己怀才不遇、聊发仕途蹭蹬的牢骚。没想到此文因此被赏识,与翌年三月改官,到史馆修史去了。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奇在哪里。

这篇文章的整体构思并不复杂。先是摆出为人师者的风范,召集学生给予训话。勉励他们学习要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为圭臬。“勤”和“思”是学习之要道,“懈怠倦堕”和“因循随俗”是学习之要害。生于盛世,如果能够秉持这种信念,是不担心自己不被提拔,发挥自己所长。

文章的第一个转折颇有趣味。因为学生竟然不以老师的话为然,加以辩驳。辩驳的根据点就是老师的际遇正好与所说的相反,老师不但学得勤,还学有所成;老师的文章闳中肆外,为人更是卓然有成。可是,老师却俨然是个失败的人,冬天让孩子挨冷受冻,丰收之年太太也要挨饿吃不饱。像这样“命与仇谋,取败几时”的男人,又怎么有资格教人?

与其说学生的话说得太刻薄,不如说韩愈的文笔去得太尽了。学生这样的抢白明显给人家看出是“假”的,是韩愈自己虚构出来的一段牢骚话语。虚构的目的当然用以自嘲,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可是细细分析里头所言,却正是韩愈一生的努力方向和所坚持的理想。韩愈是在自剖自己治学为人的方向与立场,是借用虚构的一个学生之口,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学习、捍卫儒道以及从事文章写作的努力与成就。

韩愈的高明之处在于拿自己开涮,描绘了自己行为与结果相违背的状况。一个为学勤奋,为行勤劳,为文闳中肆外,为人方正率真的高级知识份子,却偏偏命运像与仇敌相合,屡遭挫败。第一段韩愈说明国家在高调公开搜罗人才,第二段却暗示像他这类的有才干的人却受困于谗言诽谤,难以施展才华。这样的绝妙讽刺,婉转地揭露了人才的消磨已成为时弊。

跟着,文章的第三段写老师的解释。老师先以工匠选材、医师用药打比喻,说明国家用人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该给予体谅。跟着又举孟子、荀子的遭遇与自己比,说自己才华不及孟荀,不被重用是正常的,不该有什么牢骚。审视其文笔:“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正话反说,寓庄于谐,描述得滑稽而诙谐,趣味横生。

看毕韩愈的奇文,我们实在该庆幸我们不是生在唐代,不必也效仿韩愈写《进学解》。

作于:北京·西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8/2013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

【299】《桃花源记》是抄袭之作?

黄庭坚是北宋的大诗人,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他构建并提出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点铁成金”意思是将古人的诗句加以点化,化腐朽为神奇;“夺胎换骨”则是利用前人的诗意,换一种说法。

这句话的出处是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诗意无穷,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少陵、渊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古人之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 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我上周为文说:“最怕眼前有座高山。可是真遇上了,就得另辟蹊径,才能找到出路。跨越不了,打横绕过也行。”诗歌发展到唐代,成就太辉煌,再高的聪明才智之辈,恐怕也难以超出既有的成就,“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法可谓另辟蹊径矣!

不过,这种做法也会引人诟病,例如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便说:“鲁直(黄庭坚)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剽窃就是抄袭,用今天学术的规范看,是严重的过错。

我认为黄庭坚用古人的意念,附上今日之包装,有时还真能起着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今举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例。

《老子》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就是桃花源的原型么?陶渊明说“设酒杀鸡作食”不正与“甘其食”相应,其他如“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与“美其服”相应,“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与“乐其俗”相应,“土地平旷”二句与“安其居”相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相应等,都看出陶渊明是用晋人语言对《老子》进行改写。可是这种改写却将老子的“理想国”给落实了。

唐代许坚的《初学记》引录了晋宋江南流传的《荆州记》,其文曰:“宋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茫,无复髣髴。”如果逐段对比,这更加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

黑龙江大学教授范子烨说:“与《桃花源记》相比,《荆州记》显然是一篇粗糙的丛残小语之作,《桃花源记》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它的超越,不仅由于叙事篇幅的增加,更主要的还在于叙事角度的独特性。……具言之,就是以通俗的题材和常见的形式承载‘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从而使这篇短短三百多字的叙事散文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

何以《老子》第八十章少人问津而《桃花源记》家喻户晓?为什么《荆州记》在文学史中被遗忘淘汰而《桃花源记》却流传千古?我觉得只能以黄庭坚的“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来说明。

如果陶渊明活在现在,《桃花源记》一发表就被判为“抄袭之作”,那可冤大头了!

作于:北京·西郊宾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8/2013

2014年3月2日星期日

【298】最怕眼前有座大山

中国“二十四史”中有“前四史”是比较著名的,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尤其是《史记》《汉书》成就更大。

很巧合的,这两部书的作者的生活际遇有很多相同点。

第一,两人都是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史书。司马迁的父亲是司马谈,是汉武帝时候的史官,临终前握着司马迁的手,希望他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即继孔子著《春秋》之后,把期间五百年的历史写出来。班固的父亲是班彪,是东汉光武帝时的史官,曾“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年仅25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

第二,两人都莫名其妙地“犯法”入过狱。司马迁是因为给李陵辩解,得罪汉武帝,被关进大牢里,最后选择接受宫刑才脱离牢狱生涯。班固是因为撰写《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而被捕下狱。后来得到弟弟班超的上书辩解,才免于难。不过,班固后来又因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兵败受牵连而死于狱中。

若比较两部史书,我还是比较喜欢《史记》。因为《史记》不但是历史丰碑,还是文学巨著;它不但记载了历史的进程,还写活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以人物传记为骨干的写法。

司马迁著史不尽然“实录”,还夹杂着许多合理的想象,像项羽临死前认输而不服气的数场战役,尤其是乌江渡口与亭长的对话,显然都不是史实,但是司马迁加插这些细节,使项羽作为“失败英雄”的形象更为丰满,留给后人更加深刻的印象,为后世所称颂。

司马迁的成就是很高的,形成了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

班固写史记后传,也就是后来的《汉书》,显然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现实中,也是如此。

省视历史,我们的确很难搬出历史中留名的“父子兵”,更莫说是“三代豪杰”了。尤其是“子继父业”又有高成就的,更是鲜见。父亲有高成就,儿子就要面对一座高山在前,想要跨越,谈何容易?父亲即使不给孩子施压,其成就也自然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让孩子活得尴尬、困难。这是比想要跨越没有血缘关系的前人,来得更加困难的。

高山无法跨越时,我们就要另辟蹊径,寻求突破。跨越不了,横渡总行吧?

像班固,其文笔无法像司马迁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是他选择用简洁规范,韵味悠远的文笔著史,自有一种妙处。给《汉书》在史学上占一席地位。

《汉书》的体例承袭《史记》,但班固却将“书”改为“志”,放弃“世家”,官民传记皆并入“列传”。这是体例上的创新。尤其是其《艺文志》,更为后世称颂。

《汉书》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是今天所谓的“抄袭”,但仔细阅读,又会发现班固的局部修订,有好些都是合乎历史写作的规范的。

因此《汉书》被誉为“学者”之著,《史记》则是文人之笔。简而言之,班固是在高山底下小心翼翼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这种另辟蹊径,另求出路的做法是我非常赞赏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8/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