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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30日星期三

【229】可以拜他人的祖先么?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2.24)

先谈上句。汉代郑玄说“人神曰鬼”,这是因为《周礼》说“天神人鬼地祇”,也就是说天上的叫“神”,人死后叫“鬼”,地上的神明叫“祇”,三者都是本家,所以“人神曰鬼”。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意思是不是自己过世的祖先,却去拜祭,这是一种谄媚的行为。梁代皇侃说:“鬼神聪明正直不歆非礼,人若非己祖考而祭之,是为谄求福也。”宋代邢昺为皇侃的注释找到根据,即《左传》所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按《左传》所说,祭拜他人的祖先是不符合“礼”的要求,这很好明白,为什么孔子要更进一步说拜别人的祖先,是谄媚的行为?

原来古代祭祀,都是祭自己的祖先。《左传》还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僖公三十一年),这是代鬼神说话,比上一句的语气要重。《左传》强调这类原则是有其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以来,“祭祀他人祖先”的例外事迹太多,例如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等等。李零说:“这种祭非其鬼的现象,孔子看不惯,认为是拍马屁。”

这句话到了南宋,意思有了改变。朱熹说:“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谄,求媚也。”钱穆为朱熹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解说:“或说非其鬼,乃指非其祖考;或说祭非其鬼,乃通指淫祀。当从后说,可包前说。”这显然是宗教盛行以后的说法。

钱穆对此有一番精辟的评述:“祭有当祭不当祭。崇德报恩,皆所当祭。求福惧祸,皆所不当祭。祭非其鬼,乃指所不当祭,此则必有谄媚之心。谄媚则非人道。”本来拜祭自己祖先,顺便拜拜祖先的“邻居”,这是无可厚非的;拜自己信仰的神,对他人的神也表示恭敬,一并合十礼拜,这也是一种礼貌。可是,若是没有原则的乱拜,但求灵验就好,这种为了“求福”而乱拜的行为,自然要被批评为“谄”。

次谈下句。汉代孔安国说:“义,所宜为而不能为,是无勇。”把“义”字解释成“宜”,也就是说是“该做的事”,可谓精确无比。见到该做的事却不做,这是“无勇”的表现。邢昺说:“齐之田氏弑君,夫子请讨之,是义所宜为也,而鲁君不能为讨,是无勇也。”这为孔子的话找到了原由。

钱穆尝试为孔子这两句找衔接点。他说:“本章连举两事,若不伦类,然皆直指人心。盖社会种种不道与非义,皆由人心病痛中来,如谄与无勇皆是。孔门重仁,乃心教最要纲领。”不过,这是“心学”,不是原始儒学的观点。

李零倒是举了个巧妙的例子贯串这两句话。他说:溥仪当皇帝时,曾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和杀害中国人的日本官兵,这本来就是“做不该做的事”,是“无勇”,更糟糕的是“非其鬼而祭之”,这又是为了讨好日本而有的“谄媚”作为了。连带的,李零连美国也一起骂,他说美国人讲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要军人响应国家号召,发动韩战、越战,然后再为死去的士兵举行祭祀哀悼,这不但是 “无勇”,也是“谄媚”的行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4/2012

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228】孔子如何预见未来?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2.23)

、朱熹说:“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这是因为孔子回答子张时提到“夏、商、周”三个“朝代”,而朱熹所处的“宋朝”,还可以再排列出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等异姓王统治的“朝代”,所以很自然联想到“王者易姓”为“一世”。按照这个说法,“十世”就是“十个朝代”,孔子是否预见他以后的中原会有不同朝代的诞生?这是有待商榷的。

钱穆说:“一世为一代,古称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三百年。”按照这个说法,子张问“十世可知”,就是问未来三百年的事情是否可以预见。李零也附和这种解说,所以他不忘调侃孔子说:“‘百世’是三千年。孔子死,到现在,还不到三千年。现在的事,他做梦也想不到。”

李零的说法似乎又太过了。孔子不是说可以预知未来的一切,而是说预见未来的“礼”,皇侃说“礼变则制度改易也”,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礼”,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或说是“政治体制”。所以孔子预见的是未来的政治体制。

未来的体制如何得知?从汉人以下,都在说“三纲五常”,“文质三统”。朱熹有为这些词语做注释。他说“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文质”是“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而“三统”是“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朱熹进一步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也就是说孔子预见的是“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可以变的只不过是实行时的一些细节。

不过,“三纲五常”、“文质三统”的说法都是孔子以后才提出的,何以现在把这些概念放在孔子的话语之中?

