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如何鉴别伪书。他提出了十二条公例,可真是很好的参照标准。
其中,第一条是:“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梁启超还列举了好几个例子,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于《左传》,《乘》《梼杌》之名虽见于《孟子》,但是从汉代一直到唐代的目录学都没有著录这些书籍,司马迁以下也没有一个人征引过,可想见古代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些书,或者真的有,也在秦火中焚尽亡佚了。到了明代,有人刊刻《古逸书》,却忽有《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出现。梁启超说:“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我很喜欢梁任公这则公例——前所未提,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
不单是在历史研究,做学问也是如此。有些人做学问喜欢标新立异,好“奇”,专讲别人未曾讲过的话,希望借此建立一家之言。讲前人未讲过的话,这固然是“奇”,但若耐不住推敲,没有强有力的文献佐证,这就好比釜底抽薪,海滩砌沙一般,水烧不沸,沙不成形。“奇”论一被推翻,则满盘尽墨,一败涂地。
这让我想到孔老夫子做学问。他老人家可务实,他坚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人认为这是夫子自谦之词,我觉得未必。孔子自诩“四十不惑”,就是因为他找到了治学之方,足于立于不败之地。这“方”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古人的言论中爬梳出真理,只是按今人之需,现实之用阐述古人的智慧,自己并不创造新说。
今人治学,也有重视文献的流派。他们会强调入门之学就是先通读目录之学,把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都通读一遍,以熟悉历代流传之书。更有学者强调治学之时,该先读《四库全书提要》,因为这本书不但罗列了历代流传的书籍,而且分门别类,各有评论,通读就等于对中国学术之流变有个全盘的认识。
可是,到了样样讲求快速、实效的今天,要寻找这样踏实做学问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了。
再把这种观点延伸到生活层面,梁任公的公例也有真理。宗教的修持,也应该遵循古道,不要标新立异,推陈出新;学校的教学,也应该认清本质与枝末,要扣紧根本,不要只在枝末上下功夫,以免学生用很大的力气学习却不见效果。
印顺法师在论述他的学佛根本信念时,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佛法极其高深,而必基于平常。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理解与实行),依此向上而通于圣境。”真正的修行功夫就在平常中见真章,这是在普遍不过的真理。可是今人好奇,往往不懂,喜欢追寻新奇,希望异化,来个什么灵修、双修、苦修等脱离平常生活轨道的方法,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徒劳无功。
教育名言谓:“教学有法无定法。”“有法”就像研究历史般要懂目录学,像治学般懂文献的梳理,像宗教般知道修行的根本,先踏实的摸清理论,吸取各家之长,然后才来求变。如果只重视“教无定法”,就等于抹杀了“有法”。
古人谓“继往开来”,这是承接之词,因为只有“继往”者,才能“开来”。不遵循这条规律,一味求新求奇者,最终恐要误人害己。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5/2012
末法时期,恒河邪师。当今学问太多,得靠明师呵护方成就伟业。古人重师承,重诚敬。今人浮躁,外缘则群魔乱舞,要成就的话须比古人付出更多的精力。圣贤教育流断已久,以至人心丧乱。无量寿经云: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难得黄前辈在末法时期,秉持正法,弘扬圣教。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令不才钦佩。祝愿承先启后,正法久住。
回复删除师兄言重了,鄙人毕竟只是一介百无一用的书生,岂敢承担如来大业?
回复删除人皆可以为尧舜。黄师仙风道骨,末学敬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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