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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

【53】打开教室大门

四年来,我们在国内上了55堂公开课。

所谓公开课,其实就是打开教室的大门,允许别人观看我们上课。不单止看,我们还接受观课的老师的评点,聆听他们对我们的课的看法。

我们深信,通过这样的展示、观摩和讨论,可以改进课堂教学,并进一步激发老师们反思教育的意义和目的。例如我们发现被标签为精英的学生,原来还有更大的学习空间;那些被标签为问题学生的,反而思维活跃,合作程度很高。

我们上的是阅读课,阅读的材料本来就是作者有目的性地组织起来的成篇文字,有特定的信息要传达,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个句子可以说透。所以,作为读者,阅读之后,不但要能解读作者要传达的信息,还要能够与作者对谈,说说自己读后的看法。这也不是一句话、一个句子可以说清楚的。因此,阅读课需要学生多说话。可是,当老师抛出问题时,精英往往选择沉默不回答,其他学生反而思维活跃,乐以回应。

原来精英习惯了标准答案,而且善于察颜观色,会揣摩老师心中的答案。要么就不开口,一开口便是可以获取表扬的正确答案。这恐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更不是学习的精髓所在。反之,“平民”学生没有包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频频和老师或同学交锋,甚至勇于捍卫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师善于引导,调节这些学生随意说话的毛病,对他们的学习将有更大的助益。最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学生在,课堂气氛才活跃得起来。

这个体会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更多的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头看不到,是躬行后才感受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佐藤学教授倡导“学习共同体”时,马上便起共鸣。他说:“即使一个公立学校老师教学非常精彩,只要关上大门,孩子就被私有化,教室被私有化,学校被私有化。我是不会苟同的。”只有打开教室大门,让其他老师、甚至家长进来,才能缔造一种学优汰劣、精益求精的伸展模式,开创教育的新纪元。

《星洲日报·东海岸》31/07/2016

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52】温柔的革命

三十多年前,日本一名学者做了深切的反思,改变他的教育策略,不再着重理论的阐述,也不再耽于教育措施的拟定和转变。他走向教师,进入学校,与师生一起研课、授课、探讨更有效的教学。

三十多年后,这位教授的名气越来越大,因为他的努力看到了成果。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获得了成功,改变了日本的教育形态,落实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打造了社会的学习共同体。他的影响力开始走向台湾、中国大陆、马来西亚……Lesson Study,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Open Class, 21st Century Classroom等一系列教育部推出的新概念,都源自这位教授——佐藤学。

“静悄悄的革命”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改革若要成功,不能只靠官方的努力。一个好的政策,再加上铺天盖地的施政管道,也难以换取最终的成功。“由上而下”的革命,只会换来被粉饰的成果;彰显在教育的主体上的成果,才是真正的成功。教师和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只有教师和学生的改变,才能造就一场“由下而上”的革命。

近年来,我和一群学生也加入了静悄悄的革命行列。我们北上南下,身影出现在各种教育场合,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走向国外,都在宣讲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心得。我们打造学习共同体,开办公开课,倡导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我们也逐渐明确的开创母语教育观,回归文本的阅读教学,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所到之处,都获得非常正面的回应。这是因为我们努力改变的成果是大家欣闻乐见,且信受奉行的。

我们是有意掀起革命的,因为热情需要凝聚和整合,才能发挥群策群力的力量。力量不集中,改变只是空中楼阁。革命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的。对着风车也可以打斗的唐吉珂德式的斗士,我们是一笑置之的;直接提出不赞同的,我们则欣于接受。我们要改变,当然有绝对的理由支持,所以是非常肯定我们是对的。说我们对,并不等于说别人错。教学有法无定法,我们相信多元的力量。只要本着一颗赤诚的心去做,便是好事。我们不强求方法一致。

所以我们发起的是一场温柔的革命,静悄悄的,大家可以平静接受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7/2016

2016年7月17日星期日

【51】何谓知识语言

马来学界非常强调国语作为知识语言(Bahasa Ilmu)的地位。根据国家语文局的诠释,所谓知识语言,是指可以藉它获取知识,也可以用它来传递知识。

虽然自独立以来,马来文就获得宪法保障,居于国语的地位,但具体落实到学校用以传递知识,却迟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用国语传递知识已不再面对障碍,但在于典籍的承载方面,我们的翻译工作似乎做得不够。根据韩国和本地专门研究爪夷文的学者指出,许多14-18世纪的文献都是采用爪夷文书写。这些文献若都翻译为国语,对于我国的研究该更有助益。

中文作为知识语言,由来已久。众多的文献,恐怕是我们终其一生都不能遍读的。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曾勉励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应该多看古籍,最好都浏览过。唐和之前的书,是可以读完的。”这是因为印刷术在宋代发明,书本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要再通读已经是不能的。可是,说来惭愧,作为学习中文的人,我们看过多少古代文献?

