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给中学生上古文课

怡保师范学院华文科主任陈肇强讲师退休后，转任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的协调官员。本着关心教育的理念，他上任后便号召州内督学、师范学院讲师、多所华小校长、教师联谊会等单位，联手炮制一项“中小学华文教学公开课”的活动。

我很荣幸地受邀主持这个活动，并给中学生上了一堂公开课。

所谓“公开课”，指的是上课给老师们观摩，并接受大家的评点和意见，以探讨教学的有效性。这一次的公开课，怡保区约有150名教师参与。

公开课并不只是上一堂课给大家看那么简单，还要给老师看到一些不同的教学概念，并通过实际的教学验证成果。

我这一次上课的对象是深斋独立中学的初中二学生，共十六人。

我采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教学法——让学生通过自学读通一篇古文。

在导入时，我单刀直入地让学生知道宋人好发议论的写作风格。我通过李白和苏轼的两首诗歌——《望庐山瀑布》和《题西林壁》来说明这个特点。然后，我要学生想象宋人写“游记”会怎么样写？由此而切入课文——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为了试验我的教学概念的可行度，我故意挑了一篇难度较高的课文。在中国，此文收录在高三的语文课本。现在我面对的却是中二的学生。

具体的教学时，我先朗读课文，让学生有个初步印象，知道王安石此文有叙也有议。

下来，我派给学生一份习题。这份习题是理解题，学生通过课文和我提供的简单注释尝试回答六道与课文内容有关的问题。例如褒禅山和慧褒禅师有什么关系，答案有四个选项。学生先自行作答，然后再组合四人一组，在小组中核对答案，并寻求共识。最后，我与他们讨论正确的答案。除了一题出现不同答案外，其他的学生都能够正确回答。

第二回合，我再派给每名学生两张卡片，卡上写有四个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说法。这四个说法中，有一个是错误的。我把这个错误的答案也圈了起来。拿到卡片的同学要在组别中大声读出卡片的内容，然后让同学们猜猜哪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一回合，我完全抽身，不与他们讨论内容，而由他们自行交流讨论。因为已经提供了答案，所以他们可以很有信心地作交流。一组四人，每人两张卡片，本来是该设计八道题的，但是我故意留下一个空白页，让学生自行根据课文内容写下四个句子，其中一个句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书写时，不可以抄原文，要用白话文来表达。

完成了这两个回合的交流和讨论，学生基本上理解了课文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挨章逐句的讲解，也没有进行翻译的工作。学生尝试阅读文章，陌生的词语我都提供注释，他们通过问题的引导，自行尝试捕捉课文的内容。

初步理解过后，我才和学生探讨课文内容。重点是王安石如何通过游记发表议论，以及议论些什么。学生都能够说出要成功，必须要“有物、有力和有志”。再对比之下，他们也能够说出三者之中“志”最为重要；没有“志”，有物和有力也是徒然，就像王安石游褒禅山一样。

最后，我再让学生说说生活中哪些事项的学习也牵涉这三个条件。

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都跟得上我的构思，最终完成任务——读懂《游褒禅山记》。一旁观摩的老师也纷纷认同这种方法。

原来古文并不是那么难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3/2014

【327】古人如何看待儿童

朱自强教授在《儿童文学与儿童观》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成人对待儿童的观念。

朱教授首先引述了两则古文记载的事件：

第一则出自《搜神记》，记载的是有关孝子郭巨的故事。原来郭巨与两个弟弟分家时，自己不取分文，反而挑起奉养母亲的责任。后来太太生了儿子，郭巨一来感觉照顾儿子会妨碍侍奉母亲，二来看到老人家有食物时竟然分给孙子吃，减少了他对母亲的奉养。于是竟然要活埋儿子以尽孝。可是皇天有眼，在他凿地时竟然挖出一釜黄金，不但解决了贫穷的问题，还“名振天下”。

第二则是唐代传奇《杜子春》，说的是杜子春转生后为王家一哑女，嫁给进士卢珪，并生一男儿。男儿两岁时，卢抱着他与妻子说话，妻子没有回应，卢大怒，觉得妻子这是在鄙视他，于是“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声而碎，血溅数步”。

