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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339】大家学汉语


5月11日至21日,我到印尼雅加达参加东南亚国家的汉语教学课程。课程主办方是东南亚教育部长联合会(SEAMEO)属下的教师与教育人力资源品质提升委员会(QITEP)的语文组。这个小组的秘书处设在雅加达。

东盟十国都受邀参加,每个国家派两名代表,主办国四人。可惜这次新加坡、汶莱、柬埔寨、缅甸没有派人参与,名额由印尼人填补。

课程编排颇密,但主要还是传统的授课。给我们讲课的除了一位在印尼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国人辛玉宝老师外,其他的都是印尼人。是道地的印尼人不是华侨。她们都是印尼国家走向21世纪更加开放后,才学习汉语,都出过国学习。有的到大陆,有的到台湾,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且能书写。学历大多是硕士,有几人在读博。

看着她们滔滔不绝地授课,我不禁想象十多二十年后的马来西亚或许也是如此。

和我同行的是古来某中学的卓越华文老师,和我同姓,其他“同学”包括老挝、越南、泰国、菲律宾各两人,余者都是印尼人。马来西亚是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依然坚持把汉语当成母语学习的唯一的国家,因此我们学习的方式以及可以达到的水平,都要高出其他区域的国家。我是师资的培训者,同时训练华小和国小的华文老师,所以还知道汉语的母语教学和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技巧和方法。最后评估我们学习的成果是要我们上一堂课给授课老师看,我当然轻易地被评为最佳表现奖。

我出席这个课程,当然不是要取经,而是交流。看看是否有机会让本地的华文老师走向区域性的平台,扩大汉语的教学层面。我给当局建议汉语教学该更重视趣味性,提升教材的内容水平,我倡导多阅读,倡议上公开课,这些都是我目前在国内积极推动着的。如果东南亚国家也是这样推动,或许我们的“汉语教学”就不只是一门外文课,我主观的意愿是如
此。

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被安排参观了一所学校,并且在那边观摩教师教学。这所学校名称是“八华”,2007年才复办。八华学校的前身是中华会馆学校,建于1901年,已有百年历史。由于中华会馆后来又在印尼其他地区兴建学校,因此这所学校称为“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简称“八华”。1996年印尼国内的政治动乱,全国禁止学习汉语,八华也就停课了。2000年苏西洛总统允许国内重新学习汉语,中华会馆便积极复校。学校是民办的,课程采用官方的,授课语言也是印尼语。汉语和英语的授课时间增加。学生大多数是印尼华人,还有华族的姓氏和名字,但是因为国家经历过三十多年的浩劫,他们都不谙华语,在学校是重新开始学习,称为“零起点”。

看着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汉语”,我不禁又想象二三十年后的马来西亚是否也是如此?我这里把“汉语”打上引号,是顺应国际间的用语。中国为了普及中文的学习,特地设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和孔子学院,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这里的“汉语”指的是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的教学。

马来西亚华小目前依然把华文当成母语进行教学,但是已经有代表华人的政党强调马来西亚华人学习华文不必学得太好,不必走向国际水平,是不是在暗示以后的华小华语教学也采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模式,把名堂也称为汉语教学?

如果有那么一天,那么我们就无法走近古人,而是让作为母语教学的华语走进了古代,成为历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5/2014

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

【338】越南的排华情意结

又是一个叫历史太沉重的513,越南国内排华,境内焚烧掠夺华资工厂,华资商人纷纷逃离越南。

老报人张木钦先生第一时间在社交网站搬出了越南民族英雄徵氏姐妹,轻描淡写她们在越南的崇高地位,折射出越南民族的一个情意结,可谓一语中的,点出关键之处。

徵氏姐妹的确是越南史上最著名的“抗中”英雄。徵氏姐妹,姐姐叫徵侧(Trưng Trắc),妹妹叫徵贰(Trưng Nhị),在越南同被尊为徵圣王(Trưng Thánh Vương),今日越南各地都有大量纪念二徵的祠堂、庙宇以及以她们命名的街道,教科书也记载两位女英雄。传说徵氏遇难是在阴历二月六日,这一天在越南还是国定节日。1959年,北越和南越同一天发行了一套二徵同图邮票,图案均为二徵骑象作战。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阯(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造反”。徵侧原是泠县雒将之女,嫁给朱珪人诗索为妻,非常雄勇。当时交阯太守苏定依法律处死诗索,徵侧大为气忿,便带兵造反。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纷纷响应,徵侧带兵攻下了六十五城,自立为王。汉光武帝于是诏长沙、合浦、交阯等地准备好车船,修道路、铺桥梁,储存足够的粮谷。十八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领长沙、桂阳、零陵、苍梧等地的军队万余人讨伐徵氏姐妹。第二年夏天,马援攻破交阯,斩徵氏姐妹。根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其后在当地兴修水利,安抚民心,“自后(雒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马援,我们并不陌生,成语“马革裹尸”,“老当益壮”都出自此将军。根据晋代的《广州记》,马援平乱后在都羊这个地方竖立了两个铜柱,以标示汉朝国界的最南端。在其他古籍如《隋书》《水经注》《安南志略》《大唐西域记》等都提到马援铜柱,甚至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欽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提到。但,铜柱今天已不复存。