由于汉语文本身的特色,无论是承载力、兼容性、摄受力都好,中文都表现出其张力。例如科学的昌明,为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科学专业术语。即使是西方文学,中文也可以很传神的翻译过来。这还得归功于13亿中国人和2千多万的台湾人,人多好办事,质从量中求。新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这个语文获取新的知识。

言及此,我总会想起泰米尔文的情况。据报道,印度族群复杂、语言纷繁,官方语言便超过20多种。泰米尔文没有占据优势。比较之下,我们不得不顶礼膜拜秦始皇,若非他当年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方言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恐怕语言也要陷入窘境。

不管学习哪种语言,我们不该满足于它的交际功能而已,要能进一步提升到知识语言的层面去。我们要能通过这个语言,学习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也通过这个语言去传递新知识。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7/2016

2016年7月10日星期日

【50】英国怎样教国人学英语

在师范学院执教二十五载,最大的一个收获是确定了我的语文教学观——我们的华文教学法,必须要“回归母语教育”。

年前,我被委任参与审定师范两门新课程——卡达山和伊班文。两者不约而同地在16门课中编订了9门语言学课。我很好奇地问:“你们认为让老师们掌握正确的语言学知识有助提高母语能力吗?学员会不会依样画葫芦,这样受训,也就这样去教学生?请问你们的民间文学是不是有很多作品该让他们阅读?”他们对此一问也感惊讶,表示从没有想过让师范生多阅读,只想着“学语文”。

原来他们是按国语课程编订他们的课程。我去探看,国语课程也编订了超过6门语言学课。我和我们的马来文系主任谈母语该怎么教。原来他们也发现唯有多阅读才可以提高青年的母语驾驭能力。

在西方国家,“语文教育”是专指对外国人进行本民族的语文教学。我由此联想到英语是如何成为国际语言的。当年大不列颠不断扩展殖民地,兴学办校,在学校教授语文课。面对“外国人”,他们编订了一套教学法——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ESL,注重“先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学习基本语法知识,以便掌握语文规律”,于是“英语”成为一个学科,学生必须“学语文”。

英殖民地时代过去,各国学校除了教授英语外,也教本国语言。在不自觉中大家都采用了英语教学的模式。我很好奇,英美是如何教国人学英语?在网上搜索到不少资料,知道美国人的英语课有两个,一是给外国人的,称ESL,一个是给美国人的,称英语语言艺术ELA。后者专攻阅读和写作。

移居英国的友人告诉我,他的孩子读小学时,最喜欢的科目就是English Literacy。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带一本故事书回来,和家长一起看。原来,他们是让孩子们“用语文”去认识世界和人生。这就是“母语教育”的核心所在,让孩子们多用语文,而不是学语文。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7-2016

2016年7月3日星期日

【49】不要只是回答问题

引导学生充分了解火星是否有水后,老师要学生扮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人员,向一个中国游客介绍火星。老师此前做的引导非常好,学生的反应也甚佳,按理他们是可以讲述火星的特征的,可是,这时候他们却选择封口,不愿意尝试,还要求老师示范讲述。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想起一位同道分享面试的经验:面试时,主考官要求五名应征者观赏视频后,自由讲述视频的内容,话题不受限制。这样设置考题,目的是要看学生能不能寻找恰当的话题讨论,良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他人的看法做出恰当的回应。马来同学稀里哗啦的,讨论二十分钟后仍意犹未尽;华裔同学组内讨论十分钟后,便保持沉默了。

教科书告诉我们,华校向来“重读写,轻听说”。追根究底,恐怕还是应试教育使然。读写是考试项目,所以教师会多方引导;听说不考,教学上便可蜻蜓点水,有做便好。课间难得的对话机会,变成了老师问学生答,说出一个标准答案便称心如意了。即使学生说话时语句凌乱,语义不清、残缺、不完整,我们也不在意。这是听说教学中的偏差,亟待纠正。

听说教学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发表独立的见解,不要一味模仿别人说话。要做好这点,教师该多鼓励学生说话,不要习惯性地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回答老师的提问。训练过程中,要包容学生的错误,允许他们说错话。“多表扬少批评”和“多激励少指责”是重要原则。学生说话时,要有耐心听他们发言,不要轻易打断他们的思路,也不要挑剔他们口语上的毛病。先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是关键。

像上述介绍火星的设置,是很好的情境构思。学生不说教师说,这可避免胶着的尴尬,也让教师和学生成了说话训练的伙伴。教师一边说,一边引导学生补充叙述,同样可以完成听说训练的目标。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7/2016