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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267】黄巾红巾,是兵是贼?

“黄巾”和“红巾”分别是东汉末年和元朝末年起义的农民军。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农民起义,都是以宗教为号召,都是以裹颜色头巾为标志。不同的是:前者以失败告终,所以被判为“黄巾贼”;后者成功,所以被称为“红巾军”。

黄巾起义发生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和外戚的斗争尖锐化、边疆又战事连年,加上全国大旱,农作物歉收,人民依然要缴交高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当时以“太平道”济世,并拥有很多信徒拥护的张角的号召下,纷纷头扎黄巾,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向统治集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黄巾起义后,各地兴起了许多豪强的武装。董卓、袁绍、袁术、陶谦、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纷纷招兵买马,乘时而起,打起平乱的旗帜,或屠杀“黄巾贼”,或招降他们以扩大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们因此获得各自的政治地盘,在东汉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无数的军事政权。

这种豪强混战的局面以灵帝中平六年(189)爆发的董卓之乱拉开序幕,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才以三国鼎立的局面宣告结束。我们说董卓之乱是豪强争霸的序幕,是因为在这之前东汉的政权虽然被农民摇撼,但统治阶级还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表象。董卓之乱后,撕破了这种假统一的面具,名义上虽然还有刘氏皇帝,但他已是豪强挟持以号令天下的傀儡。

黄巾起义,加快了汉朝的灭亡。但是,当中豪强的崛起,不但把黄巾当贼般屠杀,还掩盖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地位。

历史称“董卓之乱”是因为董卓专横独断,残暴至极,一心寻求篡权的机会。他废少帝拥陈留王,挟天子而令诸侯。后来在王允、吕布等的共同谋划下被杀。其时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十日卜是拆字游戏,重新组合起来就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人民对误国权臣董卓的痛恨,希望他早日死去。

千余年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朝政权。元朝是蒙古族创立的,对汉族百般压迫,造成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成灾,沿河州郡不但受水灾影响,还遭遇瘟疫等伤害,灾区人民死者过半。这一次的黄河灾害,还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顺帝命贾鲁“治水”,强征民工开凿新河道,引领黄河与淮河流入东海。同一时期,顺帝又变更钞法,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两大事件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情激愤。

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直接成就了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收录了一首元曲,注云:“《醉太平》小令一阙,不知谁所造。自京帅至江南,人人能道之。”这首元曲正好概括了元末的局势,民心之思变跃然纸上。曲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如此惹民怨的政权,给红巾制造了胜利的条件,也奠立他们的历史功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12/2012

2 条评论:

  1. 很喜歡這類歷史題材的文章,讓人在看待歷史事件上,有多一種思考的方向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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