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流传“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在我们那个时代确然如此。那时金庸小说最为盗版书商喜爱，就连租书店也供应山寨版图书。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金庸笔下的人物愈发普及，人们认识他们大多通过电影、电视剧，再来就是电玩。
21世纪初，中国境内境外纷纷把金庸小说纳入中学教材，北京选《雪山飞狐》，港澳台、新加坡都选《射雕英雄传》。与其说这是金庸小说的“被发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趋势，一种要抗衡庸俗化的趋势。
小说人物家喻户晓不一定就是好事。孙悟空是华人社会通用的代码，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孙悟空。但《西游记》是如何构建人物，小说用了哪些表现手法，其价值又是表现在哪里，却少有人问津。结果，大圣爷莫名其妙上了神台，为众人所膜拜。有趣的民俗学对民智的发展不见得有贡献。
通俗文学固然俗，背后却有特殊的创作意识和文化传承。金庸小说是做到形象与理念结合，阐发着不同的人生境界的。郭靖、杨过、张无忌恰好代表传统思想中儒、道、佛的侠义理念，这岂不耐人寻味？
把金庸小说纳入教材，教师可引领学生怎样读经典。它可以教得很“大”，如探究小说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法；也可以教得很“西方”，例如从文艺复兴和古典美学的角度，探讨金庸小说的艺术手法；还可以教得很“实”，例如追问“你喜欢小说中哪个人物？”“如果你来创作，你会让乔峰死去吗？”等。
AI时代，我们要给学生的不只是大数据，更要帮助他们学会深度阅读，以打开视野，建立实用的三观。
通俗文学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被如此利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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