中国史书是如此记载二徵的事迹。越南史书当然不这么记载。他们声称徵侧的丈夫诗索是因为反对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的汉化和欺压而被处死,徵氏姐妹因此而起义。他们也说二徵是在喝门投江自杀而死,部下也相继自杀。至于马援在交趾兴修水利,简化律法一事,则不见记载。

我们根据《东观汉记》卷十二记载,马援平交阯后曾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瞸目讨贼,怯於战功,宜加切敕。”因此,我们相信光武帝是用人不当,让苏定出任交趾太守,引发当地民愤,触发了二徵的“造反”。中国史书视为“平乱”,越南史书不以为然,这是常情。马援“张眼视钱”,自然对当地民众横征暴敛,滥杀菁英,诗索或许是其中一个无辜牺牲者。二徵师出有名,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

1964年周恩来到河內访问,还特地到二徵夫人陵墓献花,相信是熟悉历史,知道二徵“造反有理”。可是这样的“让步”,就可以平息越南人的情绪么?在越南,马援平乱已经过了近两千年,但战争被看作是反抗中国统治的开始,是越南独立战争的源头,二徵则被视为是民族英雄。由此可见,二徵的事迹已经不是辨别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只要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一代代相传下去,“抗中”的情意结只会越积越厚,迟早爆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5/2014
雅加达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337】神话是民族的精神所在

网上流传一则则美国老师教灰姑娘的趣事:

“课堂教学结束前,老师问最后一道问题:‘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学生回答:‘午夜12点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沒有变回去。’老师听了高兴地说:‘天哪,你们太棒了!你们看,就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担保,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结果孩子们雀跃欢呼。”

这固然是个性化阅读的一个生动例子,可是这样的指导就是正确的阅读教学么?按照这样的思路,学生可能会想:后羿不可能射太阳,因为太阳离开这里太远了!太阳是火球,温度很高,后羿的箭还没有到达之前已经融化了。女娲如果可以用泥土造人,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的泥土?盘古身躯哪里会高得把天地撑开?更荒谬的是盘古是“开天辟地”者,他手里抓到的斧头和凿子是哪里来的?……这种种的质疑,恐怕要没完没了。

思想极端的教师,可能要因为发现这样的思维漏洞,否决掉神话的价值与意义,不再珍惜神话这一块人类文明的瑰宝。

文本的解读,其实要带多几分的同理心去感受,也就是要站在古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去思考问题,不以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去判断古人、否决古人。创世神话中说上帝要有光,世界便有了光;印度神话中提到大梵天王要造人,便有人从他的口、手、腹、脚板生出来,形成了有阶级之分的人类。凡此种种,都不能用一句荒谬,不符合科学而否定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对神话学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中国学者袁珂说过:“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应该了解它的神话。”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希腊神话中的浪漫,不正是有关民族的精神渊源么?中国神话的务实,不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么?

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这么写:“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陶渊明这首诗可看出他对传统神话的价值取向。

《山海经》中记载了“精卫填海”和“刑天争神”两则神话。前者是:“……有鸟焉……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后者是:“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精卫是只鸟,因为不甘前生溺死在东海,所以不断衔树枝要填平东海。陶渊明诗中的“微木”与“沧海”显出一组强烈悬殊的对比,衬托出了小小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与矢志靡它的决心。刑天是名武将,对抗黄帝被砍了头,却依然不放弃斗争,继续挥舞干戚示威。

陶渊明在精卫与刑天身上看到他们共有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因此加以赞颂讴歌。他所赞颂的,又岂仅是神话中的主角?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华民族的神话在在表现出这种精神,实是民族的一大光辉亮点。