对于这两则故事，朱教授评说：“原来活埋自己的儿子，不仅可以发大财，而且还可以‘名振天下’，可见父亲对儿子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了一种‘公理’。尤其像郭巨这样，‘埋儿’是为了敬老，还可以被奉为‘美德’。”对于杜子春的故事，朱教授则感慨地说：“郭巨之儿被埋，毕竟还因其妨事亲，使老人减馔，可叹卢生之子何‘过’之有，竟成了父亲大人对妻子发怒时的牺牲品。”

朱教授因此总结：“可见，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

我觉得这种“眼睛”并不需要等到十七世纪卢梭出现才擦亮，中国古代对儿童持有较清楚的认识的，还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就像中国人最早发明火药、罗盘一样，虽是创始人，却无法将之普及到社会各阶层那样。中国有科学么？有，但却是零星的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和发现，没有落实到生活里头去。

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写到一位叫方仲永的神童，五岁能作诗题字，秀才来考他，“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可惜的是父亲违反自然，不让仲永学习，而把他当摇钱树，处处炫耀其才华挣钱，结果十多年后，仲永与普通人无异，再没有什么特殊才华。王安石无限感慨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人材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可见，在王安石心目中，儿童有儿童成长的规律，那是属于自然之道（天），不该违逆。这是正确的儿童观。

用这样的观点往前推，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虽然谈的是种树之道，并明言“吾问养树，得养人术”，养人，即“养民”，也就是治民的方法。如果我们细看郭橐驼的那番“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养树之道，那种“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方法，不正是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的教育原理么？强加妄为，破坏树的成长规律，只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柳宗元还强调了种树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精心，而纵观其植树的理论，岂不正是一套符合后世儿童观原理的教育方法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2/2014

【323】一定要谈道德价值吗？

我和学生讨论教学构思。一名实习生讲述他的教学经验：“我在教《望夫石》这篇课文时，学生竟然说那个女人太笨，如果是他才不会这么做。我听了很惊讶，马上纠正他，并灌输他正确的观念。”

我想，更惊讶的是我。我转身问其他同学：“如果你们是那个女人，你们会这么做，伫立在海边守候，最后变成石头吗？”好几个同学点点头。

我再说：“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封建？你们常说反封建，但是封建烧到眼前了，反而去歌颂？你们不觉得这是旧社会压制女性的做法？那些贞洁牌、寡妇坊的，不是旧社会要女人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压制女性的人权么？课文中，我们没有看到男女主角有什么爱情，男的婚后想家，所以回家乡去。孰知，却是一去不回头。可怜的太太还要每天站在海边痴望守候，最终化成石头。这是歌颂爱情的篇章？”

这时候大家才有反应，纷纷表示不会这样。这才发现在课堂上发言的小朋友很有主见。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并非我们的老师知识薄弱，而是被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所捆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教育部便规定教师教学要顺势灌输价值观，让小学生自小养成良好的品德。语文教学亦然，每篇课文教师一定要找出可以灌输的“道德”，不然就感觉空空的，好像有什么任务尚未完成似的。

例如教了《阿凡提》的故事，不是引导学生辨析阿凡提如何聪明的应对无理取闹的人，而是苦口婆心提醒孩子们不可以向阿凡提学习，出处说话骗人，引人入彀；教《西游记》篇章，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像孙悟空那样鲁莽冲动，处处以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切仿佛是财主复活，白骨精奸计得逞似的。

就连这样的美文：“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轻轻地落到地上，沙沙沙，沙沙沙……/田野里，一群小鸟正在争论一个有趣有问题：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小燕子说：‘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绿了。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麻雀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了。’/ 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也有老师要找出“价值观”，提醒孩子们不要胡乱做结论，不要予人争论，要思考全面。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最后，春雨说：‘亲爱的小鸟们，你们的话都对，但都没说全面，我本身是无色的，但能给春天的大地带来万紫千红。’”