更为玄妙的是汉人还把“三统”之说解释得更加神奇,什么颜色的交替都出来了。朱熹显然看到这些弊病,所以说:“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朱熹接受“三纲五常”的说法,是因为他认同这些内容就是孔子所讲“不变”的内容,所以虽然后出,还是可以接受。
在解释孔子的说法上,李零的说法很清楚。他说:

“古人研究历史,主要靠因果链,往是因,来是果,鉴往知来。占卜、赌博,靠归纳胜率,也使用类似的方法。孔子看历史,主要看三代损益,即后面的礼比前面的礼,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除去增加减少的东西,就是始终不变的东西。他是靠这种加减法预测未来。……孔子认为,只要掌握了历史的加减法,在连续中控制差异,就能做长程预测,不仅三百年的事可预测,三千年也行。”(《丧家狗》)

其实,较朱熹早的邢昺也点出了孔子和学生这段对白的重点。他说:“此章明创制革命,因沿损益之礼。”也就是说后来的统治者一定会吸收前人的经验,去芜存菁,把好的留下来,把坏的剔除,这样就能够使礼制更趋完善,政权也因此更加巩固。

孔子所言是“理想中的世界”。现实是:一个政权或会延续前朝的腐败风尚,变本而加厉。按孔子的“理想”,出现这样的情况,难免就要有十世、百世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3/2012

2013年1月20日星期日

【227】诚信最重要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2.22)

孔子这句话,说得很白,历来注疏无甚争议。汉代孔安国说:“人而无信,其馀终无可。”梁代皇侃说:“人若无信,虽有他才终为不可。”宋代邢昺说:“此章明信不可无也。”都是强调“信”的重要。

后半句则是一个譬喻,以大车、小车、輗和軏设譬。包咸说:“大车,牛车。輗者,辕端横木,以缚轭。小车,驷马车。軏者,辕端上曲钩衡。”为什么大车是牛车,小车是马车?皇侃说得很清楚,“牛能引重,故曰大车”,“马所载轻,故曰小车”。牛马要拉车,并不只是靠其蛮力,还要巧匠的设计。辕和轭,都是车前驾牲口的木,前者是直的,置于牛马身边拉动车子;后者是曲的,搁在牛马颈上借以发力。輗和軏,则是衔接辕和轭的榫头或销钉。如果没有輗和軏,即使有辕有軛,还是起不了作用,车子不能被拉动行走。

孔子把“信”譬喻成“輗和軏”,是牛车马车行走的关键之物。牛车没有輗就不能驾牛,马车没有軏也不能驾马,那么车子自然就无法走动。朱熹说:“车无此二者,则不可以行;人而无信,亦犹是也。”

儒家的政治观,以这点最叫人拜服。从政者若失去诚信,朝秦暮楚,颠三倒四,这头答应的是这样,那头说的又是那样,威信尽失,如何叫人民信服?像这样的政棍,人民还能期盼他走得更远,做得更好么?

法家延续儒家的政治观,虽然重视法律匡正世风,但对统治者的诚信也非常强调。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便说过这么一个故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 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外储说》)

韩非子强调:“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这岂不是执政者该特别注意的信条?

最近闹得风风火火的反稀土厂运动,追根究底,不正是人民对政府诚信失去信心后的表现?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有上万人呼应,民心所向,从政者实在不该掉以轻心。如果还是一味谴责有人搞破坏,煽动民情,政权恐怕真要动摇。不如服膺孔老夫子的话,好好检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卧薪尝胆,取信于民,让人民对从政者的“言行一致”产生好感,重振江山!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3/2012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226】孔子为什么不当官?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2.21)

