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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1日星期日

【265】被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层迈入了“习李”时代。据悉,民间对他们都寄予厚望,尤其是打贪防腐更抱有期待。

这让我们想起“刚毅率直、嫉恶如仇”的前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他那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是多么铿锵有力、叫人动容!可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贪腐灭迹了么?

打贪防腐可还真是“说易行难”的事。

网上有时评家引录一帧条幅:上联是“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则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时评家不忘嘲讽地说:“如此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后来多事的人挖苦他自说自爽,愚人自娱,以妙绝独到、十分传神作了横批:查无此人。”

真查无此人么?我们不妨回到历史记载去探索。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为官吏分类作评价的传统:一类是好官,称为“循吏”;一类是欺压人民的恶官,称“酷吏”。两相对比,读者更加能够体会好官和酷吏的分别。司马迁的做法也告诉我们:历史会有记载,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任君选择!

其实好官的标准会依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认为好官标准有三:行教、清廉、守法。“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是最高标准,即“行教”也。当好官最低也要“守法”,不滥用权力。

晋朝时司马懿某次告诫官吏:“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然后他又询问官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有人回答:“清固为本。”(李秉《家诫》)其后,“清、慎、勤”遂成为做官的基本守则,“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史上多有清官,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表率。他曾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这是古代官员中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人。

《三国志》引述这段文字后说:“及卒,如其所言。”意思是说诸葛亮上述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绝不是虚报。他说他的总财产只有八百棵桑树和田地十五顷,这些财产来源是“悉仰于官”,也就是说都是靠官粮为收入,“无别调度”,即没有通过其他管道牟利,不存在灰色的收入;他又说“不别治生”,表明自身没有利用权力之便谋私益,不借官职“外包”做生意。

一个社会若以清官为可贵,则保留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么国家社会就会有希望。如果官场上都以“金钱政治不是贪污”为守则,甚至直认贪污涉及款项“只有”260亿令吉,那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只会引领人民走向毁灭。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作告别演说时告诫学子:“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又是一句铿锵之言。

不想身后落个骂名的,表示有羞耻之心。子曰“知耻近乎勇”,所以朱总理绝对是有勇之士。这样的领导是会让后人称颂怀念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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