我觉得我们该反思我们灌输的方式是否有效，也该检讨是不是所有的篇章都要找出“道德”来灌输。孩子被动、公式化的学习，不能反映实质学习的内容。

其实，把文章当成“道德文章”，自古有之。倡导“文以载道”的韩愈，其“好为人师”的名篇《师说》，也不是公式化的论述教师的职责，而是提出几个人们忽略的观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那句不是铿锵之言？哪里需要待老师来另行发掘？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1/2014

【322】儿童中心论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近代世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不过，这名教育家并非科班出身，反之，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杜威本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个系的主任。他身兼三职，却能够在各各方面作出贡献。期间，他以专著、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当中，较为重要的还是有关教育的著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杜威是个重要的名字。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前夕到访中国，本来只是“顺道”参访的，但见证了五四运动普天盖地的展开，遂留在中国境内长达两年。这期间，他演讲超过200场，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国共内战期间，杜威的名字逐渐退失在中国现代史上。但是，到了近代，这个名字重新被提起，2010年《杜威全集》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杜威1000多万字，编成38卷。《中华读书报》以“杜威归来”为题予以特别介绍。

杜威到中国是受胡适邀请。杜威到来后，招待他的，除了胡适本人，还有后来的中国杰出教育家陶行知，以及蒋梦麟等，他们都曾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到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让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京学者孙友忠曾这么评论：“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胡适尚且如此，我对杜威的了解更是冰山一角，只局限在他的教育观点。其中我对他提出的“儿童中心论”最为折服，并视其为我的工作指导思想。那是杜威1899年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比照我们的教育情况，杜威的话是叫我们不胜唏嘘的。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之前的教育观：或是以政策为中心，一切听令于上面的指示；或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仿佛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按自己的意愿来打造儿童；或是以教材为中心，师生都以教材的学习为重点，一点都不敢逾矩。

杜威敢于把自己的“儿童中心论”媲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这不仅是一种高度信心的表现，更是一种超前的指导性观念。

我们的教育计划、设施，可否多以儿童为出发点，多以儿童的利益作考量呢？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1/2014

【321】不刻意下的成功

如果问我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哪篇，我无法回答，忘记了！但是，如果问我第一篇印象最深刻的古文，我会说是清代彭端淑写给子侄的一封题为《为学》的家书。那是中学预备班读的，距今已近四十年，我还会背诵：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当时是读着好玩，觉得文字很美，内涵深刻，但却不是真正理解。多少年后，自己亦步亦趋地在生活中披荆斩棘，发现我和彭先生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也许，自小就受到潜移默化，凡事都不去想难易，做就对了！而且这种“做”，就是凭着一个“决定”的推动，并不顾虑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幸运的是多年来，好些事项都做出了成绩，“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

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中学在没有经验之下，却成功带领周日佛学班；在马大求学，英语虽然遭透，却也领航马大佛学会；与继程法师合作，从零做起，创办了多项至今仍在举行的佛学营；到关丹三个月，接任彭亨佛教会总务，至今还在核心领导；在立卑师范学院，一度只身引领整个中文系的操作……我绝对是“蜀鄙二僧”中的贫穷和尚。

在学习上亦然。中学时学古文，痛苦不已，成天要烦着如何翻译，如何辨析词义。这样的学习，就像富和尚那样要花时间筹备，打好基础，结果多年后依然不成事。上了大学先修班，华文的学习要靠自修了，反而彻底解放，在多读一篇又一篇的古文之后，竟然可以达到“自然懂”的境界。再回首观看来时路，发觉自己的古文阅读力，中文的掌握程度也在不自觉中提高了。

现在培训教师，我也倡导“不刻意”的教学。所谓不刻意的教学，就是不要一直想着有东西一定要教。例如阅读一篇文章，如果一定要先教生字新词，既要掌握每个词语的意思，也要懂得应用，过后才可进入欣赏。结果，学生可能老早就退失兴趣，心眼还没有打开前，内心的热火早就熄灭了。这是富和尚筹备旅游而一直不能动身的翻版。

阅读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不刻意反而收到效果。学生在多读多写的实践上，反而轻装上路，不背负任何心理压力，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想去南海拜观音么？一瓶一钵也可成行，只要立定志向，往前走就是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