“为政”一词,现代人多解释为“参政”。不过从汉代的包咸、梁代的皇侃、北宋的邢昺到南宋的朱熹,都认为是指“居位”做官。

孔子曾说“五十知天命”,“知天命”固是孔子学《易》之后的事,但却也是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孔子迟到五十一至五十四岁之间才在鲁国出仕当官。因此,以上一段话是在五十岁之前说的。

《论语》多记载孔子与他人的对话,通常询问者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一则却没有,颇耐人寻味。“或”指的是“有人”,也就是有意隐去他的名和姓。

为什么要这样?问孔子“为什么您不当官”也那么敏感,要被隐去名和姓?
我们不妨看看孔子的回答再来说明。

孔子引用《周书•君陈》篇的一段话回答。那段话大意是赞美孝和悌,说如果人能够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可以将这种德行扩展到政治上去。孔子因此说,书上说的,我已经做到了,这已经算是“参政”,又何必要“当官”?

皇侃引述范宁的话说:“夫所谓政者,以孝友为政耳。行孝友则是为政,复何者为政乎?引《尚书》所以明政也。或人贵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此也。”这里,范宁做了一个猜测“有人当了官,却不孝”,意思是孔子的话带有弦外之音,在暗示着某人该行孝弟。

邢昺在解释孔子的回答时则说:“孝、友亦为政之道,此外何事其为为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与为政同,不必居位乃是为政。”也即是说,只要能够奉行孝弟,就是居位为政了。

虽说儒家倡导“齐家治国”的顺序,但是若要把齐家和治国画上等号,显然还是牵强的。难道说人人都行孝,家家兄弟都友爱,国家就太平了?

朱熹的推测值得关注。他说孔子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定公初年,当时孔子尚未出仕。定公本是鲁昭公的庶弟,承袭鲁昭公担任该国第二十五任君主,在位十五年。昭公死时,本不是定公继位,但当时掌权的季孙意如废黜了他的嫡子姬衍,改立定公。定公欣然继位,便有“不孝不弟”的嫌疑。朱熹说“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这是颇有见地的。

近当代的注释,多附和朱熹的推测。钱穆说“此乃孔子在当时不愿从政之微意,而言之和婉”,李零也说“朱注说此章所记是定公初年孔子还没出来做官时的事,有道理”。

因此,我们相信上述一段话是孔子应付着别人质疑他为什么不当官的推辞。说得很婉转,却又有一番大道理,确是大师之言,颇有智慧!

孔子是智者,会说有智慧的话。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常常要应付别人逼你表态的话而不知如何作答。像台湾政坛,一片蓝绿海,你不表态是蓝是绿,恐怕就要被视为异类。是不是也可以像孔子那样回答“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孔子已逝,吾辈不若夫子;表态文化侵袭时,是祸抑是福?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3/2012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225】挑选人才当老师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2.20)

这段对话的产生是因为季康子问孔子如何使人民对上恭敬、忠心、互相劝勉鼓励,孔子以“三事之术”回答,以便“民从上化,如草从风”(皇侃)。

“临之以庄则敬”一句,汉代包咸说:“君临民以严,则民敬其上。”也就是说在上的领导一定要先庄严自身,人民才会尊敬他。庄严自身当然包括德行,如果在上的没有德行,先决条件失去了,人民自然不会恭敬他。鲁国三桓干政日久,季康子是三桓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所以人民也对他不敬,他才会请教于孔子。

第二句的“孝慈则忠”,一般上解释都说人君要“孝于亲,慈于民”,那么人民就会对他忠心。不过,清代王引之认为“孝与慈不同而同取爱利之义,故子爱利其亲谓之孝慈,因而上爱利其民亦谓之孝慈”(《经义述闻》)。王引之引证丰富,例如《礼记》就有“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为什么说在上可以为民父母?注疏说:“以威庄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亲之如母。”因此,他主张孔子这句话,只是劝当官的要“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也就对他忠心耿耿了。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有两种断句法。一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另一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三事,如何使民对君王“敬、忠、劝”,孔子回答自然也针对这三事。第一个断句法是说不通的。汉代人多用“举善而教”是不合理的,例如《风俗通义》有“举善以教,则不能者劝”,《三国志》有“举善而教,仲尼所美”等都是。

