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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264】孔子的因材施教

拉曼大学配合林水檺教授七十岁生日和荣休,特别举办了一项“汉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祝寿方式既特别又有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这项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论语•为政》“问孝”四章解读。

由于过去两年都在讲《论语》,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因此在整理《论语》第二篇的四个章句时,感觉并不那么吃力。相反的,还真有温故知新的体会。

这四章分别是《论语》2.5至2.8章,是孔子回答四个人同一问题(问孝)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前两者是鲁国贵族,后两者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

讲课时,我是分开四段时间讲,没有把四章给串起来。不过,当时讲完后,隐约感觉这四章应该是有机的整体,是弟子们给老师编书时有意排列在一起的。

果不其然,重新看后,我更加确定这四章是收录在《论语》同一篇里并非偶然的。第一章内容与篇名“为政”相关,可视为夫子阐述“孝”与政治的关系,其后三章却似乎偏离了“为政”的主题。然而,综观四章内容,却又相互呼应,让孔子把“孝道”讲得更加透彻。

皇侃《义疏》中总结得很好,他说:“然此四人问孝是同,而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曰:‘问同而答异者,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又沈峭云:‘夫应教纷纭,常系汲引,经营流世,每存急疾。今世万途,难以同对,互举一事,以训来问。来问之训,纵横异辙,则孝道之广亦以明矣。’”

以上观点从宏观的角度说明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如果单单把夫子的教诲锁定在“攻其短”,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这是过于狭隘的。夫子除了攻其短外,还能矫其失、成其志、说其行。夫子给四个人的不同答案,的确做到“纵横异辙”,使孝道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不流于浮华表面。

相对而言,宋代理学家的阐述,反而不及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视野。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颐的话说:“子曰:‘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却又无法论证其可靠性,难以叫人起共鸣,只觉得过于把夫子神化了。

近代新儒家钱穆先生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阐述孔子的“因材施教”时,他避开了一些只能臆测的说法,踏踏实实地说:“以上四章皆问孝,而孔子所对各不同。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间语有不同,孔于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

我喜欢钱先生这样做学问的方式,着实而又有深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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