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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30日星期一

【193】君子与小人的朋党

宋代欧阳修的《朋党论》是接触过中国文学的人都读过的文章。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四年(1044),是欧阳修担任谏官后翌年写的。当时欧阳修被视为是改革派的领袖之一,不为保守派官僚所接纳。早前,宋仁宗曾下过“戒朋党”的诏书(1038),禁止人们私自结党,所以保守派要对付革新派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们定位为“党人”。欧阳修的《朋党论》就是为了回击这些人而作的奏章。

文章一开头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这段话说得很直接:人类毕竟是合群的动物,结党结社是很正常的。欧阳修不否定结党,而且还进一步肯定其合法性。所不同的是朋党有君子的朋党和小人的朋党的区别,君子结朋党是因为有共同的信念,小人结朋党则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

欧阳修坚称小人的朋党不是真正的朋党,他们只是因为追逐共同的利益才暂时结党。一旦有利益,便会互相争先;而利益耗尽后,大家就各自疏远,乃至互相陷害,就连兄弟亲戚也不能避免。所以,他对仁宗提出劝谏“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才能有效的治理天下。

实际上,党政是北宋政坛上的一个格局,影响着当时候的政治和文人的命运。就连“朋党”这个课题的讨论也屡见不鲜,例如欧阳修的文章之外,还有秦观的同题作品,以及苏轼的《续朋党论》。

仁宗执政时,赵宋开国已有八十多年,号称天下太平。不过,有识之士却对这种“太平”颇有居安思危之感,而力图改革。范仲淹便说:“久安之弊, 非朝夕可革也。”(《宋史•范仲淹传》)可见承平日久,便会因循成风,错的也要变成常态,所以有识之士才要兴革。在仁宗的支持下,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便推动“庆历新政”。

改革难免要与既得利益者冲突,于是“朋党“之争渐演渐烈。其中,吕夷简是仁宗即位近二十年间深受信任、掌握大权,并且培植了大批党羽的政坛老手。他和范仲淹是直接对上的,双方的支持者皆“交指为朋党”,不仅影响舆论,而且还希望通过皇帝的手打击对方。欧阳修看准这点,所以才会要求皇帝辨析清楚“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其时,范仲淹等是“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天下”的,与对方的只为少数人追逐私利和捍卫既得利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元祐二年(1087)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也作《朋党论》上下篇,公开支持欧阳修的观点,吁请皇帝认真看待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

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也作《续朋党论》,不过观点与欧阳修有异。

苏轼把“朋党”视为朝廷最大的灾难,因为“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苏轼理论的依据是权力争斗是君子所不屑的,而小人则乐于此道,因此一旦结党,小人就要得志,君子便要遭殃。苏轼的折中方案则是“治道去泰甚”。“去泰甚”是指不走极端, 不意气用事,也不矫枉过正;唯有中庸之道才可以调停一切争议。所以,即使是对小人,也不该赶尽杀绝,免得引起他们的过激反应,肆无忌惮的来个焚琴煮鹤,两败俱伤。二人的观点虽异,但都是对国家和朝廷忠心的表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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