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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4日星期四

【59】学生刁难老师?

清代学者治学是很有特色的。他们大多从文字之中去探究古义,精研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

戴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有一段记载:

东原先生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时“每一字必求其义”。老师每次给他讲解古书,都无法令他满意。后来老师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给他讲解,他才满意。三年后,他便尽学《说文》的各条目内容。老师又给他看《尔雅》、《方言》,以及汉儒所作的传注。东原先生就这样每字之义,都上溯六书,并与群经互为训诂。不久后,“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

这一段话,说明戴震的治学之道,就是从古音和文字中求训诂,再由训诂而寻义理。《年谱》也记载戴震告诉段玉裁的一段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这种由字通辞,由辞通道,通道才算明经的学习方式,实在是硬功夫。今人学习缺少的就是这种耐心,所以大多选择人云亦云,比附权威之说。

由于下的是硬功夫,所以戴震一生考证古书甚多,颇有新发明。例如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便打破长久以来人们对程朱学派的迷信。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了孟子的“理”、“天道”、“性”等意义,让大家看出宋明以来理学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他在序文中说孔子之后,多有穿凿者以孔子之道诱惑民众,“举一废百”,断章取义,语言“足以贼道”,所以孟子才要挺身答辩。显然他是借用孟子的不得不辩,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著述此书。戴震强调错误的诠释圣贤的言论,并不只是“终于言”,它更“将转移人心”,一旦“心受其蔽”,就会“害于事,害于政”,所以对古书的理解不得不谨慎。

戴震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他“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而是直接从语言文字下手,看遍同时期或稍后的注疏,以探求古书的本义,所以人们又难以驳斥他。

《年谱》记载戴震其实自小就有此质疑问难的辩才。文中说老师在传授《大学章句》时,时年十岁的戴震突然问:“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段是曾子转述孔子的话?哪一段是曾子的门人弟子所记录的?”老师说是朱熹所讲的。戴震不罢休,继续问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说是宋朝。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老师说是周朝人。戴震再询问周朝与宋朝相差多少年?当老师说两个朝代相差几近二千年,这就让戴震抓到毛病而说:“如果相差二千年,朱文公(朱熹)又怎么会知道?”老师一时语塞,无从作答。

这种问答,在本地恐怕会被视为是挑战老师,故意刁难的。可是,在中国,上面一段文字却编在中学课本,篇题称《戴震难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0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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