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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0日星期四

【306】读者至上的阅读法

到北京语言大学参访,我得到的另一收获是张冠夫老师在谈“西方文艺理论的变迁”时,顺势带出的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的问题。

张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图:这个图呈椭圆形,利用箭头贯穿四个项目——“世界”,“作者”,“文本”和“读者”。

古典主义的时代,文学是个工具,其作用就像一面镜子,得反映出客观存在的世界。作者的创作就是要解释这个世界,读者的阅读则是通过作者去理解这个世界,解读的主体在“世界”。

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抬头,人的特性备受推崇;在文学上,作者便占据了发语权,他的言论成了权威,“作者”成了文学价值的主体。

进入后现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加入了更为复杂的元素,“文本”可以从作者独立开来看,成为文学解读的主体,无关作者本人;另外,“读者”也在整个解读过程中成为了主体。这样的阐述,提醒了我“读者”在创作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日重。

就像谈到“悲剧”,让我联想到鲁迅般的神奇;谈到“读者”为主体的阅读法,我联想到“儿童文学”。步入后现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也是因为“发现儿童”而取得突破么?发现儿童,就是发现“读者”,创作中不再是以“作者”为中心,而是处处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易言之,创作是为了读者而创作。

我因此明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不是独立操作的,它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变迁过程大有关联。

我询问张老师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了两个人物——艾布拉姆斯和罗兰•巴尔特。过后我再自行进一步探讨。原来那图表源自艾布拉姆斯的说法,他说:“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这四个要素分别是作品、生产者(艺术家) 、世界、欣赏者。

巴尔特更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入手,利用符号学原理重点进行文本分析,同时将讨论的课题衍生到生产者(作者)和消费者(读者)去。于是“作家、文本和读者”构成了巴尔特文艺美学的主要范畴。

巴尔特在1967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一文,更是引起文坛的关注。“作者之死”意味着读者之生,读者之生也意味着过去“作者至上”的神话被颠覆。作者同读者一起被摆放到文本的前面,作者不再单独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系统中,读者也不仅仅是以接受者的身份出现,读者也投入到生产的行列,成为创作的主体之一。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就是一种再创造。

巴尔特认识到文本的意义是复杂的,不同的读者阅读文本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这就好比在一个超级市场里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那样复杂而又多变。“选择”成为建立意义的关键。于是,文本的意义便成了没有所谓的对和错、优和劣的差别,只是在乎于读者阅读文本时所建构起来的意义。

宣告“作者已死”,其立论基础是否定掉有“可知的文本”。莫说读者有不同的解读法,作者在创作时也会进入“不自知”的境界,因此巴尔特认定读者是无法确认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企图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到这里,读者得到了更大的解放,他们可以将文本与作者分离,避免了强制和暴力的解读。

“发现读者”固然重要,可是这样的自由解读方式就是正确的阅读方法么?我怀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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