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240】文选的价值

在编订语文教材时,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要选用他人的文章好,还是要重视创作。

史上第一位人民教师孔丘先生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他选录他人的诗歌创作,编成《诗》三百篇作为教材。虽然他也创作《春秋》,但那是对鲁国历史的整理,所以还是“述而不作”之作。

论者认为:编选他人的作品,岂不是偷懒之举?选用他人的作品,自己反而不必做什么了。这“不必做什么”之说实是无稽之谈。编选他人作品作为教材,不是常人都可为之的;《诗》的编选,非孔夫子莫属。这是因为教材的选择,反映出编者的文学观、审美观和价值判断。若非对有关范围涉猎广,积累厚,编者绝对不会编出好的教材。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能够单独作为一门学问而供后人广泛深入研究的典籍不多,《文选》就是其中之一。《文选》指的是昭明太子萧统选录的诗文总集,对《文选》的研究,历史上称之为“文选学”或“选学”,是一门广泛受到重视的专门学问。

选文不但反映出编者积累的学识,还可以让读者去探索编者选文的诸种标准,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学观,并且还保留一个时期的文献。因此,“文选”作为教材,除了“赏析”之外,还牵出了诸多与文学相关的研究课题,拓大教材本身的学习层面。

文选反映的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学成果。所以,在研读作品时,要放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去探索。这无形中又让读者在欣赏文学之余,还涉猎了历史常识,并提高理性的辨证,超越了感性的领会。

有人说:“鲁迅的小说已不适宜作为教材,因为五四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现代人对那个特定的时空已经不再有感觉。”我觉得这是极其狭隘之说。

我用鲁迅小说作为教材,不只是赏析鲁迅的小说笔法,还兼顾了鲁迅生活的时空背景。易言之,我教鲁迅小说不但让学生理解鲁迅写什么,怎么样写;同时还他们了解鲁迅为什么这样写,探索他是如何思考问题,具有的理想又是怎么样的。

对比而言,如果我们选定一篇当代小说为教材,由于它未曾受时间的考验与洗礼,我们现在所探讨的也许很快就会过时,失去流传的价值。

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我还是支持孔老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6/2012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