否决了神话,连自家的固有精神面貌也一并否决了。因此阅读和教学神话,岂能不细心谨慎,把文明的精髓代代相传下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5/2014

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

【336】信息时代的另类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遇上了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都很高,我绝对没有浮夸。

他们一位叫余某,一位叫黄某。他们都继承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对文献的辨识与采摭都有很深的造诣。不过,他们走近古人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前者靠书籍,后者用电脑。

余某对古籍的产生与流传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他常给予我指导,告诉我在哪个领域下有哪些书籍是必看的,哪些书籍是可选择性阅读的。此外,对于书籍的版本,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滥竽充数的,他也暸若指掌,给我很好的指引,少走了不少冤枉路。在他的指导下,我在南京三年,一共花了四万令吉买书。

黄某和余某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他来我房间时,总不忘讽刺我乱花钱买书,太过奢侈。请不要误会他是不读书的人,他读的书也很多,但都是电子版的。他说他从来不花钱买书,要买的话,也只买与电脑知识有关的书籍。他的电脑知识的书籍可以叠高到天花板,却没有一本学术常用书。难得的是,他肯分享,竟然乐意把他在网上获取电子版书籍的方法倾囊传授给我。

他在网上,不但可以搜索到书籍,还有办法下载。几乎是所有我们要用上的工具书,他都网罗了。例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佛教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所有佛教辞典等,都可以在电脑上浏览。他甚至可以跟我发出挑战,只要我提得出的书名,只要给他一点儿时间,他就有办法在网上搜索到。

能够拥有这些电子版本的书籍已经很“高”了,但他还有更“高”之处。因为电子版本的图书如果只是浏览阅读还是不够的,不能充分发挥电脑科技的长处。他会编写电脑程序,把这些书籍转化为另外的版本,以便可以搜索。“搜索”是电脑科技中不可或缺的程式,有了搜索引擎,我们要使用资料就便利得多。

余某研究韩愈,黄某研究苏东坡。余某把韩愈的作品和评论韩愈的书籍都看遍,黄某则把与苏东坡相关的资料都网罗在他的电脑里,以便分析。

黄某后来决定以《东坡与佛教》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章便充分发挥了他对电脑技术的掌握:“东坡佛门交游考”和“东坡所读佛典考”。

我对黄某梳理苏东坡与佛教界人物的交游特别感兴趣。他分为两节考证,一是东坡与僧人的交往,二是列出东坡亲友中的佛教徒或对佛教有浓厚兴趣的人,并从这里衍生出去考证这些人的佛门交游。

黄某对这两项考证工作是颇为自满的,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古籍都搜遍了。而且,他还凭着自己对文献学的知识,辨识了哪些是可信的材料,哪些是不可信的材料。这一梳理,让我们知道与东坡交游的僧人,有49人属于禅宗,11人属天台宗,一人属律宗,没有单信净土宗者。在典籍方面,东坡对《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金刚经》及禅宗语录最熟悉,尤其指出的是苏东坡是《维摩经》的专家。

看人家的研究,结论还不是最重要的,看人的方法尤其有趣。黄某的搜集资料的方法,独树一帜,而且是非常专业,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本来有志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在网上开发佛教与古籍的渊源,以便后来者从事研究,可是后来竟然找不到有任何佛教单位可以支持他这方面的研究。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4/2014

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335】小学生读什么?

谈到语文教学,我们最关心的两个课题是:一,教什么;二,怎么样教。前者是教材,后者是教学法。孰者为重?我觉得是教材。

良师难求,明师更难遇。如果没有遇上好的老师,学生面对着优秀的教材,至少还可以自学。

唐代,李翰编了一本《蒙求》,是给小学生的识字课本。编写的方式是四字一句,各带出一个典故,如:“桓温奇骨,邓艾大志。杨修捷对,罗友默记。杜康造酒,苍颉制字。”一句一个典故,信息量是过高的,儿童恐怕负荷过重。

后世论及中古童蒙书籍,《蒙求》与《千字文》往往并提,可见其重要性。李翰之后,“蒙求”的体制影响甚大,纷纷编撰的书籍有《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等。

南宋教育更加普及,蒙书走入了村学。当时的教材除了《蒙求》以及失传的虞世南编写的《兔园册》之外,还有《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太公家教》与《三字训》等。《杂字》以学习单字为主,通俗易懂;《百家姓》以姓氏编篡为主,类《蒙求》;《千字文》取材广泛,有若干历史知识;《太公家教》讲述人生哲理;《三字训》后世的《三字经》一脉相承。