梁代皇侃解释这句话说:“若民中有善者,则举而禄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则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则民竞为劝慕之行也。”朱熹的“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延续了皇侃的说法。钱穆亦延续朱熹的看法。他说:“善指德,能指才。善者举之,不能者教之,在上者能同情其下,而加以扶掖奖进,则在下者自能劝勉努力,以奉事其上。”(《论语新解》)

这种解释颇有“经世致用”的味道,符合现代人的口味。特别是处在现今时代的我们更是感同身受。在上的如果能够公平的推选“善者”从事高职,对同行的一定是莫大鼓励;倘若遴选标准不公,或看肤色,或看血缘,其负面效应倒是显著。再说“不能者”,若有机会给他们正统的培训,让他们转不能为能,不妨不是件好事。若在上者提拔“不能”,无视于他们的无能,莫说叫“善者”委屈,就连其他不能者也要深感不平。

不过,我觉得包咸说“举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则民劝勉”是比较能够反映孔子原意的注释。首先,这种说法比较符合“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的断句法。第二,“用善人教不能者”更符合孔子时代的封建制度。

据说,在英殖民时代,英国官员在学校里头是先挑选优秀人才当老师,其余学生才另择业。挑选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大有“一切皆从教育抓起”的意图,这当然是重视教育的表现。出现了“临时教师”一词后,这种优秀传统则荡然无存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3/2012

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224】落水狗还要打么?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2.19)

以上是孔子和鲁国国君哀公的对话。国君的谥号叫“哀”,肯定不是明君。宋代邢昺便说:“时哀公失德,民不服从,哀公患之,故有此问。”哀公失了民心,便请教于孔子。
孔子怎么回答?

从汉到南宋,一般通解是任用正直的人,废置那些邪枉之人,那么人民就会信服;反之,如果任用邪枉之人,废置正直的人,那么人民就要不服了。这样的解释,我相信很多人都赞同。政府如果重用什么羊哥牛姐,查哥基弟的,肯定无法赢得民心,还要激化人们造反的心理。

可是,我再三看孔子那段话,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汉代包咸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根据包咸的解释,“举直错诸枉”怎么会解释为“举正直”和“废邪枉”?梁代皇侃也说:“举正直之人为官,废置邪佞之人”,还引范宁的话说是哀公“舍贤任佞”,所以孔子要规劝于他。把“错”解释为“置”,又如何得到“舍贤任佞”的结论?

南宋朱熹显然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说:“错,舍置也。诸,众也。”按朱熹的说法,错解释为“舍置”,“举直错诸枉”就可以解释为“任用正直的人,舍弃那群邪枉的”了。

可是,这种说法的依据并不强。清代刘宝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对比其他版本的《论语》,发现郑本把“错”字写成“措”,而且汉碑文《费凤碑》写的正是“举直措枉”。根据《说文》,“措,置也”,因此刘宝楠认为“措”是正字,“错”则是假借字。如此一来,包咸最初的解释便没有错,“错,置也”。

刘氏又引《荀子》的话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这段话的意思是若有贤能的人才,是可以破格马上招聘;若有不能的,则不必再等待,片刻间就可以把他给罢黜废除了。这个说法和包咸的解释是相通的。

然而,刘氏提出质疑:这样的做法,与孔夫子“尊贤容众”的品德似不相合,而且当时三桓干政日久,鲁君势力已消退,孔子不可能再对哀公说那么激烈的论调,引发三桓的报复。

因此,刘氏说:“春秋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虽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举措之道,直者居于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贤者得尽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决绝,俾知所感奋而犹可以大用。”

这样的说法和孔子温文敦厚的个性相符。何况孔子之世,官位还是世系,操控在贵族手中,并非像今天的民主社会那样,可以随意任用或罢黜一个人。刘氏所说的把正直之士置放在邪枉之人的前面,让他们来领导,这样还可以收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孔子告樊迟语)的效果。

“诸”在孔子时代就有“之于”的意思,所以“举直错诸枉”应该解释为“任用正直之士,把他们置放在诸邪枉之前”,没有废置诸枉的意思。这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孔子的为人的说法。

“不废诸枉”的说法倒叫我深思。政坛若改朝换代,要不要打落水狗?儒家的宽恕之道又如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