到了清代,西式学堂还没有兴起之前,童蒙教育以“三百千”为主。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还有为了习写诗文而学习的《千家诗》和《幼学琼林》,前者有助于帮助熟悉诗歌的格律,后者可助熟悉对仗及成语、典故。《幼学琼林》的编撰,使童蒙教育除了识字外,也注重灌输常识。

封建帝国被推翻后,教育也迎来了西式的学校式教育。这时候的语文课本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使用白话文固然是当中最主要的变化,借用教材教育儿童的用意也很明显。例如《衣服要常洗》:“我的衣服常常洗,所以很清洁。”又如《湿衣服不能穿》:“湿衣服,不能穿。穿了湿衣要生病。”《吃饭有一定的分量》:“我吃饭,有一定的分量。不多吃,也不少吃。”读起来索然无味,像《每天大便一次》就叫人发笑了:“我每天起身后,大便一次,所以身体很强健。”

不过,民国课本有好些文章写得很美的,遣词用字很讲究,读起来琅琅上口,如《秋天的野外》:“秋天的野外,杂草很多,有的开着花,有的结着果。”《秋天的鸣虫》:“翟翟翟!唧铃铃!到处有虫叫,声音很好听。”《纺纱织布》:“弹棉絮,搓棉条,纺纱、织布、做衣料。”《邮差送信》:“一个邮差,穿了绿衣,背了信袋,忙着送信。”《水和雪》:“空中的水气,遇着大冷,就变成雪。地面上的水,遇着大冷,就结成冰。”

当中有些是政治色彩过重的,如《国旗和党旗》写:“青天白日是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旗。”又如《十一月十二日》写:“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各处都开会纪念他。”更有的是企图影响新一代的,如《都买国货》:“你也买布,我也买布。不买洋货,都买国货。”类似这些把政治带入课堂的做法是引人诟病的。

走入现代,语文教材不再只是为了识字而设。您是否满意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4/2014

2014年9月5日星期五

【334】基础功要扎实

某大学开设一门新课——“小学教育研究方法”。由于课时安排不当,学生还未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便要开题,提出将要研究的课题,结果,师生都乱成一团。老师的“乱”是因为过去都要求学生做“行动研究”,而今却是“教育研究”,因此忽略了教育研究法之中还有“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学生的“乱”更是因为不懂什么是“研究”,更妄论要做“教育研究”了。因此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太大、太空、太泛,就是不科学、不明确、不重要。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事出有因。撇开课时安排的不当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向忽略理论的学习。“不注重方法”是我们的一大弱点,基础不扎实,莫说难入门,就算完成了论文也会像沙滩上用沙推成的城堡,好看却不坚实。

我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行动研究”这个较新的方法之后,才知道原来研究可以只重视内省,不计较最终的成果。确定课题,选定方法,才能展开研究,成果也因此有立足点,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不重视方法”的高等教育,也并不是在教育研究方面才有。我在马大中文系完成硕士学位后,依然不知道何谓“研究法”。感恩我的指导老师的信任和协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位。

到南京大学学习,我接触到“文献学”这个概念,才知道古代文学的研究原来不只是纯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国内常传说的“论文就是自我表述,只要你写得四平八稳,自成一家的言论就可以”的主张。

“文献学”本来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引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还包括了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学问。我在南大上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提点了一条明路:“踏入治学的道路,你们该先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提到这点 。看《四库提要》,直观的印象便是对中国的学术书籍有个认识,虽然你或许不能记下全部。此外,这也仿佛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对中国学术的分类、源流、辨证等,有个整体的介绍。你们至少得把每个部类的总序先读,然后把集部通篇详细看过。”

于是,其后的论述,都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要有凭有据的才说,不可以空口说白话。印证“文献”,同时还得注意版本的问题。一些常识如:引用书目,不可以用《四库全书》版的,因为那个不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且篡改的部分很多,影响了它的可信度;引用的书本,也要注意出版社和版次,不是所有的书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对后才出版的,新版的书籍更加要小心。引述一段文字,都要翻查原文,再三核实才行。

这一些,都是很好的训练。可惜回国后,我无法延续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术背景还是让我们对文献异常重视。

我们也明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自然也创造不同的学习环境。今人治学与古人有异:古人治学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往往可以全身心投入;今人要兼顾的事项太多,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一心一意的治学。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以这个作为借口,避开该认真做学问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立志做得最好。不严谨,我们会给学术增添许多假消息,坏文章。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4/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